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缅怀我父

老兵

清明，是节气，也是节日。祭祖，扫墓，踏青，游玩。一半伤感，一半欢喜，在这个原本春暖花开的时节里，生者、逝者，以另一种方式重逢。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每一年的清明，我们都要上坟重逢，每一次的重逢总是心酸，总是思念。因为他五十八岁就走了，因为他辛苦一辈子，拼搏一辈子，没有来得及享福，就走了。

我是姊妹五个中的老大，今年七十二岁。亲身经历了社会发展进步，亲身见证了生活幸福美满。总想写写父亲，但又觉得太普通，太平凡。今年的清明，我在美国探亲，不能亲临坟茔重逢，即兴写了《慎终追远，缅怀我父》，献给父亲，寄托哀思。

父亲，一辈子穿着粗布衣服，那是母亲纺纱、织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父亲属虎，生于1926年，病逝于1984年农历2月，享年58岁。父亲在世时，没有实行身份证管理，也没有过过生日，出生年份是根据母亲身份证推算的。

父亲从小失去父母，他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本村舅舅家、姐姐家度过的。父亲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是个瞎字不识的农民。就连他的婚姻大事，也是本村姐姐张罗操办的。姑父是著名的木匠，又是建筑队掌尺（即领班），经济条件相对好。姑姑距我家很近，又在同一生产队，非常了解我家困境，非常照顾我们。只要我们去姑姑家，第一句话就是吃饭没有？饿不饿？第一时间就是拿吃的塞进我们手。就连在外工作的表哥，回家探家不忘看望舅舅、妗子。姑姑跟我们亲，姑姑跟我们近，我们都愿去姑姑家。姑姑一家的恩情我们至始不忘，铭记在心。每逢清明，到姑姑坟上添一把土，烧一沓纸，已是我们兄妹的习惯。

自从记事，家里很穷。跟二奶奶家合住一个院子，她们在东侧，我们在西侧。大人孩子十多口，生活在不足五十平米的小院里。虽然住房不宽裕，也能过得去。真正让我家支撑不下去的不是住房，不是穿衣，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孩子多，只有吃饭的，没有挣工分的。五个孩子五张嘴，使得本就拮据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那个年代，缺吃又缺穿。孩子多，不好过，棉衣棉被没着落。冬天没有布匹、棉花做被子，母亲就缝了一个大被子，我们弟兄四个睡在一个被窝里。我们年龄小，不知发愁，更不知为父母分忧，晚上一钻窝，你蹬我踹，闹个不停。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上了学，我就知道帮着母亲做家务。尤其小年打扫卫生，围裙一扎，像模像样，街坊邻居都夸赞。到了初中，知道挣工分了。每天放学就去地里割草，交到队里喂牛挣工分；周天、假期，就去队里劳动。虽然挣不到成人十分，也能评为同龄人的优秀七分。能挣工分，我很开心。由于姊妹多，即使我能添砖加瓦，也改变不了缺吃少粮的困难。好不容易盼来麦收，我拿着布袋麦场分粮。他人一句“你家工分少，分不了麦子，还得往外拿钱呢”！让我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我们家是特困户，生活靠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粮是红薯干，麦麸子，偶尔有棒子。那个年代，碾米磨面用队里小毛驴，按号使用。由于救济粮不能及时到手，轮到自己磨面只能错过，有了粮又得自己推碾子推磨。有一次，母亲带我们在张家碾房推碾子，大队全体干部来了。母亲哭，我们哭，连大队干部都落泪。长大后我才明白，大队干部这是在走访困难户，是在关心老百姓，是在现场办公。

那个年代，大年三十能喝上肉菜，大年初一能吃上饺子就是最大的幸福。可对我们家来说，并不是年年都能满足，都能实现。现在大米、白面天天吃，过去那是奢望。有一年春节没有白面，初一吃的杂面（绿豆面）饺子。杂面饺子萝卜馅，不好包，易煮坏。父母跟他人说，杂面饺子不难吃，我们没反驳。后来懂得这是自找快乐，填饱肚子就知足。

1970年，我被保送到县城读高中。这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是最能吃的时候。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一顿两个大窝窝，一个星期两大篮子。一般家庭难承受，我们家负担更大。看着同学们的玉米窝头，又黄又甜；看着我的窝头，是发了霉的红薯面，又黑又苦。我也有自尊，我也有脸面，经常掰碎泡在碗里，盖在汤里。我们城东生产红薯，城西的同学喜欢吃。他们从我篮子里拿一块红薯，总是悄悄放一个玉米窝头。这种无声的交换，同学们开心，我更开心。

这一年，麦收刚过，我期盼周天回家喝一碗母亲做的手擀面。让我遗憾的是锅里没有吃的，缸里没有面。我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去生产队浇地。和我一起浇地的是老李，他负责管理柴油机。中午了，下晌了，老李回家吃饭了。我告诉他，今天不饿，不回去了，独自躺在井旁树荫下。不一会儿，父亲来了，他叫我回家，我执意不回。他劝我，你母亲去你姥姥家，几家亲戚给了些面。此时，我看到了父亲眼框里的泪水，当着老李的面，没有多说，便一起回家了。

国家有救济，队里有照顾。生产队豆芽房剪下的豆根，豆腐房碾下的豆皮，滤下的豆渣，优先留给我家。生产队菜园子的北瓜、茄子常常赊账给我家。蔬菜能赊账，也能吃饱，也能救活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二爷爷、福安爷爷、保全爷爷、百俄大伯好些人。

在学校，我是班长，始终充满快乐，充满阳光，谁也不知道我的生活如此困苦。谁也看不出我的家庭如此困难。若干年后班主任老师说，如果知道你那么困难，怎么也得享受每月两块五毛钱的最高助学金。

虽然家里很穷，父母一直支持我上学，支持其他姊妹上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文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们。我亲眼看到父亲四处奔走，为我筹措几块钱的书费。我也很争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学到高中，从乡村到县城，表现都很优秀。假如父母没有让我上学，或许我不会去当兵，也不会提干。上学让我有了知识，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非常感激父母在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下，依然供应我上学，供应我的弟弟、妹妹上学。

小时候都很穷，这是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贫穷面貌，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直在拼搏，一直在努力。他们说，单靠地里那点粮食不行，必须搞点副业。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冒着挨批挨斗的风险，悄悄干起了轧棉花、弹棉花，干起了做豆腐、磨香油、生豆芽等，提高了社员收入，改变了社员生活。父亲虽然没有文化，数学口算来的特快，是做买卖的好手。小葱、韭菜、萝卜、白菜、西瓜，豆芽、豆腐、香油都卖过。凭借憨厚老实，爱说话，老客户多，回头客多，每天香油卖出最多，每天豆腐卖完最早。看着父亲起早贪黑，骑着破自行车，走街串巷的身影，听着父亲清脆的梆子声，铃铛声，吆喝声，我深深的赞叹，父亲真辛苦，父亲不容易！

我记得，父亲还做过收买旧衣服的生意。他熟悉周边的集市庙会，经常骑自行车收买破旧衣服。母亲负责拆洗、缝补。通过再卖出，赚点微薄收入。为了节省开支，父亲舍不得在外吃饭，总是从家里带去干粮，要么啃凉的，要么在街边饭店烩一烩。

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父亲一毛一毛数钱，一分一分整理。数着数着，母亲也来帮忙，这一刻，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刻。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懒人，是个不顾家的男人。在我眼里，父亲是个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男人。他的心在集体，在生产队。每次水缸断水，母亲就生气，气得直哭。哭一回，跟二奶奶诉说一回，哭一回，逼得自己去挑。我和二弟也很争气，早早接过了水担子。水缸满了，不吵架了，再也听不到说“懒人”了！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父亲长期担任生产队队长或副队长。没有文化，瞎字不识，就知道带领社员搞好生产，搞好生活。

那一年，他带领八队挖井抗旱，不小心从三脚架上摔下来，头部磕在砖上。脑袋摔了个大口子，满头是血。到医院缝合后，卧床休息几天又投入战斗。

哪块地该锄草了，哪块地该浇水了，哪块地该施肥了，哪块地该打药了，他都了如指掌。早起，别人还在睡梦中，他就敲响了钟声。我们队的钟，没有挂在空中，而是放在地上。我们队的“钟”，虽然有声响，其实不是钟，是拖拉机上的轮胎锅。这“钟”，用砖头敲最好听，瓮声瓮气，半个村子能听到。下晌了，别人或直接回家，或顺便挑水回家，他要拐到其它地里看一看。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全部交给了生产队，交给了集体。

1975年，是我参军入伍的第三年，父亲带着对儿子能否吃饱的牵挂来到部队。父亲的到来，不仅实现了亲人团聚，还带来了河北老家的菜种子。那一年，家乡北瓜第一次在山沟里生根，就结出了又大又甜又面的大北瓜，战友们高兴，我更开心！这不是一般的种子，这是父亲鼓励儿子扎根山区，扎根部队，安心工作的种子。我把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工作的动力，经受了各种考验。我施过工，种过菜，当过炊事员，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困难都能战胜。那年，父亲来去匆匆半个月，就返回了。他告诉我，看到你们吃的好，我就放心了。现在地里农活忙，社员靠地吃饭，我是队长，必须回去。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陪伴好他。只此北京一趟，只留照片两张，成为一生的遗憾。

1975年，父亲来部队。我和父亲在天安门广场留念。

父亲浓眉大眼，黑黑的脸庞。说话嗓门大，似乎很严肃，其实则不然。偶尔我做错事，父亲会说“我打你吧”，却从没打过一巴掌，还疼爱有加。记得小时候父辈们还时兴穿袍子，大裆裤，布腰带。冬天里很冷，父亲就把我揣在怀里，绑在身上。坐在父亲身上“小窝”里，袍子裹在外面，腰带捆在外面，严严实实，暖暖和和。我与父亲脸对脸，腹对腹，冰凉的小脚，贴在他的身子两侧，冰凉的小手，伸进他的腋下。在温暖的“小窝”里，我揪他耳朵，他笑哈哈，我捏他鼻子，他学青蛙，我“尿床”了，他还说“冲船”了。寒冷的冬天，父亲揣着我，串门派工，牛棚开会。我在父亲的“小窝”里，享受着温暖，享受着父爱。自从有了二弟，我的待遇减少，最终被他取代。三弟、四弟，也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只是时间没有我长。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倾其所有，用自己的身体，为儿遮风挡雨，带来温暖，真是父爱如山。

1975年，我和父亲在中山公园小汽车道具前合影。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父亲开着自家小车呢！

1973年，是我家生活向好的转折点。一是我这个“大饭桶”参军了，二是小我两岁的二弟在县砖瓦厂上班了。一个七口之家，一下子减少两个“大饭桶”，家的负担一下子小了，家的压力一下子小了。战士第一年每月六块津贴，我能给家里几十元。那时的几十元，可能解决不少困难呢！二弟能吃更能干，外号“半只牛”。虽然当时没有成年十八，凭着肯卖力气，拉土计件，同样每月挣到小组最高工资。减去生产队买工分，还有剩余补贴家。每每收到大儿子的汇款，每每收到二儿子的工资，父母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全家人总是带着笑容。

1978年，是我家生活向好的又一个转折点。一是国家推行农村改革，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温饱解决了，吃穿不愁了。二是我结婚了。妻子先在县橡胶厂上班，后在农业银行上班，姊妹少，父亲有工作，家庭负担小。更重要的是妻子知书达理，大力支持我和家庭。我提出从简结婚，她欣然接受。家里、部队没有请客，没有仪式，没有婚房，没有家具，最起码的六舖六盖也没安置。在岳父陪同下，来部队就是夫妻。结婚从简，说不上节省多少，至少没因结婚而使刚好起来的家庭又回到举债返贫。

为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妻子安排两个弟弟外出打工。岳父也在银行工作，家中遇到困难，父亲总去找他，每次都不失望。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村里的人越来越羡慕。

接下来，二弟、三弟、陆续结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弟兄四个，人人一个院子，人人一座房子，幸福而温暖。

1980年冬季，四弟也参军了，父母高高兴兴把他送出个人小家，去保卫国家大家。

1982年春天的早晨，父亲跟往日一样，早早起来去责任田浇地。谁曾想结束了，准备回家了，手拿铁锹，两腿发软，倒在了水沟旁。乡亲们用排子车把他拉回家，医生确诊为半身不遂。

身强力壮的父亲突然倒下了。我和四弟在部队，照顾的责任主要是母亲、三弟和妹妹。

父亲没有住院，在家输液、针灸疏通血管。我请了几天假，还从北京买来一些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虽没有恢复如初，却可以照顾自己，我和四弟又安心工作了。

1984年的春节，我在探家。万万没有想到，在假期结束之时，父亲的病情二次复发。上次是左瘫，这次是右瘫。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妻子带着我，通过邮局熟人，拍了加急电报，我的假期后延。

续假后的日子里，我和妻子专心守候父亲身边。虽经精心照料，始终没能唤醒开口，没能唤醒意识。不吃，十几天不吃不喝，靠打点滴补充能量，维系生命。

农历2月15， 病情告急。天天为他输液、打针、喂药的儿媳，今天的话也失灵了，药也喂不成了。

医生四叔从家里拿来珍存的六味地黄丸，希望一起长大的表哥能有奇迹出现，结果还是令人失望。

儿女们都来了，在悲痛中亲眼送别一生受苦受难的父亲，送别亲爱的父亲。

看着舅舅受罪的样子，看着舅舅难舍难分的牵挂，表哥把我和妻子叫到身旁，要我将女儿从她姥姥家接来。那年那月，她是唯一的孙辈，唯一的孙女，唯一的牵挂。

我不懂，我不信，但不反对。为了父亲安心离去，我照做了。打发他人从几十里外的何寨信用社把女儿接了回来。

孙女站在爷爷身旁，贴在耳边，轻轻喊着：爷爷，我来了！爷爷，我来了！

在场的亲人也喊着：孙女来了，不要牵挂了，放心走吧！

说来奇怪。或许真的是肉体已去灵魂在，或许看到了孙女的身影，或许听到了亲人的呼喊，不一会儿，我的父亲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他才58岁。撇下了陪伴多半辈子的老伴，撇下了没有成家的小四，撇下了贴身的小棉袄，走了——

带着该享福的最大遗憾走了，永远的走了——

2026年4月5日，农历二月十八，又是一年清明节，全国放假了，慎终追远，缅怀先人开始了。

站在异国，遥望祖国，清明，不能亲自上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表达。

从1984年到2026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父亲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一直在激励着我；父亲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奉献集体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父亲热爱生活，快乐生活，勇于奋斗的作风一直感染着我。我在部队十四年，在地方金融部门三十七年，全面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走完了人生上半场。

四十二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我们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孙辈大都成了家，一个没成家是在读博。重孙一大堆，都在快乐成长。其次，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幸福美满。家家都有小轿车，新房子，有的在县城，在大城市买了房。三是再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了。愿另一个世界的父母，不要牵挂任何人，永远安息。

点一盏心灯，照亮彼此的心，无论距离多远，亲情始终如一，永不熄灭。心念故人，愿另一个世界，也如人间，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