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之60 中国近现代文人学者谈论中国茶！！

【 农讲所 I 茶习社 】

　　中国近现代文人学者谈论茶，大多将其视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既是抵抗浮躁、安顿自我的方式，也是观察社会、品评人生的窗口。他们极少纯粹地“推广茶艺”，而是通过茶来言说自己的性情、立场与时代关怀。

这种将日常饮茶与思想深度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茶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茶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林语堂先生确实写过不少关于茶的妙文，在《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著作中，把茶的地位抬得很高。对茶的论述更为系统、热情，且充满生活哲学的意味。他不仅记述茶，更将茶提升到了中国国民性象征和精神图腾的高度。林语堂记述“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中国人只要有一杯茶在手，便觉世间尚存清欢，心中自有山水。”茶是与吸烟、饮酒、享受自然并列的“生活艺术”，且认为茶是“生活艺术”的核心。他认为，茶须静品，其精髓在于“闲适”二字。一个真正的“爱茶者”，必定懂得享受生活中细微的、不昂贵的乐趣，这是东方人文主义的核心。

他还提出了鉴赏好茶的三个条件。茶的本质要好，如同人的天赋资质；水要活、要干净，好茶需好水激发；心境要闲适，急迫、功利的心态喝不出茶的真味。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美的品茶体验。

林语堂认为茶与国民性是相关联的，饮茶习惯塑造了中国人平和、知足、内敛的性格。一个手持茶杯的人，很难同时举起武器攻击他人。茶缓解了生活的紧张，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所。他对比咖啡与茶，咖啡让人兴奋、进取，而茶让人宁静、思考。因此，茶比咖啡更符合东方“中和”的哲学。

林语堂记述的中国茶，核心是“生活的艺术”与“闲适哲学”。他以茶为“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他是一位热情而专业的品鉴者与推广者，通过英文写作，成功地将中国茶文化中“享受生活、品味当下”的精髓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钱钟书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学者的标杆。他以一人之力贯通中西，其作品兼具精深的学术厚度与不朽的文学魅力。“文化昆仑”是最贴切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转型中可能达到的高度与广度。

民国十八年（1929年），钱钟书破格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自此步入他青年时代最为璀璨的读书生涯。自无锡走出的少年，带着江南世家的简朴与沉静，在清华园里埋首典籍、日夜深耕。而茶，依旧是他生活里最朴素、最恒定的陪伴。

与日后牛津时期形成的“每晨一大茶瓯牛奶红茶”不同，清华读书阶段的钱钟书，饮茶仍承家风：不尚名贵、不重器具、不求花样，只以一盏清茶伴书案。青年时代尤甚——茶于他，从不是雅趣点缀，更无繁复茶礼，仅是静心醒神的日常所需。

彼时清华学风清正，文人往来多以茶叙谈，然钱钟书极少参与应酬茶聚，更多时光，是独自在图书馆与自习室中度过。他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中外典籍手不释卷，案头陈设极简，唯有书卷、稿纸与一盏热茶。倦时小啜几口，清苦入喉，心神复明；闷时静观茶叶浮沉，杂念渐消，再度沉心治学。茶不喧哗，恰合他的心性；茶不浓烈，正应他的简朴。

钱钟书不挑茶品，校园茶房的普通绿茶、宿舍热水冲泡的家常红茶，皆可入口；他不计浓淡，热饮即可，凉了再续，淡了再添，从无挑剔。江南世家带来的“茶为日常、不为排场”的理念，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茶是读书的配角，不是炫耀的道具；是静心的媒介，不是社交的标签。

清华岁月里，茶见证了他的才思与定力。在茶香与书香交织的安静时光里，他积累学识、锤炼文笔、沉淀思想，一步步从才气逼人的少年，成长为底蕴深厚的青年学者。没有名茶，没有雅器，没有繁文缛节，唯有一盏清茶、一卷好书、一颗沉定之心。

　　在林语堂和钱钟书之同一时代的民国时期，还有周作人、梁实秋、鲁讯、丰子恺等不少文人学者都曾生动地谈论过茶。他们笔下的茶，往往不是单纯的饮品，而是融合了个人性情、生活境遇与文化思考的载体。

自称“苦茶庵”主人的周作人是现代散文中写茶最多、也最有韵味的作家之一。在其《喝茶》《吃茶》《关于苦茶》的文章中，他将茶提升为一种冲淡、平和的生活美学。“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他认为喝茶当在瓦屋纸窗下，用素雅的陶瓷茶具，与清泉绿茶相伴，目的是为了“赏鉴其色与香与味”，而非解渴。他，茶的微苦正是人生的况味。这种“苦”不是激烈，而是一种冷静、理性的自知与包容。他反对功夫茶的繁琐，推崇江南一带用带盖的碗泡绿茶，随意、自然、不拘束。

在《雅舍谈吃》散文集中梁实秋专列《喝茶》一文，记述了自己从北平到台湾，一生与茶相伴的经历。他继承了其父“不为功名而读书，不为应酬而喝茶”的家训，强调茶是日常的“清福”，茶要喝得自在。他最爱西湖龙井，但对北平的双窨、香片也念念不忘，认为那是故乡的味道。他对往茶里加“果点、果酱、牛奶”的西式饮法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洋鬼子”吃法，糟蹋了茶的本味。同时也讽刺用大壶焖茶、倒在玻璃杯里喝的做法。

鲁迅也写过著名的《喝茶》杂文，但他的角度更为社会批判性。他认为所谓“雅人”的喝茶，需要内心“无欲无求”为前提。但对于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穷人或战斗者来说，即使有上好的龙井，喝起来也和粗茶没区别。他曾用亲身经历说明，刚买了好茶，却因急着写完文章而心浮气躁，结果喝不出任何味道。结论是“感觉细腻、敏锐的人，不一定是雅人，更可能是敏感而痛苦的现实主义者。”他犀利地指出，那些终日被压迫、挨饿的人，是“无法理解喝茶的‘清福’的”。这话既讽刺了伪风雅，也表达了对底层苦难的关切。

作为漫画家和散文家，丰子恺笔下的茶总是与人间温情、乡村野趣相连。他的漫画中常见临水茶楼、老农、伙计、闲汉，茶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他称某些热闹的茶馆为“茶码头”。他喜欢用粗陶大碗喝茶，认为坐在乡间茶馆里听书、看热闹，比在精致茶室里独饮更有滋味。他尤其怀念儿时用热茶泡冷饭、佐以几粒咸菜的吃法，认为那是“最实在、最落胃”的享受，充满了对朴素生活的热爱。

　　《茶与酒》是王蒙先生一篇极为精悍的妙文。他并未对茶的种类、产地或工艺做百科全书式的评述，而是用对比的笔法，将茶与酒提升到人生态度与思维范式的高度。

王蒙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将茶与酒定义为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茶是人处于清醒、理智、家常、务实状态下的饮品。酒是人在情感、冲动、幻梦、爆发状态下的饮品。”在他看来，中国茶所代表的是秩序与清醒。喝茶时，人的理智回归，情绪平复，思维变得清晰。他将茶视为东方文明中“克制”与“内省”的具象化载体。文中一个有趣的评述角度是社交属性。王蒙认为：酒文化偏向“呼朋引伴”，往往带有抱团取暖、宣泄共情的意味；而茶文化本质上偏向“自赏”与“小圈子”。他写道，喝茶喝到深处，往往是人少的时候，甚至是独处之时。茶不适合用来起哄，也不适合用来壮胆。这种评述抓住了中国茶道中“贵在清静”的内核，区别于酒桌上那种热闹但略带功利性的社交。

王蒙经历过人生的起伏（自身经历了边疆岁月与时代风波）后，在文中表现出一种“过来人”的通透。茶的那种“淡中知味”更符合他对生命的理解，这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看透世态炎凉后的从容与淡定。他并没有像文人雅士那样去神化茶道。他提到，中国人喝茶并不总是像日本茶道那样充满仪式感。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茶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他赞赏的是茶在世俗生活中的扎根能力。哪怕是用粗瓷大碗泡的高末儿（茶叶碎末），只要喝下去能解渴、能安神，那就是茶的真谛。这种评述消解了茶文化中可能存在的矫饰，还原了其生活本质。

虽然是茶与洒的对比，但王蒙在文中并没有贬低酒来抬高茶。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了两者在中国人性格中的互补性。他评述道，一个完美的人格、一种健康的文化，既要有酒的“热情与爆发”，也要有茶的“冷静与理智”。如果只有茶，人生未免寡淡无趣；如果只有酒，人生则容易失控失态。

在《茶与酒》中，王蒙对中国茶的评述，本质上是借茶说人。他将中国茶定义为“清醒者的慰藉”。他认为茶文化最珍贵的部分，不在于器物之精美，而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纷繁复杂、充满诱惑与焦虑的现实中，迅速沉静下来，回归理性与务实。这正如他在文末所暗示的：有茶有酒，有清醒有沉醉，才是完整而丰富的人生。

　　作为学者型官员的于幼军先生谈论中国茶，更多带着一种宏观的文化史观和深刻的社会关怀。他曾做过地方主官，又有学术研究的深厚功底，这使他谈茶时，往往跳出单纯的个人品味，将茶放在中华文明复兴、社会道德重建的宏大视野下审视。

于幼军多次在文化讲座和著作中，将茶视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他认为，茶不仅是饮品，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与丝绸、瓷器并列。但与丝绸瓷器不同，茶至今仍深度参与着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谈文化自信不能只谈四书五经，更要谈茶：这种融入中国人血脉的生活方式，才是文化最坚韧的根基。他强调，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核“清、敬、和、雅”，完全可以与世界对话，成为东方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

在于幼军的文化论述中，“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而茶正是“和”最完美的体现。他认为，倡导茶文化，本质上是在倡导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

于幼军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状况有过深刻思考。他提出，茶文化可以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辅助力量。他在一些演讲谈中谈到，茶道中的“敬”——无论是对长辈敬茶，还是主客之间的礼节——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人的恭敬心与感恩心。他主张将茶文化引入社区、学校甚至公务员系统，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通过一杯茶学会慢下来、静下来、谦卑下来。

对“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辩证思考，于幼军也有务实的面向。他关注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曾指出，中国是茶叶大国，但“大而不强”，有品类无品牌，有产量无定价权。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附加值挖掘不够。他主张将茶文化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动力，推动中国茶从“农产品”真正升级为“文化产品”，像英国立顿那样走向世界，但内核必须是中国的。

于幼军在谈茶时，常带历史学者茶与国运的纵深感。他提到过，从唐宋的茶马互市，到清代茶叶贸易顺差，再到鸦片战争的深层诱因，茶曾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他在《社会主义五百年》等著作中，偶尔会以此为例，说明一个看似微小的日常之物，如何牵动国运兴衰。这种视角，让他的“茶论”多了几分历史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厚重感。

　　《品鉴普洱茶》是余秋雨先生著名的文化散文集《极端之美》中的一篇经典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他将普洱茶与书法、昆曲并列为中国文化的“极端之美”。其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切入，详细梳理了普洱茶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并对普洱茶复杂的口感层次（“号级茶”、“印级茶”的品鉴）以及“陈香”的审美体系做了极为精妙的阐述。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宏阔而感性的笔触，为茶的美学注入了历史沧桑感与生命哲学的维度。

余秋雨首先为普洱茶从“边销粗茶”到“文化极品”之正名，着力扭转人们对普洱茶的普遍误解。他指出，普洱茶长期被看作由马帮驮运的“边销茶”，甚至被贴上“霉味”“低档”的标签。他认为这是极大的文化误判。真正的优质普洱茶（尤其是老茶），其风味有着惊人的深度与厚度，是中国茶品中最具“成熟之美”的极品，足以代表中国茶的最高审美境界。

“陈酽、暖润”为其核心美学的“时间美学”，这是对普洱茶论述的精华。余秋雨认为普洱茶的美，是一种在时间中“活”着并持续进化的美。他用“陈酽、透润”四个字概括老茶的巅峰口感。这种味道不再是绿茶的清新鲜爽，也不是乌龙茶的馥郁高香，而是一种由微生物长期、缓慢作用后形成的复合型、厚重又温润的韵味，像老琥珀，又像上好的老酒。他提到普洱茶最极致的境界是“无味之味”。这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所有刺激性的味道（涩、苦、火气）都已在岁月中转化殆尽，留下的是一种极其纯净、柔和、深邃的甘甜。这被其视为东方哲学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味觉呈现。

同时，他强调普洱茶是“后发酵茶”，其转化在出厂后才真正开始。在适当的仓储下，它会像生命体一样逐年成长的“活着的茶”，风味不断变化。因此，品饮老茶，品的是时间本身的味道。

正如他在书中所言：“一杯好茶，不仅是一种口味，更是一种态度。它告诉我们，在浮躁的世界上，有一种美好需要等待；在短暂的生命里，有一种价值可以恒久。”这种将品茶上升为生命态度与文化自信的论述，是余秋雨先生对中国茶美学最深刻、也最富感染力的诠释。其核心论断用一句话概括：普洱茶是“时间的艺术”和“生态的哲学”，是东方美学中“收敛、内省、厚积薄发”的典范。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先生极爱谈茶、也极善谈茶的一位。他笔下的茶，更多的是文人之气韵、秦地之风骨，以及一种看透世情后的淡泊与自在。关于茶，他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主要散见于散文《品茶》《茶杯》以及各类访谈中。

贾平凹对喝茶的场景有非常独到的排序。他在散文《品茶》中写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在他看来，一个人喝，能喝出茶的精气神韵；两三个人喝，能喝出清谈的趣味；但如果超过七八个人，那就不是在品茶了，只能叫“施茶”（为了解渴而灌茶）。这种区分，体现了他对清净和精神内守的追求，反感喧嚣应酬式的喝茶。

贾平凹认为茶有一种“清”的品德。他曾说：“茶要喝得越淡越好，就像朋友，走得越远越牵挂。”他主张茶是让人冷静、让人清醒的东西。在他的散文中，他直言“和尚吃茶是一种禅，道士吃茶是一种功，文人吃茶是一种文字”，他强调喝茶时应该放下名利心，如果一边喝茶一边谈着升官发财，那便是“玷污了茶”。

作为陕西商洛人，贾平凹对西北的茶文化情有独钟。他虽然写龙井、写普洱，但他更关注茶在西北生活中的形态。他提到陕西人过去喝的是“罐罐茶”——用很苦很浓的砖茶在火上熬。他认为这种喝法粗粝、苦涩，但充满了生命的韧劲。他笔下的茶，往往与西北的黄土地、贫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茶在那里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劳作后的慰藉和生活的仪式感。

感受贾平凹笔下的茶味，在他的散文集《自在独行》中的《品茶》里，茶是秦地文人的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质朴、内敛，以及对喧嚣世界的温柔疏离。《品茶》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朋友问他：“听说你喝茶用的是西凤的烧酒瓶？”贾平凹答：“这瓶子虽然装过酒，但酒是浑的，茶是清的。我在瓶口塞上软木塞，水汽上来，木香渗进去，茶就有了草木的魂魄。”这段描写极具化俗为雅的风格。一个粗糙的酒瓶子，经他之手，变成了充满“草木魂魄”的茶具。这反映了他对茶的理解——器具不贵在奢华，而贵在是否与自然相通。

贾平凹谈茶，谈的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他曾在采访中说：“人生得几多闲时？吃茶是给忙碌的生命划出的逗号。”他将茶视为在纷扰、繁杂的现代生活中，找回内心秩序的一种媒介。他反对将茶道搞得过于形式化和玄乎，认为真正的茶道就在日常之中，就在那“粗糙的陶碗”和“平淡的流水”里。

　　中国近现代这些文人学者谈论茶，共同勾勒出中国茶文化的近现代轮廓：既有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也有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更不乏面对时代变迁、家国情怀的深沉思索。茶在他们笔下，这多重维度彼此交织，让近现代文人笔下记述的茶，既未沦为单纯的感官记录，也未变成空洞的玄谈，而是成为可感、可品、可思的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