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备选】，三星堆博物馆

沧浪水韵

拍摄/编撰；沧浪水韵

美篇序号；4676298

参观时间；2025年11月1日

上世纪初的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惊世初现我国的巴蜀之地，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家乡月亮湾掏水沟时，意外发现400余件玉石器，三星堆文明"横空出世"。

1929年春天，正值春耕时节，燕道诚带领儿子燕青保在自家位于月亮湾的院子旁挖水车坑（也称"龙窝"或"车水沟"），准备安放水车灌溉农田。据记载，当时燕青保一锄头挖下去，突然"砰"的一声，虎口被震麻，带水的泥浆溅了一身。他弯腰查看，发现一块石板平躺在土里。撬开石板后，父子俩惊呆了——下方是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坑洞，数量多达400余件。

燕道诚，四川广汉真武村（原太平乡）月亮湾农民，年轻时曾在县衙门当过师爷，人称"燕师爷"，有一定文化与社会见识。燕道诚毕竟见过世面，意识到这些器物非同寻常。他环顾四周，见还有其他农民在田里干活，便与儿子不动声色地将石板重新盖上，覆土掩埋，不露痕迹。当晚深夜，燕道诚率领全家悄悄返回水沟，将400多件玉石器全部取出。为防止走漏风声惹来灾祸，他将这些宝物分散埋藏在自家房屋地基四周。

这批器物包括：玉瑗、玉琮、玉璋、玉璧 等礼器。石璧、石斧、石刀 等石器。其中最大的一件玉璧直径达80厘米。许多是制作精美的半成品和毛坯。

燕道诚蛰伏一个月后，揣着几件上好玉器到成都古董市场打探行情。但因不懂行，被古董商以极低价格收购。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们蜂拥而至月亮湾，燕家所藏成百件精美玉器被低价大肆抛售，同时文物流散与"广汉玉器"声名鹊起。

关键转折始于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V·H·Donnithorne）得知消息，通过驻军陶凯旅长从燕家取走5件玉石器，送至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经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Dye）鉴定后，当即断定为商周时期遗物。

燕道诚意识到重要性，将剩余文物中的精品陆续赠予华西大学博物馆，包括一件刻有"燕三泰"字样的大石璧（外径51.4厘米）。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这批文物通过地下渠道大量流散海外。到新中国成立后，燕家后代上交的剩余文物仅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

1951年：燕道诚之子燕青保将最后珍藏的一件大石璧无偿捐献给国家。

燕仁安（燕家后代）也将家中藏品捐出，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这个考古发现在1930年代可以说是震惊世界考古界的最大发现，因为当时河南安阳殷墟王陵的发掘还没开始，人类考古对商周时期的历史根本没有任何了解。

燕道诚，这位普通的四川农民，无意中叩开了沉睡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大门，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民间发现者之一。

同时这一发现直接促成了1934年葛维汉的首次科学发掘，拉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D. C. Graham）出于职业使然，自然喜出望外，同时也心怀焦虑。为避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过于招摇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葛维汉教授和广汉县县长罗雨苍商议，决定此次三星堆考古由县政府出面，县长主持发掘，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林名均教授做考古队的领队和监理。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2年生于美国阿肯色州，20世纪初来到中国。先后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他曾主持调查发掘了三星堆遗址以及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等重要考古遗迹，是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当时的挖掘现场照片。

三星堆的考古挖掘是一场“世纪逐梦”，是对三星堆考古发掘历程最精准的概括。这不仅是一场跨越近百年的科学探索，更是一部几代考古人为追寻古蜀文明梦想而接续奋斗的史诗。真正的科学考古应该是1934年才由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开启，他在月亮湾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出土600余件文物，撰写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三星堆的科学报告《汉州发掘简报》。

但由于战乱和资源匮乏，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长期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才重新踏上这片神秘土地。1963年，冯汉骥教授主持发掘时敏锐地指出，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这一预言在二十多年后得到了惊天验证。

从20世纪初至今，三星堆遗址有记载的考古开挖已进行了近40次。这些工作并非零星几次，而是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性探索。

沉睡数千年，再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有组织的考古发掘于1980年，到1984年一共进行了4次小规模的考古，基本认识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年代序列和古城性质。三星堆遗址最近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86年。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出房屋遗迹20多处，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最重要的宝藏还在和考古队捉迷藏。直到砖场民工在三星堆土梗旁的偶然发现，才揭开了这个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瑷等，以及象牙、海贝等。这些文物的发现将古蜀历史前推了两千年，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佐证。

发掘墓坑现场照片。

三星堆发掘现场的照片。

大量青铜器堆积坑位的现场照片。

青铜人身形牌饰，这件文物是三星堆博物馆一件极为神秘、用途至今成谜的青铜器。其高46.4厘米，宽约17.6厘米，1986年出土于二号祭祀坑。从外观特征来看整体呈片状，外形酷似无头无臂的人体躯干与双腿。背部中轴有一浅脊棱，模仿人体背脊。反过来背部满饰图案。主流观点认为是倒置的变形鹳鸟纹（共五只，上二下三），中间有带状网纹分隔。目前学界对其确切含义尚无定论。其未解之谜是，观看方向存在争议——若依人形是正放，纹饰就是倒的；若依鸟纹正放，则双腿就朝上了。因此其具体用途和摆放方式仍是未解之谜。

继三星堆之后，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的另一座核心坐标。它位于成都市区，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文化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场已被建成博物馆。发现过程：2001年2月8日，在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施工时意外发现，被誉为“21世纪国内首个重大考古发现”。

金沙遗地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该图案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

金器：除太阳神鸟外，还有大金面具，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如出一辙。玉器：代表有十节玉琮，其风格与良渚文化高度相似，见证了早期地域间的文化交流。铜器：多为小件，但青铜立人像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几乎完全一致，显示了信仰的传承。石器：包括石虎、石跪坐人像等，形象生动，可能是祭祀用品。 象牙：祭祀区出土了总重量近一吨的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的重要祭品。

4号“祭祀坑”出土的仿佛大力士的铜扭头跪坐人像一经公布就非常“吸睛”。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是造型别致、神态表现极具深度的跪坐像。

展出的大量陶瓷具器与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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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金鸟形饰‌是2021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5号祭祀坑出土的重要文物，也是迄今为止该遗址发现的‌唯一一件鸟形金饰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工艺价值。该金饰呈展翅欲飞的鸟形，类似“金凤凰”或“金孔雀”，其头部‌：橄榄形，有两个小孔，一端有残迹，可能曾有鸟喙或冠饰，双翅‌向两侧展开，其中一翅略有残缺，整体如水滴形状，尾部‌有三根清晰的羽毛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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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太阳轮（又称青铜太阳轮或青铜太阳形器）是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商代青铜器，是古蜀文明太阳崇拜的重要物证‌。‌‌

黄金面具（残件）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5号祭祀坑出土的金器，含金量约85%，银含量13%-14%，残留杂质。该面具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残存的半张重量约280克，预计完整重量超500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商周时期尺寸最大、最厚重的金面具。2021年1月由四川大学考古团队发掘出土。

1986年7-9月，是三星堆考古的"高光时刻"。当地砖厂工人先后发现了一号、二号祭祀坑，考古队紧急发掘，出土了上千件国宝重器：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象征王权的金杖……这些"沉睡数千年"的文物"一醒惊天下"，首次向世界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这次发现不仅震惊了学术界，更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证明长江流域并非蛮荒之地，而是与黄河流域并行发展的文明摇篮，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有领璧是三星堆文物的重要遗存，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的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该玉璧外径17.8厘米，孔径6.7厘米，肉面平整，表面分布多组间距相等的同心圆阴线纹，显示其制作经过精确计算。玉璧的同心圆阴线纹线条均匀流畅，加工工艺体现出高超的冶玉技术。该器物的尺寸数据和纹饰特征为研究三星堆先民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依据。

柜子里展出的玉器佩饰与器具。

根据考古发掘，对玉饰品的加工制作，推理出古人的设计、开片、钻孔、打磨等工艺流程的模拟塑像。

三星堆青铜人像是‌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青铜文物，1986 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现主要藏于三星堆博物馆。这类文物以造型夸张、工艺精湛著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物见证 。‌‌

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57 件‌，造型各异，部分戴有‌黄金面罩‌（共 4 件），面部多有彩绘，是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 。‌‌

金杖全长 1.42 米，直径 2.3 厘米，重约 500 克。它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制成的。金杖的一端刻有三组图案，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面带微笑，头戴五齿高冠，耳饰三角形耳坠；另两组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都压有一支羽箭。这些图案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毫无疑问，金杖是古蜀文明中权力的象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三星堆铜尊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为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的礼仪重器。器高45厘米，口径42.8厘米，底径22厘米，肩径28厘米2-4，器型包括圆尊和方尊，曾被记为Ⅴ式铜圆尊。在三星堆青铜礼器中，铜尊数量多，1、2号祭祀坑共出土13件；体量大，高度多在40厘米以上，最大者达70厘米；写实性强，以“顶尊跪坐人像”为代表。

青铜尊是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的礼仪重器。我国最早的青铜尊发现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属于商代前期。与三星堆一样，郑州商城有一件铜尊也出土于祭祀坑内，反映了商代文明与三星堆文明都有以铜尊作为礼器或祭器的传统。

青铜骑兽顶尊人像是三星堆遗址八号、三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构件经跨坑拼合而成的复合型器物。该文物由青铜神兽、顶尊跪坐人像与青铜尊口沿三部分构成，通高约1.59米，融合中原青铜礼器形制与古蜀文明兽型铸造技艺。通过AI几何匹配算法与3D打印技术实现实体复原，是三星堆已发现最大的完整动物造型青铜器。

青铜骑兽顶尊人像分为三层结构：底层青铜神兽高约90厘米，造型融合马首与犬身特征，通体饰云雷纹与火鳞纹，兽背设方台供人像跪坐。中层骑姿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虚握作礼器承托状，所顶铜尊口沿外翻，饰夔龙纹与立体龙形装饰。顶部微型立人像高约15厘米。

三星堆青铜罍是中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流行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其基本造型为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常带有兽首耳或环耳，器身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精美纹饰。罍主要用于重要的祭祀和宴飨场合，《诗经》中“我姑酌彼金罍”的记载即指此物。作为青铜礼器组合中的重要成员，它不仅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也是商周时期中原与巴蜀、北方游牧等周边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三星堆阳青铜神坛的构件散落于多个祭祀坑。‌部分构件最早于1986年在2号祭祀坑出土‌，后续在3号、7号、8号祭祀坑也发现了相关部件。研究人员通过对比断茬、范线等特征，耗时三十余年进行比对，‌最终于2022年通过三维扫描、数字虚拟修复与3D打印技术完成了“跨坑组装”‌，还原出结构繁复的完整器物。‌‌

青铜纵目面具的造型更是夸张至极，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的柱状向前凸出，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它的面部表情狰狞威严，给人一种强烈的神秘感和震撼力。有人认为，纵目面具的形象可能与古蜀人的祖先崇拜有关，也有人猜测它是古蜀人对千里眼、顺风耳的想象和夸张。无论如何，青铜纵目面具都是三星堆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它的独特造型让人过目难忘。

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遗址2021年出土的文物。这件青铜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采用分铸法铸造，由面部、脸颊后部、眼睛、耳朵等部位分别铸造后组合而成，其铸造技术及核心成分与中原地区一致。面具右眼球处发现有经纬组织的丝绸织物残留，鼻孔下方附着海贝，右眼眼珠存在玉器残渣。河南博物院文物修复师化夏于2021年10月参与该面具的修复工作，对右眼镶嵌贝类及锈迹进行清理。

2022年1月31日晚农历除夕夜，青铜大面具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由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与主持人张国立共同发布，并与创意舞蹈《金面》共同展现三星堆文明。2月15日，青铜大面具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首次正式展出，并于2025年9月27日亮相“跨越千年的邂逅”三星堆文化主题展青铜大面具立柱展区。

三星堆虎头龙身青铜像，又称“虎头虎脑”龙形青铜像，是一件商代青铜器，发现于三星堆8号坑，于2021年12月被发现。

虎头龙身青铜像高约80厘米，头像老虎头一样，耳朵也是老虎的圆耳朵，但有长长的犄角，躯体上扬犹如一条飞龙。器物表面有彩绘，青铜像上有一道一道虎斑纹浅浮雕。其前肢立在一个三角形的铜支架上，后身翘起，嘴里衔着一个像刀刃的东西。考古人员推测，虎头龙身青铜像和顶觚形尊蛇身人像极有可能是一套器物，它本身可能是另一个大型器物的一部分。2023年9月，通过拼对分析，发现其存在一条长约80厘米、使用镂空装饰的长尾。

二号青铜神树残件。

造型各异，妖娆多姿，艳美绝伦的神树各种枝条残件。

国家一级文物，于1986年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出土时破损严重，共计2479块碎片，文物修复专家花了十年的时间将其修复，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一号神树残高396厘米，由于上端部件欲失，其原高度已无从考量，估计在500厘米左右。

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底座呈穹腹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块面构成，三道如根状的斜撑扶着树底部，形成了三山相连的"神山感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神树铸于"神山之巅"正中，树干笔直，卓然挺拔，其上套有三层树枝，每层二根枝条，树枝柔和下垂，枝条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本圈和祕蕾，花蔷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屁的圆，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

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铜龙固定在树干上，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谁，活灵活现，刀状羽翼影得威风滚厉。铜龙的爪子、腹部和神树紧紧相连，从正侧面看都显S形。

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镇、嵌铸、铸接等当时最为先进的手法，可谓青祖够造工艺的隶大成者。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其中修复完整的一棵高达 3.96 米，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神树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又伸出三根树枝，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九只鸟栖息在枝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神树的造型与《山海经》中描述的扶桑神树极为相似，它或许是古蜀人沟通天地、神灵的重要媒介。

铜兽首冠人像是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器，残高40.2厘米，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其作为古代祭祀用具，人像身着对襟法衣，腰间插觹，双臂环抱呈执握玉琮状。兽首冠融合象鼻、耳等特征，冠部饰太阳纹，构成复合型神兽形象。

该人像兽首冠与大立人像存在差异，手势似道教“捻诀”手法，右手拇指未扣拢、小指微翘。冠饰元素与三星堆象牙、玉璋祭祀图像相呼应，反映古蜀文化对象牙的信仰。冠制差异表明其身份等级低于大立人像，可能为特定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形象。

1986 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小型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通高 15.6 厘米），现收藏并展出于三星堆博物馆 。‌‌

该铜像于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现存三星堆博物馆。

它是中国，也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代文物群中最早、最大、最奇特、最神秘、最为宏伟壮观的青铜立人雕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颠"。

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重约180公斤。采用分段拖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精美细腻，其双手一上一下举在胸前，环提中空，手势十分夸张；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千方形怪兽座上。

人像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三星堆震惊世界主要因为其出土文物数量庞大、造型奇特神秘、工艺技术高超，并改写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同时留下了众多未解之谜。随着三星堆文物发掘的逐步推进，考古研究之后引发公众和学界广泛的“困惑与疑虑”，根源在于其考古材料的呈现方式，与我们所熟悉的“常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解释鸿沟。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传统的中华文明认知体系里，像商周文明，我们拥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来“自我说明”。而三星堆至今没有发现系统、可解读的文字。这样造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失语”的文明。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不知道这些器物的确切名称，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砸碎、焚烧、掩埋这些国之重器。考古学家只能依靠后世的文献（如《蜀王本纪》）去猜测，但这种“对号入座”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其审美和造型与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差异巨大。纵目面具：眼睛呈圆柱状突出，不符合人类生理结构。 青铜神树：高达近4米，构造复杂，充满了“宇宙树”或“通天”的隐喻。黄金权杖：在中原文化中，鼎是权力的象征，而杖（权杖）在西亚、近东文明中更常见。由此困惑点：当人们习惯了“鼎簋礼制”这种中原叙事时，突然看到这种极度夸张、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且带有域外审美元素的艺术品，自然会问：“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东西？这是‘中国’的吗？”考古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坑（祭祀坑）中的文物，在下葬前经历了焚烧、击打、破坏。如果是普通的祭祀，人们通常怀着敬畏之心，将器物完整地献给神灵。但这种“毁器”行为显得极为决绝。这到底是因为亡国（政变、外敌入侵后破坏神庙）？迁都（告别旧都时的仪式性摧毁）？还是一种现已失传的极端祭祀仪式？这个动机至今没有定论。

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虽然整体上受中原商文化影响（如尊、罍的造型），但其中的“高放射成因铅”原料来源，以及如此高超的铸造技术，其至有金属焊接工艺的好疑，如此超时空的现代工业技艺是本地独创还是外来工匠所为？古蜀国是否在夏商时期就已是一个“独立王国”？ 消失之谜：辉煌了上千年的三星堆文明，在距今约3000年左右突然衰落，随后成都平原兴起的是金沙文明。这种转移是和平迁徙，还是内部社会崩溃？如果是内部崩溃，是什么导致如此发达的神权体系在一夜之间被推翻？

三星堆引起的“困惑与疑虑”，实际上是“材料丰富性”与“认知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我们拥有海量的、精美的、颠覆性的物质遗存，却缺少解读它们的“钥匙”（文字与详细的文献记载）。这种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三星堆像是一幅残缺的拼图，每一个新发现的碎片，都可能在挑战我们原本构建好的历史叙事框架。不过，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困惑”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多元、更具开放性，古中华文明早已辉煌，早已根植中华大地，值得后人去开拓研究，让中华文明更加璀璨夺目。

谢谢观赏！

沧浪水韵

2026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