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主任老师

心平气和费佑义

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七年春，我十四岁，正就读于滦县麻湾坨小学六年级。我的班主任，是来自百里的唐山市郊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袁庆瑞老师。几年来，他兢兢业业，为人师表，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是一位深受师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一天上午，袁老师给同学们上算术课时，蒙受冤屈之祸降临其身。

记得很清楚，上课了，老师首先在黑板上写出了一道算术应用题。写完后他转过身来，面对一个学习较差的同学说：“费卫国同学，这道题由你到黑板来做。”他听后看了看题，皱了皱眉头，磨磨蹭蹭地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开始做题。这题很简单，我和其他同学，都觉得做这题轻而易举。可他因题做错，当转过身时，立刻引起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

老师没有笑，而是态度严肃，手拿讲棍贴着他的前胸，示意他转过身去：“你这题做得对吗？你再检查一下……还没等老师说完，这个同学也许是面对同学的嘲笑，感到尴尬有失脸面，于是故意找岔，不但没回头检查，反而痛哭流涕，无中生有地说：“好哇，你敢用讲棍打我，我回家告诉我妈去！”还没容老师解释，他便冲出教室，老师担心他的母亲跑来会引起轩然大波，急忙呼喊他快回来，可他头也不回地跑出校门。

没过多长时间，老师担心之事还是如期而至。只见费卫国的母亲满脸煞气，怒气冲冲地闯进教室，指着袁老师凶神恶煞般地吼道：“姓袁的，你这个“臭老九”，竟敢在文革期间，用讲棍体罚我的孩子，你也太目中无人、胆大包天了！”老师脸色苍白，忙开口解释：“我没打呀……她不容分辩，强词夺理瞪着眼睛：“我儿子被你打得哭泣着跑回家来，还说没打，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见此情形，我感到老师很冤枉、很委屈，实在听不下去，迅速站起身来，柔中带钢地说：“这位大婶，老师没打费卫国同学。”我指了指黑板上的算术题接着说：“你看，这是老师让你儿子做的题，他做完没检查就转过身来，大家都看出题做错了，老师便用讲棍贴着他的胸脯，示意他转过身来检查一下，可你儿子不但没转过身来，反而哭着说老师用讲棍打他了，你想想，讲棍贴身，这能算打他吗？……

当我说到这，同学们也都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对，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老师确实没打他！”有位同学冷嘲热讽地说：“你儿子的哭哪是打得，分明是题做错自己臊的！”待同学们安静下来，我又接着说：”大婶，现在是特殊时期，你单听儿子一面之词，平白无故地冤枉老师，这不是将老师往火坑里推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说话办事要凭良心！”她听后不但不幡然悔悟，反而指着袁老师，咬牙切齿地说：“你等着，有你的好果子吃！”

到了77年年底，文革运动已向纵深发展。我村以费卫国父亲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拉帮结派，乱扣帽子，任意游街、擅自批斗戴帽之人。学校更是乱作一团。成立了文革小组，全公社一百多名老师，汇聚到我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子报、大辩论已成为一种时尚。我的班主任袁老师，因费卫国的母亲无事生非，到校无理取闹，被群众揭发检举，无中生有地被扣上体罚学生的帽子，打成了坏分子。任他百般分辩解释，都无济于事。可怜的袁老师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

我的袁老师，以莫须有的罪名成为“坏分子”，含冤驱赶上“楼”。上“楼”的不止袁老师一人，还有五名本公社老师。他们被管控在一起。平时除了写检查、小会批大会斗，还要承受本公社各村造反派组织的任意批斗。造反派隔三差五地闯进学校，随便揪出一个上“楼”的老师，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时髦口号，肆无忌惮地乱批乱斗，侮辱人格。那时，因停课闹革命，我和学校附近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逗留观望。偶有所见，令人作呕。

记得有一次星期日下午，在校的老师回家休息，我独自一人在校园玩双杠。正感兴趣，忽听门外传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随后走进一群臂带红袖章，手拿红宝书，以费卫国父亲为首的本村造反派组织，我近前一看，里面还有手拿棍子的费卫国同学和他母亲。我大吃一惊，怎么批斗还手拿木棍，莫非他……看来为保老师不受屈辱，需警惕他做出过激之事。造反派们也许早知六位老师的居室，喊着口号直奔一间简陋的房间，头头面对房间高声喊叫：“姓袁的，快出来！”毫无疑问，袁老师惨遭批斗之苦，又要降临其身！

待失去昔日风采的袁老师走出屋门，立刻被一人拽到造反派中间，随后齐声振臂高呼：“打倒坏分子袁庆瑞！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待口号停下，只见费卫国母亲，手拿写好的大字报和纸糊的大高帽，耀武扬威地走到袁老师面前：“姓袁的，低下头来！”随后将一米多高的大高帽扣在老师头上，又将黄纸黑字的大字报贴满全身。她不但侮辱人格，还恬不知耻地说：“姓袁的，这就是你体罚学生应得的下场！同志们，批斗开始！”

话音刚落，还没容大人们开口批斗，儿子费卫国，手提木棍抢先走到袁老师面前，不动声色地举起木棍就要打。我因早有提防，见此情形，快步流星跑了过去，手疾眼快地攥住了落下的木棍，护住了老师。义正词严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凭什么乱打无辜？”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冤有头债有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打我，我就打他。”

听罢此言，我强压怒火没和他分辩，只是轻言软语地说：“费卫国同学，面对你的父母，叔叔大爷们，你问心无愧、实事求是地讲，那天老师真的用讲棍打你了吗？”他瞬间满脸通红，迟疑了一会，没吭声摇了摇头。我趁热打铁接着说：“没打就不要歪曲事实坑害老师。你看着，咱们的老师，原本血气方刚，就因你的流言蜚语，被折腾成什么模样？难道你就不觉得愧疚，不感到对不起为我们学好文化，呕心沥血的老师吗！”

说到这儿，我抬头看看弯着腰，低着头的老师，虽然看不清脸孔，但眼角淌下的泪水却让人一目了然！一九六八年初，我的老师因被判定“坏分子”而被学校开除，我得知消息后，发自内心的同情惋惜老师。就在他临走之时，我去了他那，想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正在收拾东西的老师连忙停下手来，笑脸相迎：“太好了，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没想到你会不请自来，梦幻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也和您一样啊，很想最后看一眼我最尊重的班主任老师。”我看了一眼已经打好的行装，忙问：“老师，您这就要走？”“是啊，今天就坐十点的公交车回唐山务农。”我拉着老师的手，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说：“老师，我舍不得你离开呀！您就这样问心无愧地被开除，太委屈、太冤枉了！”“谢谢你的理解与同情。在这法治不健全的动乱年代，全国类似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我坚信，将来总会给予纠正，还一个公正的答复，也许还会重登教书育人的讲台！”

说到这，老师看了看手表，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我：“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友义，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品学兼优，敢于伸张正义，明辨是非的优秀学生。可因停课闹革命，已经荒废了将近一年的宝贵时间，我相信，总会有复课返校的一天。记住老师的话：到时你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走了，再见！”

望着老师渐行渐远的身影，想起刚才句句重千斤的叮嘱，我的眼睛潮湿了，默默无闻地流下了眼泪，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