药香岁月（9）椿庭师恩 永铭我心

真诚地呼吸（谢绝私聊）

一九七八年春，草木初萌，我怀揣着对医药事业的满腔赤诚，踏入南京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门，从此与药学结下不解之缘；二〇一八年春，春风依旧，我告别数十载的工作岗位，正式荣休，与共和国医药事业并肩同行，整整走过四十个春秋。

这四十年里，除了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在湖南湘西的会同县政府挂职锻炼两年，短暂离开医药岗位外，其余岁月，生命轨迹始终被淡淡药香紧紧缠绕，从未疏离。先后在七家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履职，从教学育人、科研攻关，到药品生产、市场流通，再到质量检验、行业监管，工作遍及医药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将一生心血都倾注给了挚爱的医药事业。

故此，在我家中，静静地安放着一只老旧的箱子，里面珍藏着我不同的学位证、毕业证、职称证、任命书、聘任书，还有各类沉甸甸的荣誉证书。它们如同一块封存了四十年医药生涯的琥珀，边角已被岁月浸染成温润的米黄，可指尖抚过，依旧能清晰触摸到当年笔尖划过纸面的滚烫温度。而在众多证书中，一九八二年一月由南京药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始终被我置于箱中最显眼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共和国首批学士学位证书，是我一生最珍视的荣光，更因为这本证书的签发人，是被药学界誉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彭司勋院士。每每开箱，我总会小心翼翼捧起它，细细默读，微微泛黄的纸页间，作为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的彭先生，那遒劲洒脱的签名，如同一簇不灭的火种，总能瞬间让先生的身影跃然眼前。在我心中，他如高山般巍峨仰止，更如椿庭般温厚可亲，他是我一生敬仰的恩师，更似我难以割舍的长辈亲人。

一九一九年，彭先生出生于我们湖南湘西保靖县的一个书香门第。那是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一九三八年，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年轻的彭司勋怀揣“求学救国”的理想，历经艰险奔赴重庆，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求学之路异常艰苦，他住简陋大通铺，吃陈年糙米饭，甚至在空袭警报声中仍坚持上课。正是这段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磨砺，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让他早早立下“兴药报国”的终生志向。

一九四八年，他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马里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五零年，他获得哥伦比亚硕士学位之际，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面对导师的恳切挽留与美国优渥的科研条件，他毅然选择归国。“作为海外学子，唯有知识可以报国，我辈当义无反顾！”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写照。尽管归国之路遭到美国当局重重阻挠，他仍冲破封锁，于一九五零年回到祖国怀抱，投身百废待兴的药学事业。

也正因这份赤子之心，彭司勋院士成为中国药物化学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人。回国后，他深知新中国最缺的是药学人才与学科根基，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与科研。早在一九五九年，他便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药物化学》统编教材，从无到有搭建起学科框架，确立“精、新、活”的教学原则，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药物化学专业人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药学人。他参与创建中国化学制药专业，长期担任学术带头人，确立了该学科在国家科研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是衔接国立药专荣光与现代药学教育的关键桥梁，是母校南京药学院的重要奠基人，更是万千药学人心目中的定海神针。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亲自参与全国药学专业的学位设置、质量评估与发展规划；他深耕心血管药物研究成果卓著，他创办《药学教育》等核心期刊，引领学术风向。他是中国药学界一代宗师、学科泰斗，是现代药学事业不可或缺的奠基者与领路人。

先生既是我的药大前辈，又是我的湘人长辈，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还是我在南京药学院结识的第一位药学大师。只是，我与先生的初遇，并非在课堂，而是源于一次年少鲁莽的相撞。

彼时的我们七七级学子，对知识的渴求近乎贪婪。踏入校园，便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头扎进学习，无半分倦怠。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每日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是常态，图书馆抢座更是当年一道独特风景。

记得是大二的一个秋日下午，为了抢占座位，我早早地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腋下还夹着几本讲义和笔记本，向图书馆疾驰奔去，就在图书馆石阶上，我一脚踩空，踉跄着向前扑去，一头撞在正从大门走出来的一位老人身上。

老人手中的书本“哐当”落地，我的讲义、笔记本也散落一地，狼狈不堪。就在我即将摔倒之际，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稳稳扶住了我，扶稳我后，他又弯腰帮我拾起散落的讲义和笔记本，递还给我后，轻拍我的肩：“同学，不要急，慢慢走，小心点。”

我一心只想着抢座，红着脸匆匆道了歉，便急忙跑进图书馆。刚走几步，身后传来一声恭敬问候：“彭院长好！”

彭院长？我猛地顿住，回身追问旁人，才知那位温和长者，正是彭司勋教授。

那一刻，我如遭雷击，血液仿佛凝固，双腿像灌了铅般钉在原地。望着身着灰白色中山装的先生那在阳光下远去的背影，他既如药学殿堂的丰碑般令人敬畏，又如父辈般温暖绵长。强烈的自责与愧疚，重重砸在心头。

不久后一个秋日暖阳的午后，我在图书馆前林荫道再次遇见先生。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我忐忑又激动，上前怯生生问好。先生愣了一下，随即温和一笑：“你好，你是那天差点撞到我的同学吧？”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连连道歉。先生却呵呵一笑：“没事，以后多注意就好。你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不是江苏本地人吧？”，我紧张地答道“我是七七级三班的，湖南人”。得知我是湖南学生，先生格外高兴，说自己也是湘西保靖人。家乡人拉近了距离，我们像父子般聊了起来，我心中的紧张与忐忑一扫而空。从那时起，这位在我心中如神祇般的一代宗师，既有着高山仰止的威严，更有着椿庭般的温厚可亲。

自那回图书馆前的闲谈过后，校园里的偶遇便成了我求学时光里藏在书页间的温柔惊喜，我得知先生经常会去实验室指导弟子的科研与实验，我就不时去药化实验楼转转，得益于小院大学的精致紧密，我常能在这些熟悉的地方，与先生不期而遇，每一次闲谈，都满是长辈独有的温情，刻在年少求学的记忆里。

每次相遇我躬身问好，先生抬头便漾开温和的笑意，有时会细细问我近日课程听得是否吃力，叮嘱我基础知识点务必扎牢，切莫急于求成。有时会自然地说起故土：“家乡的梯田应该该春耕了” ”保靖的茶叶，还是旧时的清苦滋味吧？”他操着略带湘西乡音的普通话，眉眼间满是对故土的惦念。有时先生会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珍惜时光，学好专业，将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有时先生见了我，还会主动停下脚步，问我考试复习是否顺利，有没有遇到难解的知识点……，这些散落在校园四季里的偶遇与闲谈，没有高深的学术说教，没有庄重的师长训诫，全是家常般的问候与真切的关怀，全然没有学界泰斗的疏离，倒像自家久别重逢的长辈，温柔又亲切。先生的温厚与慈爱，就这样一点点融进我整个大学时光，也让我对他的敬仰，愈发深沉真切。这种跨越同乡长辈的师生情的温情，让我心底满是滚烫的暖意

直到大三，我才第一次端坐在梯形大教室，聆听先生讲授药物化学导论。得知先生上课，我早早占了中间的好位置。

先生依旧身着洗旧的灰白中山装，身形清癯，步履稳健。一进教室，喧闹瞬间归于寂静，那不是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他讲课不疾不徐，却字字千金；板书漂亮工整，逻辑严密如行云流水。我们基础薄弱，只能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生怕漏过一字一句。

先生平日话不多，却眼神清亮、气质儒雅。老师们告诉我，先生坚持每天去实验室，手把手指导弟子的实验和科研。“做药先做人”的教诲，影响了无数后辈。他虽未直接指导过我们的实验，但我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先生对实验要求极严，稍有偏差便要求重做，却从不大声呵斥，只轻声一句：“药学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含糊。”话语虽轻，分量却重，如雷贯耳，刻进每个人心底。

在科研领域，先生更是敢为人先。他敏锐地指出，中国药学不能永远停留在仿制，必须走向创制。从合成抗癌药“六甲密胺”，到晚年潜心心脑血管药物研究，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合物“86017”，他始终站在科研前沿。他大力倡导利用中草药有效成分进行结构优化，为中国新药研发指明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在全国药学圈，先生是公认的“药物化学的一面旗帜”。后来许多院士、校长、所长，都是他的学生或受其教诲，业内尊称“彭公”“彭先生”。他身居副院长之位、泰斗之尊，办公室却始终只有一桌一椅一书柜，简朴至极。逢年过节，他挂念的不是个人安逸，而是学科发展，是像我们七七级这样的普通学子的前程。

离开校园后，我再次见到先生，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中国药科大学校友会成立后的首届理事会上。会议尾声，先生专程来看望大家。虽已年过九旬、视力不佳，却依旧精神矍铄、兴致高昂，对校友会工作寄予厚望，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最后一次相见，是二零一六年建校八十周年庆典。盛会在江宁新校区体育馆举行，刘延东副总理发来贺电，各级领导、海内外不少知名药学院校的院校长、院士专家齐聚。当介绍到年近百岁的彭司勋院士时，全场响起最长久、最热烈的掌声。很幸运，我作为校友嘉宾在主席台就座，也就找了机会，激动地走上前与先生握手。未曾想，这竟是此生最后一面、最后一握。

年近百岁的彭司勋院士出席中国药科大学八十周年庆典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南京寒风凛冽，中国药学界巨星悄然陨落。彭司勋院士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享年一百岁。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苏湘两省省委省政府及中国工程院、九三学社中央等单位纷纷敬献花圈。由于生病，未能赴南京参加先生的追悼会，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先生以百年光阴，践行了“精业济群，兴药报国”的铮铮誓言，精神至今仍在母校校园回荡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恩浩荡，永铭心腑。

先生是我高山仰止的大师，更似我亲如家人的长辈。那本泛黄的学位证书，那缕不散的药香，那段温暖的师生情，将伴我余生，岁岁不忘。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清明假日，谨以此文，缅怀情似椿庭的恩师彭司勋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