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而生）茶缘人生

有龙则灵

父亲离去已经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的时间足够长，能让许多人和事被淡忘。可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处事，依旧是那么的清晰。

父亲一九二一年出生在杭州萧山的一个小村庄，家境贫寒，爷爷因病早逝，留下家徒四壁的屋子和稚儿寡母，那一年父亲才十岁。

奶奶为偿还巨额债务，背井离乡到杭州给人帮佣。父亲成为东家店中的童工，十三岁去印刷厂做学徒，十六岁开始学习制茶，从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父亲用八年时间，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到分厂厂长，与此同时，只读过三年私塾的父亲通过自学，掌握全套制茶技术以及配套的文化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政府官员忙于“劫收”，处于大后方的恩施茶厂关闭，父亲失业后夫妻一起回老家务农……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父亲随后进入杭州茶厂工作。一九五八年在杭州茶厂任农艺师的父亲应县政府邀请，为了心爱的茶叶事业，辞别妻儿老小，孤身来到穷山僻壤的淳安，从工厂选址到设备安装、从工艺文件到工人培训，无不亲历亲为，几乎是一己之力，在荒山野岭中托起一家现代化精制茶厂。

为表彰父亲的工作成绩，父亲作为工业战线的代表，成为淳安县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县政府还特批工资从技术十级提到九级。

在工厂，父亲没有一官半职，却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粗茶收购和质量定级上一言九鼎，在工厂生产和质量管理有很大的话语权。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父亲的存在挡了有些人的道，尤其是收购茶叶时对质量分级严格管控，断了一些人的财路。

一九六六年动乱初起，父亲蒙受不白之冤，除了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高帽子上台批斗，还被押送到县城游街，受尽屈辱。更有甚者，那些人扣发父亲工资、让他下放车间，美其名为劳动改造……

在政治生命胜过一切的年代，父亲几乎陷入绝境。直到一九七一年老干部复出，在他们的关注下，推翻了强加在身上的罪名，父亲回到技术科工作。然而没完没了的运动还在继续，那些热衷于政治的人依旧把持着权力，父亲被打入冷宫。

父亲不理解为什么茶叶质量下降，制茶标准混乱没有人关心，对浙江名茶传统工艺失传感到痛心疾首，对工厂的技术质量管理中的种种乱象，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逆境中的他有心无力，只能默默关注茶叶产业的现状，思考茶叶生产及质量的问题和对策。

也许是老天不愿意让一个把茶叶作为毕生追求的人就此谢幕，一九八一年父亲遇到了伯乐。省土特产公司一把手了解父亲情况后，克服阻力、力排众议，把临近退休的父亲调到省公司，并委以重任。

由于体制的原因和淳安茶厂不配合，调动起初很不顺利。省公司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调一个即将退休的人进公司得不偿失，淳安茶厂更是担心父亲上调后干出成绩打他们的脸。

所有阻力在一把手强势介入下冰雪消融，从借调到正式关系调入即刻生效。有一句话说得好：“天助自助之人！”父亲到省公司后，不顾自己年近花甲，跑遍了浙江规模以上的茶厂，对全省茶叶生产及制作摸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措施。

在领导支持下，父亲以自己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实践经验自编教材且担任讲师，在全省各地连续办了多期培训班，宣讲茶叶生产的质量管理和标准，主持修订了浙江名茶（眉茶、珠茶）的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为浙江的茶叶系统的人才培养和生产质量提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此期间，父亲通过评审，成为高级工程师。

在省公司的工作岗位上，父亲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领导要求下一再推迟退休，直到六十六岁才正式办理手续。

办完手续的当天晚上，得到消息的宁波土特产公司领导登门拜访，邀请父亲出任公司顾问兼总工程师。放不下对茶的牵挂，父亲在感受到对方诚意后，不顾自己的年龄，再次单身赴外地工作。

年近古稀的父亲辗转在宁波和余姚生产基地之间，抓产品质量和技术把关，对年轻人传帮带，希望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传承下去。

如同老树开出新花，父亲的人生迎来第二春。一直到二零零一年，八十高龄的父亲才离开工作岗位回到杭州。

纵观父亲的一生，起点之低，坎坷之多异于常人，但是逆境之下，他从未轻易言弃。父亲学茶、制茶、知茶、爱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深深融入了父亲的血液和灵魂。

父亲就像一株长在山野中的茶树，历经风霜雨雪、日晒雨淋，依旧迎风而长、向阳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