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纪事

薛仲舒

早晨七点半，我坐在翠湖边的长椅上，看着水面被风吹皱。昆明的春天总是比别处来得早些，柳树已抽出嫩芽，但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雨后的清冷。退休后的第三个清明节即将来临，这种清冷让我想起五十年前同样的早晨——那时的我穿着松垮的校服，手里攥着纸花，和同学们列队走向西山上的烈士陵园。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儿子发来的消息，询问我今年是否要回老家扫墓。我回复说“在昆明祭奠也一样”，但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你们自己决定”。发送键按下的瞬间，我忽然感到一阵微小的虚空，就像按下钢琴键后回弹时的空隙。

我站起身，沿着湖岸慢慢走着。脚步机械地交替，思绪却有些飘忽。

我在文林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下，点了一杯云南小粒咖啡。店主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手臂上有靛蓝的刺青——一只飞鸟的轮廓。她磨豆子的动作让我想起父亲修理收音机时的专注，那种与物对话的姿态，仿佛时间只是旁观者。

“您常来，”女店主将咖啡端上时突然说，“但每次点的都一样。”

“习惯是时间的刻度。”我说，说完自己都觉得这话有些矫情。

“就像清明扫墓？”她擦着杯子，眼睛没看我。

我愣了一下。她继续说：“我父亲每年都去金平公墓，为他不认识的战友。他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些人的时间就真的停止了。”

“时间的延续。”

“或者说，记忆的传递。”她转身去招呼新来的客人，谈话像突然切换的广播频率，断了。

我啜饮着咖啡，苦味在舌尖弥漫开来。这让我想起《渔樵问对》里的话：“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以物观物，物物自有个道理。”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清明，我们一起去扫墓时他曾对我说：“我们不是在祭奠死亡，是在确认生命的纹理。就像树的年轮，一圈套一圈。”

那时我还年轻，只觉得是老人家的玄谈。如今我自己六十七岁了，坐在这陌生城市的咖啡馆里，突然明白了父亲话中的“纹理”——那是存在过的证明，是“某人在某时曾如此活过”的印记，与民族、国籍无关，只关乎生命本身。

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战友老陈，他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泛黄的照片：1979年边境作战前，我们在营地前的合影。照片上的八个人笑得毫无阴霾，仿佛未来只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直线。照片下，老陈写道：“又到清明，想念兄弟们。”

那场冲突中，照片上的八人只回来了五个。我的左手小指少了一节，是在抢救战友时被弹片削掉的。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直到杯中的咖啡彻底凉透。

三天后，我独自上了西山。

不是烈士陵园开放日，山上几乎没有人。我沿着石阶向上走，膝盖发出轻微的抗议声。走到山腰处有片空地，能俯瞰半个昆明城。我在这里停下，从背包里取出三样东西：一张父母的黑白合影，一本卷了边的《战争与和平》（扉页上有牺牲战友的签名），还有一个小小的、木质的渔船模型——父亲是渔民出身，小时候他常说“人生如逆水行舟”。

没有香烛，没有纸钱。我只是把这些物件摆在石头上，然后静静地坐着。

山风吹过松林，发出类似海浪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渔樵问对》中的一个场景：渔夫问樵夫，你砍柴是为了什么？樵夫说，为了生火做饭，为了取暖。渔夫又问，那火灭了之后呢？樵夫沉默良久，说：灰烬还在，温暖曾经存在过。

“爸，妈，”我对着空气说，“我六十多了，还经常梦见你们。”

没有回应，只有风声。但我觉得，这也许就是“以物观物”的境界——不寻求情感的回声，只是确认这连接的存在本身，就像确认西山在这里，松树在这里，风吹过时它们会发出声音那样自然。

我从包里又掏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些零碎物件：儿子的第一颗乳牙，母亲年轻时用的发夹，我自己的三枚参战纪念奖章。这些物品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微光，像时间的碎片，等待着被重新拼合成某种图案。

“我一直在想，”我继续说，虽然知道没有人听，“祭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不忘记，还是为了能够继续忘记之后的生活？”

风突然大了些，松涛声如潮水涌来又退去。我想起那些烈士，那些在历史书上只有一行字、在亲人记忆里却是整个世界的人。我想，也许祭奠不是为了延续他们的生命——生命一旦结束便是结束，如邵雍所说“生死有数”——而是为了延续“他们存在过”这个事实在生者世界中的重量。就像把一块石头投入时间的长河，涟漪会逐渐扩散，但石头已经沉底，不再移动。

然而正是这沉底的石头，改变了河流的形态。

我拿出笔记本，翻开空白的一页，用还剩九根手指的手写下：

清明纪事

地点：昆明西山

时间：2026年4月4日下午3:17

在场者：我，及所有不在场的在场者

事件：确认时间的纹理

附记：以物观物，则生死皆在物中；以我观物，则我亦在物中。

合上笔记本时，我注意到有个老人站在不远处，背着柴捆，像是山里的樵夫。老人朝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沿着小径向上走，步伐稳健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我收拾好东西，也起身下山。走到山脚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我回头望了一眼西山，松林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像正在融进水里的墨迹。

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爸，我们决定还是回老家扫墓。您要不要一起？”

我想了想，说：“好。”

“那我们明天开车来接您。”

“不急，”我说，“时间还够。”

挂断电话，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街灯次第亮起，照亮了回程。我突然觉得，清明祭奠或许就像渔夫撒网——你不知能打捞起什么，可能是记忆，可能是悲伤，也可能只是午后的风声。但撒网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与时间之海达成的某种协议：我承认你的流逝，但我也要在此刻，抛下我的锚。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锚抛向的不仅是个人或民族的记忆，而是人类共有的生存姿态——在必死的命运面前，选择以祭奠的方式说：你存在过，这事实改变了我存在的质地。就像西山上的松树，每一圈年轮都包含着曾经的春天，沉默地指向天空。

回到公寓时天已全黑。我打开灯，把从山上带回的松枝插进水瓶，摆在父母照片旁边。然后我打开音响，放上那张老旧的《Kind of Blue》唱片。迈尔斯·戴维斯的小号声流淌出来，清冷如昆明的春夜。

在萨克斯风的间歇，我仿佛听见了松涛，听见了父亲的渔舟唱晚，听见了战友们在营地里的笑声，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为此刻的背景音。而我就在这声音中坐下，翻开那本《渔樵问对》，从折角的那页继续读下去。

窗外，昆明的夜晚安静而深沉，像一片等待撒网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