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绿色的军大衣

张思齐

陈家湾纪事（四）

　　表格上的那一栏

我的青少年时代全部在家乡四川省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度过。只有一年例外，即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那一年我在涪陵度过。

1962年5月的一天，我一如往常，早早就到了隆化第一小学校。在穿过教学楼二楼走廊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把我叫住了。他异常亲切地和我谈了好一会儿话，大大地夸奖了我品学兼优。我甚感惶惑，这不是应该的吗？李老师话锋一转，非常迟疑地对我说：思齐同学，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当班长了，上面有规定。我眼睛里噙着晶莹的泪花，缓缓地走进教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嘀铃铃，上课的电铃响了。

起立！我大喊一声，最后一次履行五二班（五年级二班）班长的职责。

接着，班主任李老师宣布了决定：张思齐同学从今天起不再担任班长。他的小组长和少先队小队长职务仍然保留。

那一天我恰好满十二周岁，是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们那里叫做读十册）的学生。

这一幕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我的学籍表上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成分是：地主。

地主成分，这影响了我上大二之前的整个人生。现今七十余岁的人们，不难想见，我的初中生活，我的文革年代，我的知青岁月，都是怎么过来的！

在我的家乡南川县，国家干部的子女填写家庭出身有两种情况。其一，领导干部的孩子填写的成分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他们按照父母亲的个人成分填写。其二，技术干部，如医生、护士、教师、职员、技术员、工程师等的子女填写的成分要么是地主，要么是资本家。他们按照祖父母的个人成分填写。据说，大西南云贵川等地均如此。据说，全国还有不少省份也如此。

不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填写“革命干部”成分的也遭殃了，说他们不老实，说他们隐瞒阶级出身。他们的阶级成分也改成地主或资本家了。我的那些中小学同学，大凡家庭和我类似的，莫不如此。

表格上的家庭出身那一栏，好可怕啊。

　　春雷一声滚滚来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那时，我在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念一年级第二学期。重庆师院位于沙坪坝的陈家湾。由于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故而迟至于1978年3月中旬才入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啦！春雷一声滚滚来！

重庆师院迅疾召开全校大会。会场是学生食堂。会上做了两件事情。首先，王厚溥书记做政治报告，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接着，王德裕院长做工作部署。马上做两件事情。第一，销毁学生档案中的黑材料。第二，在保卫科干部的指导下重新填写学生登记表（学籍表）。

重庆师范大学陈家湾校区

原重庆师范学院的所在地

　　池塘边的那缕烟

全校大会后的第二周星期四下午，在重庆师院荷花池的旁边公开进行销毁黑材料的工作。具体工作由保卫科的干部们负责处理。整个过程允许观看。我泡图书馆去了，没有到场。有些感兴趣的同学去看了。所谓黑材料，大多数是告状信。那些“出身不好”的人考上大学后，有些人，比如，曾经的阴险的同事、看不得别人好的邻居、乃至某些榆木脑袋的干部，他们想不通，接受不了飞速变化中的现实，于是就写信给重庆师院的政工部门或领导，揭发新生的“问题”。绝大部分问题关系阶级成分。比如，家庭出身，某学生的某亲戚是反革命，或被劳改过，或是台属，或有海外关系等，不一而足。

这些黑材料都被焚烧了。保卫科的干部们，手持长长的竹竿，搅动燃烧的纸页，以便将黑材料彻底销毁干净。池塘边的那缕烟缓缓飞上天空，送走了恐怖。地上的那些灰烬统统扫进池塘，融入了水中。

我的本科毕业证书

　　重填学生登记表

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由校保卫科派出工作人员，逐系指导，分批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外语系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星期四的晚自习时间进行。那天晚上，系党总支书记和辅导员都来了。保卫科的周科长亲自指导我们重新填写学生登记表。周科长，军转女干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辅导员薛老师，也是军转干部，三十多岁，他在部队时是连长。薛老师先把旧登记表发给我们，叫我们细致看一看。周科长把新登记表发给我们，叫我们先用铅笔填写，而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两栏，大家先不忙填写，待她走到大家的座位前的时候再填写。实际上有问题的学生并不多。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同学们很快就填写好了。

周科长走到我的座位前，她说：

—— 我们审查了全部学生档案。和你类似的全校有五十来人。你的情况我们科里研究过，我们还作为突出的例子向院党委做了汇报。我们调阅了你的政审材料。你的父亲从解放初期起就是历届人民代表、后来做政协副主席，你母亲解放初期担任青干班教员，你本人入学前是中学教研组长、先进教师。

—— 成分怎么填呢？旧登记表上的成分是地主。新登记表，我不敢写。我战战兢兢地说。

周科长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大号的金星钢笔，用她那有力的握过钢枪的手，在我的登记表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写了四个小手指头般大小的字：革命干部。

我抬头看了周科长一眼。她一米七左右，这在四川女子中很不多见。她一双丹凤眼，眉毛浓又黑。她十分稳重，健康优雅，英姿勃勃。她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

我的学士学位证书

江船买酒白云边

1982年元月4日，我从重庆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涪陵师范学院，今长江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我是该外语系的六名创始人之一。我在籍涪陵师专十二年，担任外语系副主任（主持工作）六年。其间，1984年至1987年，我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攻读近现代英美文学专业，毕业时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至1992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毕业时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元月19日，我调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感受到“江船买酒白云边”的快意。

我首先去武汉大学人事处，递交调动材料。办事员是一位来自东北的中年女性，她叫井霞。她十分稳重，十分优雅，十分美丽。

——好啦，我这里的事情就办完了！井霞说。

天下的机关办事员恐怕都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专门打人麻烦。我当过多年的系主任，我太了解他们了。井霞居然不打人麻烦！我好生诧异！

我又去保卫处，递交户口迁移证等材料。窗口后面坐着一位中年女性，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她一米七左右，这在武汉女子中相当常见。她一双丹凤眼，眉毛浓又黑。她十分稳重，健康优雅，英姿勃勃。她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她显然是一位军转干部。

武大保卫处的这位女干部，简直就是重师保卫科当年的那位周科长啊！

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事！

她十分友好，待我如战友一般。我惊呆了。我惶惶恐恐。

　　两位武大女干部

井霞，后来任武大老干处处长。老干处，后来改称离退休工作处。井霞，在离退休工作处担任处长，后来改任调研员。我原本以为，处长退居二线，就“转”为调研员。其实，不是这样的。武汉大学有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好几千人，退居二线能否当上调研员，要经过考核和评定，竞争激烈，还要公示。井霞当上了调研员！

2010年，我退休。从那一年起，武汉大学实行新规：教授一律六十周岁退休，院士一律七十周岁退休。退休是突然宣布的，目的是为了学校的整体发展。教授的职数多了，大家的收入就低。收入低了，不利于引进人才。因为我2011年还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一名是从美国南加州大学考来的学生，所以我实际上任教至2017年7月，尽义务。

前几年，井霞也退休了。退休前，她被评为全校优秀处级干部。一份很不容易获得的荣誉！在珞珈山的环山路上，我偶尔遇到过井霞，她还是那么美丽，走路的姿势优雅，背影楚楚动人。她那一双搭拉在背上的辫子还是那么粗壮，只是大半头发都白了。其实，井霞夫妇只比我稍微早些调入武大。她的丈夫学管理学，属于教师，是个学者，与我为“同类项”。难怪，她不打人麻烦。

前几年，保卫处的那位军转女干部也退休了。我在路上经常碰到她。原来，她是我的邻居。她家隔我只有一栋房子。我至今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至今不知道我的大学经历。路上偶遇时，我们会友善地点点头。她呢，从每年的十二月末到次年的四月初，总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

　　草绿色的军大衣

1994年元月19日，我调入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我穿的是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那件军大衣是父亲送给我的。他在家乡担任政协副主席的十多年里，每年冬天总穿一件军大衣。那件军大衣是四川省南川县（后南川市，今重庆市南川区）武装部部长送给我父亲的。这是因为，武装部长读高中的时候我父亲教过他。几十年了，父亲送给我的军大衣破旧了。我舍不得丢，每年都拿出来，放在床上。我没有午睡的习惯。不过，中午偶尔也会打个盹。那时，我把军大衣搭在身上。

去年，我网购了一件军大衣。

冬天我喜欢穿军大衣。军大衣方便，实在，往身上一披就不冷了。

初春，我喜欢穿军大衣。

我喜欢穿军大衣。每当我穿上草绿色的军大衣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我就想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她犹如春雷一声滚滚来，在我的心中回响。

（首图来自网络，其余为实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