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上）

古井无波

2026年的今日，即4月4日为寒食节，明日，4月5日是清明节。寒食节与清明节的时间并不是年年如此。寒食节虽非绝对固定于某一日，但与清明节时间关系稳定。现代普遍将寒食节视为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寒食节在农历冬至后105日,推算下来通常在清明前一二日,家家户户禁火、冷食.寒食节因而又被称为“禁火节”、“冷节”,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前后绵延两千余年。
寒食节的起源普遍认为有两种。其一源自远古改火习俗,古时火种来之不易,为保证老百姓日常用火之便,往往将火种保存,使其昼夜不熄,但人们相信火是有生命的,火是会新陈代谢的,因而每年寒食之期,需将去年保存的旧火种熄灭,待到清明之日,再换新火,此谓“改火”,寓意万象更新。其二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介子推，相传介子推追随晋献公之子重耳流亡他国十九年，后隐居不出。晋文公重耳为迫其出山而下令放火烧山，怎奈介子推坚执不回，抱树而亡，留下血书，“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悲痛万分,为缅怀介子推,他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下令民间禁火、只吃寒食、祭扫坟墓。
古代，清明节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寒食节与清明节两者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现代多数地区已将寒食习俗并入清明节，所以大多数人只知清明节，不晓寒食节。
幼时，奶奶给我讲过寒食节的由来。说的是春秋时，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一天重耳又累又饿，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吃的。这时，随臣介子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打好行装，悄然到绵山隐居。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推已离家。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
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给我讲故事的奶奶殁于1967年10月。而爷爷则殁于八年前的1959年6月。爷爷生于清代光绪二十三年的丁酉年10月，即1897年6月，去世时享年62岁，那时我还小，方6岁，童言无忌，还和奶奶讨论过，爷爷不算短命了。因奶奶说，凡不满六十岁去世家族里的人，不得入祖坟，最多只得安葬在祖坟外围。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家人的死亡，爷爷死前在沾益总站工作。在昆明昆华医院住院前，爷爷带着我到盘龙江对面的龙公馆后的洋草果树下，青年路尽头的圆通山里挖过草药。爷爷死时，父亲牵着我的手，到医院后面急定下一口没刷漆的棺材。盖棺之时，全家人与我爷爷告别，记得爷爷一动不动的躺在母亲街上现购来塞紧四周的草纸里，本来，应使用褥子等，可那时要票证，临时有钱也无法去买嘛。棺材里爷爷仿佛睡着了般，让奶奶鬼故事吓大的我，看着爷爷惨白的脸庞一点都不害怕。
“出殡过棺”大约是宣威地区特殊的风俗。老人去世后，后辈得披麻戴孝，手握稻草，面对棺木前端双手伏地跪下，让棺木从背上经过。我理解，这包含有为老人指路与告别之意。当时，家里无条件将爷爷葬回宣威祖坟，而是就近埋在昆明东郊八公里外大石坝国道320左边山上的佛教公墓。
记得我是奶奶领着乘公交车前往，父亲是独自陪着抬棺人去的。安葬完毕，连个墓碑都没条件立。还是我多年后，工作单位搬到山对面的普照村时，自行用混凝土制作了块只刻有爷爷名字的碑留记，免得上错坟，祭拜了别人的祖先。这事，让父亲欣慰了多年。走时，父亲还给那位义务守墓人几斤粮票，这一举动，让我首次领会了处理社会人情事故的应对之法。

多年后，当我还在国外没回国时，父亲为让我爷爷与奶奶团聚在祖坟里，拖着将死病躯，硬求人将爷爷的遗骨归葬回宣威祖坟之里，因是后迁，或其它想法没合葬，而是埋在奶奶下面斜右边三排之处。
其实，父亲后来向我抱怨，我爷爷并不是单位出具的死于心脏病的结论，而是因困难时期的营养严重不良。那年月，有钱也难买到食物。父亲说，爷爷要转院到昆明昆华医院前，想吃碗曲靖的水豆腐，他排了两天队，最后还是他前面刚好买了最后一碗的好心人，听我父亲说得可怜，分了一半给他。
我的奶奶，与我相依为命的十年里，其实年年有病，这也是爷爷自知时日无多时，怕奶奶和我无水可吃，而将家里一根扁担在中间横削了槽，让身高只奶奶一半的我与奶奶一起到街口水站担水回家。扁担中间刻槽，装有水的桶就不会往前滑，压坏他的孙子。奶奶是小脚不说，肺部有严重的哮喘病，常年咳声不断，口痰常吐。母亲怕传染给我，就买小圆铝饭盒给奶奶专门接痰液。父亲每来探亲，心痛幼子与老妈，会包街上送水之人挑水到家。
估计是父亲交的费用完结后，奶奶再也不用挑水人送水。等我稍大些，奶奶连陪我一起担水都无力后，就是我独自与年龄相仿，院坝里的人般承担了挑水之事。开始，奶奶要求我不准装满，一边半桶即可。就是这半桶，晃到家能再留下一半就不错了。
我上学前，奶奶还能成天戴个口罩，杵根红竹拐杖行走。我唯一记得被长辈背过，就是奶奶背我到医院缝针。那年，我和院中发小玩闹时，被院中长青苔的石板滑飞出去，额磕在天井边的石阶上开了个娃娃嘴大的口子。随我上学，奶奶几乎成天都是躺在床上咳喘。我回到家，奶奶总是告诉我：“小取，饭在锅里，你自己吃。”奶奶肯定是在我放学前挣命弄好的。
每次奶奶生病，实在抗不了了，她会悄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有时病重了，会被医生留下。我上学前有一回，我玩够回家，到天黑了，都不见奶奶回来煮饭，我坐在门槛上哭得昏天黑地，一哭肚子饿，二哭晚上，我一个人哪敢睡觉。记得那夜，还是院里和奶奶一起买房，男主人是旧社会跑商车时与父亲拜过把子的大儿子来陪我睡觉。第二天这人又去通知我二姑妈。姑妈来告诉我奶奶住院了，教我自己煮饭。记得，我是用药罐，淘了一把米，切了半个小瓜清水煮的饭。瓜烂了，米还是夹生的，吃了几口，我再不想吞咽。
等我上学，大了些，知凡奶奶不在家，就到巡津街的铁路医院找。那时知，奶奶以姑妈铁路职工亲属的身份，能到铁路医院看病，享受家属待遇。我去医院，其实不是看奶奶，是去讨食的，每一到，奶奶总会睡在床上，从被窝里悄悄递出个肉包子，交待回家再吃，说医院不许病号饭外出，路上怕饿惨的人抢食。
最终，我回到院内也没逃过被人强行分食的后果。这个夺幼童口里之食的人，就是那个与父亲拜过把子人的老婆。她见我在吃肉包子，问道，好吃吗？还不等我回话，她劈手拿走了包子，全不顾我无助的眼神，扳了一半，塞进了她的大嘴。
1967年，奶奶已经无药可救，此时，铁路医院已经搬到1966年7月1日开通的贵昆铁路终点站附近的北京路旁边。到医院看望将去宣威等死的奶奶，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电梯。父亲要将奶奶接去宣威之前，奶奶交待父亲：“儿啦，我若在火车上咽气，你千万别哭，因被人发现人死了，会被赶下火车，不管在途中任何地方，你都将陷入困境，毫无办法。”总算，父亲将吊着一口气的奶奶小心翼翼护回宣威，还延续生命八个月方去世归天。

接父亲奶奶去世的电报，我们一家已经搬离动用冷兵器武斗的郊外，回到城里家中生活，母亲头戴黑五类帽子，明知厂里已经停产，还得每天步行走六七公里到厂报到，不去，怕当权的造反派不发工资。事急，母亲安排早就停课在家不上学的姐姐和我连夜坐火车到宣威奔丧，母亲第二天到厂里请假再来。
那年月，昆明到宣威的火车要行驶一夜，记得耗时近九个小时。等我和姐姐赶在出殡前到宣威家门口时，我的大姑妈一把抓过我，给戴上了加缝小红三角的黑袖套，腰上缠条白布。那天，到大姑妈家吃了早点包子，便随父亲一路送奶奶到来宾乡下祖坟塘里安葬。事后知，办丧事的所有一切开支，全是父亲一人承担，连宣威约定俗成，由女儿家负担的“过河酒”都是父亲全款承受。母亲没同到替父亲分担丧事事务，并送奶奶上山。父亲颇有怨气，曾私下问过我，我极力替母亲解释。
奶奶的出生年月，与爷爷同年，即1897年，殁于1967年10月，享年70岁。当我陪同穿麻衣，戴白帽、束麻绳在腰，手持“哭丧棒”的父亲徒步前往来宾坟塘里的路上，父亲给我讲了不少宣威丧葬的规矩。如在为老人办丧中，各种辈分人的穿衣戴帽的规矩；在送葬时拴在棺材上的公鸡是“引路鸡”“看丧鸡”或“带路鸡”。公鸡还可克制尸体阴气，引导亡魂顺利前往阴间，防止魂魄滞留阳世。若送葬与下葬时若恰逢公鸡打鸣，被称为“凤鸣”，寓意“龙凤合一”，是极为难得的吉兆，代表逝者安息、家族福德深厚。
父亲最为骄傲的是，两家相距不远，就隔一条山沟的我爷爷家这边，和奶奶家娘家这边，为谁来抬棺发生争执。爷爷在家族里是老大，下面弟兄四个，虽因土改逃亡到外地躲难两个，在乡下还有两家。奶奶在娘家排行为二，上有一姐，下面兄弟五个，四家都在来宾，只最小的迁至大屯落藉。我爷爷这边亲属称我奶奶是嫁到这边的，为何要别人抬？奶奶娘家的那些舅舅不服气，说这是我姑妈，我们这边为何抬不得!最后通过沟通，一边负责一半路程，途中轮换着抬棺上路。
我奶奶出门之前，依然同送我爷爷时一样，所有后辈亲属同样在家门外的街边垫稻草，伏地跪送，进行了过棺仪式。下葬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跪在墓圹边的棺材旁，双手捧斧，向还活着，他的舅舅说：“请舅舅升钉。”事后，父亲向我解释，过去盖棺之前，都要请娘家这边的舅舅验看，看是否为正常去世？若不是，娘家人有权拒葬，并要报官。如今，已经不是那样严格，只留一颗棺材钉，让持斧舅舅象征性的敲几斧就行。
等我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回到城里下堡街的家中，母亲已经在家，头戴毛巾，正在打扫家中卫生。几日后，母亲带着姐姐回了昆明，我则留在宣威陪伴父亲，直到昆明武斗结束，治安好转以后，我才又回到昆明。那两年，是我天天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唯一时间。自母亲和姐姐走后，父亲晚饭后总会带着我外出散步。每回在外出时，父亲总会向我讲他接奶奶回宣威的点点滴滴。我们散步常在我和姐姐后为修房到河里挖沙、筛沙的西河桥边西通昆明，东至贵阳的公路上，我明白，这时父亲还停留在对我奶奶的不舍中。
父亲很是感谢奶奶回到宣威后，曾在各方面给过帮助的人。每天要上班，还得牵挂独自留在家中病入膏肓的母亲，他学会了严格计算时间，包括煤炉如何让捂着的火正好维持他回家，炉子所温着的东西还不烧坏。他说，为省钱，也为少折腾奶奶，他从医生处学会了打针，为奶奶注射。父亲，最是感谢菜场有些个人，如当听说父亲只为奶奶买小小一点白菜心，专为奶奶弄可口的菜品时，有并不熟悉的卖菜人，让父亲随意掐，有的甚至不收钱。当时，父亲在单位吃食堂，家里只为我奶奶一个人，准备每顿只需要几口的饭菜就可。买多了，吃不了，还浪费钱。父亲最感谢的是在老东山庙里驻扎的一位部队事务长，平时所为不说，当要办奶奶丧事，需要麦面蒸馒头包子，而遍寻城中买不到时，那位事务长连夜送来一袋，解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