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缅怀我父

老兵

　　清明，是节气，也是节日。祭祖，扫墓，踏青，游玩。一半伤感，一半欢喜，在这个原本春暖花开的时节里，生者、逝者，以另一种方式重逢。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每一年的清明，我们都要上坟重逢，每一次的重逢总是心酸，总是思念。因为他五十八岁就走了，因为他辛苦一辈子，拼搏一辈子，没有来得及享福，就走了。

作为长子，我今年七十二岁了。亲身经历了社会发展进步，亲身见证了生活幸福美满。总想写写父亲，但又觉得太普通，太平凡。今年的清明，我在美国探亲，不能亲临坟茔重逢，即兴写了《慎终追远，缅怀我父》，献给父亲，寄托哀思。

　　父亲，一辈子穿着粗布衣服，那是母亲纺线，织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父亲属虎，生于1926年，病逝于1984年农历2月，享年58岁。父亲在世时，没有实行身份证管理，也没有过过生日，出生年份是根据母亲身份证推算的。

父亲从小失去父母，他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本村舅舅家、姐姐家度过的。父亲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是个瞎字不识的农民。就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是本村姐姐张罗操办的。姑姑一家对我们一家很好，常常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我们感恩不尽，铭记于心。每逢清明，到姑姑坟上添一锨土，烧一沓纸，已是我们姊妹几个的习惯。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姊妹五个，我排行老大。五个孩子五张嘴，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只有吃饭的，没有挣工分的，使得本就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如果用“缺吃、缺穿、缺烧”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为了冬季里暖和，母亲做了一个大被子，成了我们弟兄四个的大被窝。由于我们年龄小，不知道为父母发愁，不知道为父母担忧，每天晚上钻进被窝里，你登我踹，闹个不停。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上了学，我就知道帮着母亲做家务。尤其到年前打扫卫生，围裙一扎，像模像样，街坊邻居都夸赞。到了初中，知道挣工分了。虽然不是大人的十分，也被评为优秀的七分。能挣工分了，我很开心。周天、假期，跟大人一样下地干活。放了学就去地里割草，交到生产队喂牛，也能挣工分。即使这样努力，也改变不了我家缺吃少粮的困难。好不容易盼到打完麦子，我拿着布袋来到麦场。他们一句“你家工分少，分不了麦子，还得往外拿钱呢”！让我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我们家是困难户中的困难户，即特困户，全靠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粮是红薯干，麦麸子，偶尔有棒子。那个年代，碾米磨面用队里小毛驴，按号使用。由于救济粮不能及时到手，轮到用驴时只能错过，有了粮又得自己推碾子推磨。有一次，母亲正带我们姊妹几个推碾子，大队全体干部来了，母亲哭，我们也哭，整个碾道哭声一片。

那个年代，春节能吃上肉，吃上白面饺子是最幸福的。对我们来说，幸福不会年年有。有一年，没有白面，大年初一我们吃的是杂面（绿豆面）饺子。饺子馅是红、白萝卜的。父母说，杂面饺子不难吃，我们也不吭声。后来才理解他们是自找快乐，能填饱肚子也心满意足。

1970年，我在县城读高中。这个年龄段，正是能吃的时候。一顿两个大窝窝，一个星期两大篮子。周天下午背一趟，周三下午背一趟。一人上学，全家负担，不用多说，可想而知。有的同学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又黄又甜；我吃的是发了霉的红薯面，又黑又苦。为了掩人耳目，我经常把它泡在碗里，盖在汤里。我们城东生产红薯，城西的同学喜欢吃。他们从我篮子里拿一块红薯，总是悄悄放进一个玉米面窝窝头。这种无声无息的交换，同学们开心，我更开心。

这一年，麦收刚过，我期盼周天在家里喝一碗母亲的手擀面。让我遗憾的是锅里没有干粮，缸里没有面。我没有吃饭，没有吭声，饿着肚子去生产队浇地。和我一起浇地的是老李，他负责管理柴油机。中午了，下晌了，老李回家吃饭了。我告诉他，今天不饿，不回去了，独自躺在井旁树荫下。不一会儿，父亲来了，他叫我回家，我执意不回。他劝我，你母亲去你姥姥家，几家亲戚给了些面。此时，我看到了父亲眼框里的泪水，当着老李的面，没有多说，便回家了。

除了国家照顾，生产队也给予了许多照顾。豆芽房里剪下的豆根，豆腐房里碾下的豆皮，滤下的豆渣，优先留给我家。生产队菜园子里的北瓜、茄子常常赊账给我家。有了赊来的蔬菜，温饱解决了，性命保住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二爷爷、福安爷爷、保全爷爷、百俄大伯等。

在学校，我一直是班长，始终充满快乐，充满阳光，谁也不知道我的生活如此困苦。谁也看不出我的家庭如此困难。若干年后刘老师说，如果知道你这么困难，怎么也得享受每月两块五毛钱的最高助学金。

虽然家里很穷，父母一直支持我们姊妹上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文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们。我亲眼看到父亲为几块钱书费而奔走。我也很争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学到高中，从乡村到县城，学习都很优秀。1972年冬季，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选送到军校，成为一名军队干部。我的弟弟和妹妹大都初中、高中毕业。

小时候都很穷，这是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贫穷面貌，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直在拼搏，一直在努力。他们说，单靠地里那点粮食不行，必须搞点副业。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冒着挨批挨斗的风险，悄悄干起了轧棉花、弹棉花，干起了做豆腐、做香油、生豆芽等，大大提高了社员收入，改变了社员生活。父亲虽然没有文化，数学口算来的特快，是做买卖的好手。小葱、韭菜、萝卜、白菜、西瓜，豆芽、豆腐、香油等都卖过。凭借憨厚老实，爱说话，老客户多，回头客多，每天香油卖出最多，每天豆腐卖完最早。看着父亲起早贪黑的状态，看着父亲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听着父亲那清脆的梆子声，铃铛声，吆喝声，我深深的赞叹，父辈们辛苦了，不容易！

我记得，父亲还做过收卖旧衣服的生意。父亲非标熟悉邻县的集市庙会时间，经常骑着自行车赶集上会收买破旧衣服。母亲则负责拆洗、缝补。通过再卖出，赚点微薄收入。为了节省开支，父亲舍不得在外吃饭，总是从家里带去干粮，要么啃凉的，要么在街边饭店烩一烩。

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父亲一毛一毛数钱，一分一分整理。数着数着，母亲也来帮忙，这一刻，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刻。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懒人，是个不顾家的男人。在我眼里，父亲是个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男人。他的心在集体，在生产队。每次父母吵完架，我都劝母亲。父亲不容易，应该支持他。母亲也是个想的开的人，哭一回，跟二奶奶诉说一回，就没事了。甚至气的自己去井上挑水。后来，我和二弟也很争气，早早接过了水担子。水缸满了，再也没有吵架了，再也听不到“懒人”的骂声了！

五六十年代，我们村有六个生产队，父亲长期担任第三队队长或副队长。七十年代，我们村划分为十二个小队，父亲长期担任第八生产小队长或副队长。

那一年，他带领八队挖井抗旱，不小心从三脚架上摔下来，头部磕在砖上。脑袋摔了个大口子，满头是血。到医院缝合后，卧床休息几天又投入战斗。

哪块地该锄草了，哪块地该浇水了，哪块地该施肥了，哪块地该收割了，他都了如指掌。早起，别人还在睡梦中，他就敲响了钟声。我们队的钟，没有挂在空中，而是放在地上，我们队的钟，那不是个钟，那是农村拖拉机上的轮胎锅。这锅，虽然不在空中挂，用砖头敲起来那是瓮声瓮气，半个村子都能听得到。下晌了，别人可以直接回家，甚至顺便挑一担水回家，他要拐到其它地里看一看。别人家水缸里经常满满的，我们家水缸里经常空荡荡，这是母亲最生气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交给了生产队，交给了集体。

1972年冬季，我参军入伍。1975年初夏，父亲带着对儿子的牵挂来到部队。父亲的到来，我十分高兴。不仅实现了亲人团聚，还收到了从老家为我带来的北瓜种子。那一年，老家的种子第一次在山沟里生根，就结出了又大又甜又面的大北瓜，战友们乐开了花！这不是一般的种子，这是父亲鼓励儿子扎根山沟，扎根部队，安心服役的种子。我把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工作动力，不怕苦不怕累，经受了各种考验。我施过工，种过菜，当过炊事员，都出色完成了任务。那年，父亲是生产队长，在部队仅住半月，就匆忙返回了。他告诉我，看到你在部队挺好就放心了。现在地里农活正忙，社员们靠地吃饭，我必须回去。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陪伴好他。只去了北京一趟，只拍了两张照片，成为一生的遗憾。

　　1975年，父亲来部队。我和父亲在天安门广场留念。

　　父亲浓眉大眼，黑黑的脸庞。说话嗓门大，似乎很严肃，其实则不然。小时候，父亲很疼爱我们，冬天总是把我们揣在怀里。我那冰凉的小脚丫，紧紧贴在父亲的腰间，我那冰凉的小手，紧紧贴在父亲的胸怀。在儿女眼里，父亲是个慈祥的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

在其他人眼里，父亲是雷声大雨点小，嗓门大脾气小。大人孩子愿意和他接触，年轻的队长有事愿意和他商量。

几十年过去了，推碾子推磨的画面时常浮现在眼前；几十年过去了，欢蹦乱跳去分粮，扫兴而归的场景总是挥之不去；几十年过去了，揭不开锅，母亲去姥姥家借粮的酸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75年，我和父亲在中山公园小汽车道具前合影。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父亲开着自家小车呢！

　　1972年后，我的家庭生活逐渐好起来。一是我这个“大饭桶”应届毕业参军了，不用光吃不干了。二是二弟在县砖瓦厂上班了。不但不吃家里，还能挣钱买工分了。三是我也省吃俭用，节约津贴资助家里了。四是1978年农村改革，分田到户，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产量提高了，不愁吃、穿、烧了。

　　1978年，我提干了。找了个对象在县农业银行上班。为了减轻经济负担，我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婚礼，简简单单。岳父也在银行工作，家中遇有困难，父亲时常去找他，每次都不失望。家中的日子越来越好，村里的人们开始羡慕。

接下来的几年里，二弟、三弟、陆续结婚。在父亲和弟弟的共同努力下，人人有了一个院子，一座房子，过着幸福温暖的日子。

1980年冬季，四弟也参军入伍，父母高高兴兴把他送出小家，去保卫大家。

1982年春天的早晨，父亲跟往日一样，早早起来去责任田干活。浇地结束了，准备回家了，拿铁锹，两腿发软，倒在了水沟旁。乡亲们用排子车把他拉回家，医生确诊为半身不遂。

身强力壮的父亲突然倒下了。我和四弟在部队，照顾病人主要是母亲、三弟和妹妹。

父亲没有住院，通过在家输液、针灸疏通血管。我请了几天假，还从北京买来一些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虽没有恢复如初，却可以照顾自己，在部队的两个儿子的牵挂好了许多。

1984年的春节，我探家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假期快到了，父亲的病情二次复发。上次是左瘫，这次是右瘫。不能说话了，不能吃东西了。妻子带着我，在邮局通过熟人，拍了一封加急电报，及时发往部队。我的假期得以延期。

续假后的日子里，我专心守候父亲身边，精心照料，始终没能唤醒他的开口，没能唤醒他的意识。不能吃，不能喝，能量补充全靠打点滴。

病危之时，俭明表叔从家里拿来最好的六味地黄丸，希望一起长大的表哥会有奇迹出现。结果还是不见好转，令人失望。

1984年二月十五下午，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看着父亲难舍难分不愿离去的牵挂，表哥把我叫到身旁，要我将女儿从她姥姥家接来。因为她是唯一的孙辈，唯一的孙女，唯一的牵挂。

我照做了，打发人从几十里外的何寨村把女儿接来了。

女儿站在爷爷身旁，贴在耳前，轻轻喊着，爷爷我来了！

其他人也喊着，孙女来了，没有牵挂了，放心走吧！

或许是看到了孙女的到来，或许是听到了亲人的呼喊，不一会儿，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那年，他才58岁。撇下了陪伴多半辈子受苦受罪的老伴，撇下了没有成家的小四，撇下了贴身的小棉袄……走了

最大遗憾的是，生活条件好了，该享福了，他走了

　　2026年4月5日，农历二月十八，又是一年清明节，全国放假了，慎终追远，缅怀先人开始了。

站在异国他乡，遥望祖国大地，清明，不能亲自上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表达。

从1984年到2026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父亲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一直在激励着我；父亲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奉献集体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父亲热爱生活，快乐生活，勇于奋斗的作风一直鞭策着我。我在部队十四年，在地方金融部门三十七年，全面圆满完成岗位任务，走完了人生上半场。

四十二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我们这个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每个小家庭，都过得很好，都不要牵挂。其次，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幸福美满。每个小家庭都有了汽车、楼房，无论在城市，无论在农村，都有宽敞明亮的住所。三是再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了。愿另一个世界的父母，永远安息。

点一盏心灯，照亮彼此的心，无论距离多远，亲情始终如一，永不熄灭。心念故人，愿另一个世界，也如人间，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