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其

父亲

小学刚毕业父亲就断断续续对我叙过家事：我的老家在湄潭县杨家坪黄鱼泉，名曰黄鱼泉真正的黄鱼并不多。那一带有夹在绵延数里山间的大小常年不干的涌泉几十眼，山下的清江就靠那一带无数这样的涌泉供着，清澈的涧溪还供着依河而生不旱不涝的数百亩良田，是为湄潭一方富庶鱼米之乡。

我家是这数百亩良田中数十亩的拥有者，江边滩涂上，涧溪两侧山弯里的肥田几乎被我家占完，每年四五百担谷子入仓，养了我爷爷一辈四五家人。我父亲在几家小孩中排行老大，十六七个第妹称他大哥，从小大家在一起读私塾，父亲成绩最好，先生说他考县公立中学完全没问题。一九三七年底浙江大学南迁遵义，四〇年在湄潭办附中，由于面向全国招生，（兵慌马乱参考者还是贵州人多）考录自然很难，附中师资紧张，宁缺勿烂的招生原则更加严慬，时年十二岁的父亲报着试的心态，居然考上了，这在当时引起较大轰动，他与另一永兴镇获录考生被喻为占了湄潭“半壁江山”的少年秀才。考上是一回事，读不读得起是另一回事，一些成绩达到录取线的贫家子第只能望校兴叹，我父亲是既考上了又读得起的一类，骄傲而荣光的爷爷为此办了酒宴，四乡八里沾亲带故的都来贺喜，据说爷爷还赞助附中一些银两，父亲使爷爷在那一带昂首挺胸了很久。

抗战快结束时，浙大连附中一起回迁，原则要求学生跟读，父亲没去，一是害怕战乱，二是家景大不如前，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全部染上鸦片烟瘾，富裕之家顿时变得贫穷，甚至到了卖田佘吸的地步，叔叔还干提前卖谷（将来年的稻谷产量低估贱卖）的勾当，就两年，爷爷家徒四壁，靠剩下几亩薄田吊命。父亲自然就断了给养，无盘缠怎么去浙江，无奈只好在本省考，浙大附中的教学质量即便战争时期也堪称一流，父亲在高中就能熟读英语课文和一些简单英语报刊，一九四六年，文理双优的他考上贵州农学院生物系（时属西南联大），家中既已无力支付学费，只能求助于我母亲（那时父母已定婚），母亲家并不富裕，但当时能考上大学的学子凤毛麟角，母亲是连挤带省加催要（向爷爷），勉强保住父亲学费。在校期间父亲思想活跃，政治热情也高，大二参加三青团，不到一年又转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心怀抱负的他对教育救国深信不疑。在多次劝说颓废家庭中的爷爷奶奶和不思戒毒的第、妹无果的事实面前，失望使他立志学成他就，这样紧巴巴读完四年大学，毕业时正好贵州解放，五〇年父亲参加土改。这时的黄鱼泉老家已经每况愈下，爷爷被划为地主，家族田地被分，人被追打，爷爷很快病死，姑姑嫁给母亲所在的杨家山菜园子一贫农生产队长，接着，母亲和叔叔也跟了去，不久杨家坪修水库，黄鱼泉一带良田被淹大半，鱼米之乡消失殆尽。

土改工作一年，父亲到了遵义师范（现遵义师院）任教，不久任初级部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初，贵州教育落后，大学生屈指可数，遵义地区务川等边远县没有中学或者有中学因师资严重不足而无高中，当时考取高中得步行到百多里外的凤岗湄潭遵义驻读，普及建全县办中学是上级教育部门的迫切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二年，父亲被派往务川中学，没公路，父亲坐滑竿母亲坐轿，由先期到达的万德生老师引接，原在务川的熊兰英，谭介华老师以及先后到位的万扶风、王福遥、唐琪（党员支书，后调遵义）廖克奋（教导主任，调遵义四中后其职由熊兰英接任）、夏泽高、杨再兴、体育田老师、王正华等十余个教师搭起中学的架子，这帮知识分子中父亲是完整读满四年毕业的大学生，又由地区师范带衔调任，故很快被任命为主管业务的校长，到校之初有百余新生入学，加上临县（如道真正安）就读生和陆续返回生一起不到两百人，高中仓促开课，有的课目无教师就暂空，父亲属全科型教师，兼课较多，又有行政事务，很忙，好在母亲带着不到一岁的姐姐去了，但不久即到新办幼儿园任教，因此家庭生活一直呈忙碌应付状态。父亲当时二十七岁，精力体力都很充沛，业务能力强，对教育工作的想法和主张也很多，五三年底我出生时，他又作为民主人士和教育界代表被选为县人委委员。年青有为的他春风得意，立志满满，随着陆续新增的大学生教师到位，父亲大有使学校迅入正轨的迫切愿望。

父亲主管教育，开会出差时间很多，我小学毕业时见过他厚厚的几本笔记，內容多为那时期的一些工作记录和教案，开会讨论教育问题，父亲必然发言且语气尖刻严厉，据叔叔回忆：“在当时务川教育部门他就象一个斗士，要经费，要政策，要师资，要教室宿舍，凡事据理力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能言善辩，县里的中干数他话多理多，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一九五六年，全国上下在党的号召下广兴大鸣大放之风，恳请有识之士尤其党外人士对时事、政策提意见建议，公开场合如开会、坐谈、讨论让其充分发表意见，此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约谈，记得父亲隐约对我说过：有两名党员中干上门征求其对务川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那次谈话持续到夜晚，在两位要员“启发”下，父亲说得很多，除教改重点内容外，还涉及领导管理，师资、经费、形势分析等问题，两要员作了笔录，说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就是这次谈话，成了父亲的“死亡”判决书，五七年，反右斗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漫及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几乎都未逃脱扼运，右派分子这一与地富反坏齐名的帽子戴在头上无疑宣告他们政治生命的终结，对右派的处理奉行轻者降职降薪，重者开除甚至判刑坐牢，我父亲自然不例外，和当时的教育科长简俭风前后被打成右派，几个月前的那次约谈记录“罪证”确凿，降职降薪，作为普通教师观察留用，现在看来当时处理留情完全是因为他还能上课，而且是难得的全科胜任类型，这一处理结果比较被判入狱坐牢的教育科简科长，他算幸运的。五八年，县委主要领导发话：王昭福表现尚可，还能用，由此父亲揭了右派帽子，成了脱帽右派，但与戴帽时的地位待遇没啥区别。

父亲原来喝酒不多，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遭遇使他变得嗜酒滥酒，街边的小酒摊成了他的最爱，他除和同事朋友喝，还和乡下来赶场的贫下中农喝，几杯下肚，晕晕乎乎偏偏倒倒。记得一次家住杨村的酒友杀猪请他，酒毕回家路上，醉如滥泥的他不知摔在哪条沟里浑身湿透。他用这种方式寻找排解和渲泄。

六六年的“文革”又是一次对知识分子的大“洗礼”，父亲一类老牌右派分子与那些躲过反右劫难的新生带大学生同被打为“牛鬼蛇神”，先是学校，后来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出他们无数“罪行”，住校劳动，戴高帽游街，如犯人一样被红卫兵管制着，不久又发落至青坪修水库，这期间，母亲为避红卫兵抄家，将父亲所有书籍和笔记付之一炬，那些书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英文版、巴甫洛夫有关条件反射论著的俄文版以及较多涉及教育方面内容的外文著述、会议笔记和教案，父亲从青坪下来看着空空的书柜第一次冲母亲发火，母亲认为烧掉的是祸根，父亲象被抽去了魂，显得既无力也无赖。文革进入派斗时，父亲在空隙中躲过更多劫难，他这样的人任哪派都避之不及的，但规模稍大点的批斗会还得去陪站陪认罪，不上课，闲下来的父亲在家办学，我们弟兄三个是学生，每天早上三小时数理化雷打不动，我初中数理化知识的获取全得益于这段时间，在读书无用，视知识如粪土的当时，有一位逆潮流而动契而不舍坚持上门找父亲补习英语的高中生，其精神让厌学的我叹服，他隔日一次认真听父亲英文口语，父亲象对待迷途知返者一样不厌其烦地教，这位勤学者叫陈代祥，只在那种场合，我看到父亲才有久违了的欣慰表情。

六九年底，十六岁的我赴镇远修湘黔铁路，父亲没有阻拦，两年时间他给我去过很多信，激励着我的点滴进步，七一年我入团他显得异常兴奋，因为象我这种家庭背景能被先进组织吸纳实属不易。七二年我通过招工上了务川汞矿，他曾找到当时汞矿劳资科的田科长声泪俱下，恳请对我分配照顾：切忌与知识粘边，当技术工人，学一技之长。

父亲不主张我们读书考学最终背知识分子帽子，但希望我们努力自学知识，以他的想法这叫人惑己不惑，知识始终有用但必需成为自己的，七五年六月我被抽调到昆明工学院学习电渣冶金新技术，时值大学招生，由于是推荐，矿宣传科要我回来参加象征性考试而后入学，父亲竭力反对，要我老老实实学技术，我也从此放弃入学之念。

父亲对政治既敏感又恐惧，其行为甚至有些稚嫩，他要求我们凡填履历家庭出生一栏必为自由职业，但那年月是要求按爷爷一辈（即土改时划定成分）填，我在汞矿填表又多，参加工作、被选为团支委、继而矿团委委员、后又被选为车间工会副主席等都填了表，领导要求我该实事求是填地主成份，而父亲坚持按自由职业填，弄得我至今记不清哪些表填的啥成份，父亲的理由明确：地主是敌我矛盾，自由职业（教师、工商业者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家庭出生应为父辈而不是祖父辈的个人成份，而那时的履历表统一模式都要挖根，爷爷成份是必填的，家庭出生一栏避过了，直旁系亲属一栏避不过，所以要避讳地主成份是欲盖弥彰，“别忘了把你姑爷填上”，他反复交待，姑爷是我家唯一的正宗贫农。那时的领导们虽高叫“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口号，但实际选人用人却逃不出唯成份的框框，地主出生家庭的后代的政治前途是暗淡的。父亲寄望于后代，用近乎祁求的意愿渴盼政策改变。

七十年代，折腾够了的学校开始上课，父亲专门教生物，由于长期喝酒，身体有了毛病，到七二年我参加工作时，他便血，以为是痔疮未太在意，拖了近一年越发严重，坚持上课之余抽时间去县医院就診，时任院长的陈启明劝他到条件具备的医院认真检查，不得已他到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作切片活检，结果让他吃惊，直肠癌晚期，需立即手术，在很快履行完各种手续后，他被切去直肠，从腹部开口挂便袋，术后又经两月化疗，回家后的他元气大伤，酒是不敢粘了，虽还抽烟但量大减，在家呆不住，他又去上课，我家离一中有四华里，大病未愈强拖弱体的他自然每天疲惫不堪，学校没有要求，领导叫他休息，而他坚持往返于校家之间，“哪怕多开启几扇蒙昧之门呢，”他常喃喃自语，为履职抑或弥补丢失？总之他在抓时间做他认为该做的。那期间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后院猜字谜，父亲象授课，出一字谜给我们猜：“无边落木萧萧下，杜甫的诗，打一字”，他有气无力，我们自然丈二和尚，少时，“日”他说，“南朝宋齐梁陈，齐梁皇帝姓萧，萧萧之下是陈姓皇帝，无边，无包耳，落木，东字去木”。其实我们已恍然大悟，历史课要能这样上该多好，我当时有此强烈感受。

从七三年至七六年他一直带病上课，其间到遵医附院化疗两次，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去逝，每次噩耗传出对父亲都是致命打击，他会听着广播里的哀乐在屋后不大的庭院肃立默哀很久，国家领导尚且如此，我辈命值几何。七七年三月，被病魔折磨得形同枯槁的父亲病逝，享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