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清明祭

草根下的微音

黑色清明祭

黄东昌于2026年4月6日农历二月十九星期一初稿

今年的清明，注定是我生命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清明节前五天，3月31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劳作日子。上午十点四十分左右，我在地里挥刀斩草干活时，刀刃突然偏离了方向，狠狠落在我左手腕上。那一瞬间，我没有感觉到痛，只看见血像决了堤的河水，喷涌而出，红得刺眼。我下意识捂住伤口，血从指缝间往外冒，温热、黏腻，带着生命流逝的触感。我咬着牙赶回家中，好在弟妇和堂侄还在家里。弟妇慌忙翻出两瓶云南白药和医用胶带，手忙脚乱地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止血。堂侄二话不说，发动车子送我去医院。先去了原新乐镇的中心医院（现已并入附城街道），医生只看了一眼，见我伤得不轻，怕伤了筋骨，立刻摆手让我转去市里的三甲医院。堂侄又调转车头，直奔罗定市中医院。

我被送进罗定市中医院时，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上的车。急诊清创、缝合手术、住院观察四天——医生说我运气好，再深一点，这只手就废了。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却只惦记着一件事：清明节快到了，入罗开基始祖的祭祀日清明快到了。年轻时在外谋生，很少回来祭祖，今年是我退休的第二年，也是退休后第二次参与祭拜活动。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要好好在祖宗面前磕个头。可谁知天意难违，命中的劫难，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如约而至。

4月3日我出院回家。左手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线还没拆，手指稍微用点力，伤口就扯着疼。4月4日我二子成明从广州赶回来，见我裹着纱布的手，皱了皱眉，没说话。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也知道拦不住我。干脆沉默不语。

　　4月5日清晨，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又没下下来。我带着儿子去了本村的开基始祖宅，也去了天策大岗的入罗开基始祖宅。既然上不了山，不能为先祖的坟墓除草培土、实地拜祭，那至少要在祖宅里上一炷香。我右手举着香，左手垂在身侧不敢动弹，对着先祖牌位深深鞠躬。烟雾缭绕中，我默念着告罪的话：今年不能上山了，莫怪莫怪。儿子安静地跟在身后行礼。做完这一切，大约上午八点三十分，我们便匆匆驱车返回广州。

三百多公里的路，我靠在副驾驶座上，左手搁在扶手上，隐隐作痛。车子驶入广州地界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刚到家，手机就响了。是乡下母亲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低沉：“你十五叔走了，是今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那正是我在高速路上奔波的时辰。我在回家的途中，先祖在那边接走了一位老人。同一片天空下，生与死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交错而过。十五叔是我们支脉的老叔。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他的样子：黑瘦的脸，笑起来眼角堆满深深的皱纹，总爱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年轻时每年清明上山祭祖，他总是最勤快的一个，一边走一边给我们指点哪座坟是哪一辈的祖先。他走了。以前这个清明，他在山上为祖先清理坟茔的时候是多么勤快，今年的清明自己却倒在了这一天。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堂弟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所有在山上搞祭祀活动的人都在赶回来了。大家放下手中的香烛、锄头和祭品，从各个山头奔回来，为一个刚刚离去的人处理后事。而三百多公里之外的我，左手缠着纱布，线未拆，血未愈，刚刚踏进家门，连车都还没来得及熄火。

三百多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可我知道，我回不去了。身上的伤不允许我连夜赶路。医生嘱咐过：伤口不能剧烈活动，不能沾水，不能用力，不能……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忙碌和哭泣，只能对着堂弟说了一句：“节哀顺变。”这四个字轻飘飘的，连我自己都觉得虚伪。可除了这四个字，我还能说什么？挂了电话，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儿子在旁边没敢出声。窗外的广州灯火通明，而我心里只映着乡下的那一盏灵前的烛火。这个清明，我没有上山为祖先扫墓，没有在十五叔最后的日子里送他一程，甚至连他的葬礼都无法参加。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可今年的清明，断魂的不是路上的行人，而是我这个身在异乡、手上有伤、心中有愧的归不得之人。

我想起小时候跟着十五叔上山祭祖的情景。他总是背着一把锄头，走在最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回头喊：“跟紧了，别掉队。”那时山上的路不好走，杂草丛生，他一个人在前面挥锄开路，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泥土里。到了坟前，他带着我们除草、培土、摆祭品、烧纸钱，一样不落。他说，祖宗在看着呢，不能马虎。

今年，祖宗确实在看着。看着我们这一支脉的人在山上奔走，看着十五叔倒在这一天，看着我这个不肖子孙在广州束手无策。

我把左手举到眼前，纱布下面是一条缝了针的伤口。它像一条丑陋的蜈蚣趴在我的手腕上，无声地提醒着我：你连烧纸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清明，没有细雨纷纷的诗意，只有鲜血、伤痛、死亡和遗憾。我无法为十五叔献上一注清香，无法在他的灵前磕一个头，无法在出殡那天扶一扶他的棺木。我能做的，只有在这三百公里外的城市里，面朝乡下的方向，在心里默默说一句：十五叔，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