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豹乐园的美篇

雪豹乐园

雨花台上并蒂莲

雨花台是一座用“主义”和信仰垒起的祭坛。无数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雨花台英勇牺牲，他们的事迹催人泪下，可歌可泣；他们的爱情浪漫温馨，忠贞不渝。

邓中夏与夏明

雨花英烈中，邓中夏是唯一参与了建党和筹备一大的人物，而且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青年领袖。

1916年，两个意气风发的湖南青年走到了一起，并同出师门，他们的老师叫杨昌济，这两位青年才俊就是毛泽东和邓中夏。理想者与理想者碰到一起，撞击出的必定是理想的火花。

1919年初，北大校园内一本名为《国民》的杂志在同学间争相传阅，封面上一位对未来饱含希望的青年凝神思考、眺望远方，是青年徐悲鸿照着邓中夏激情演讲时的样子所绘的肖像画。封面青年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运动前夜中国青年的形象，也是邓中夏作为那个时候中国青年领袖的形象。《国民》杂志便是他和救国学生会的同学一起创办的第一份爱国刊物。

这一年的5月3日，北大学生集会，蔡元培校长到会并首先发表演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为之意，而我国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坚决不答应！”邓中夏慷慨激昂：“我们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

邓中夏、许德珩等倡议第二天（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北平学界示威大游行。

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6月，李大钊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一大，所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荐张国焘和邓中夏作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但会期当时无法确定，后来7月份召开的中共一大，与邓中夏早已确定的两个重要活动时间上冲突，未能参加。他虽未能出席一大，但是北京小组给一大的报告却是他起草的。

1928年，邓中夏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等职。

1930年7月，邓中夏在莫斯科与妻子和幼儿告别，踏上回国旅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我党曾在邓中夏牺牲后多次派人赴苏联寻找，然而始终未能找到他们的儿子斯提尔·邓。

1933年5月5日，邓中夏在与组织接头时被法租界巡警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正是这个林素琴后来出卖了他。

蒋介石下令将邓中夏押解到南京。”

同年9月21日的凌晨，小雨中的雨花台，阴霾笼罩，年仅39岁的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从容地走向了永恒。

邓中夏牺牲时，他的妻子李英也关押在敌人的监狱中。

李英是李启汉烈士的胞妹。1926年8月，在刘少奇、何宝珍夫妇见证下，邓中夏与李英喜结良缘。婚后，李英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32年11月，李英在递送文件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夫妇互不相认。邓中夏对敌人谎称早已离婚，李英也已改嫁。1936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的李英，改名为夏明，表明继承中夏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夏明先后在劳动部、轻工部工作。1987年，夏明走完人生历程，享年78岁。

历史的背面往往写满了遗憾。爱情的玫瑰过早地凋零，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浩气长存！

施滉与罗静宜

雨花台烈士生平简介中，施滉的介绍很特别：1900年生，云南白族革命者；17岁考入清华大学，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清华学生会会长；1924年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成为美国共产党党员，且为美共中国局第一任书记。他是雨花英烈中极少数的清华人之一，而且与孙中山先生进行过面对面的革命对话。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会看到门厅正墙上有一块醒目的纪念碑，上面镶着施滉烈士英俊的头像，头像下面有四句经典的评语——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根据周培源、罗静宜等校友与同志建议而特制的。立碑的时间是1949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日。

在清华读书期间，施滉于1923年春团结“唯真学会”8名成员组成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意为成员间友谊、情操超过古人的“桃园主义”。女师大附中的优秀学子罗静宜是这个组织唯一的校外成员，并与施滉相识相恋。“超桃”成员参加了“五卅”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组织留美学生和华侨进行反帝、反封建等活动。

1924年2月，施滉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后拜见了陈独秀、孙中山，请他们指教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与孙中山的对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后来的硕士论文就是《孙中山评传》。同年秋，施滉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此后不久，罗静宜也追随他的步伐来到美国。1925年施滉与罗静宜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小镇喜结连理。1927年3月，施罗夫妇一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秘密成立了“中国局”，施滉任书记，罗静宜任妇女组织员。为了维持革命事业，夫妇俩不得不常去餐馆洗盘子或打零工，把挣来的钱用于革命活动。罗静宜回忆说：“记得我们有一次快要断粮了，钱早就用完，家里只剩下两个洋芋、四个洋葱和一小点面包，正好来一个穷同志，没有吃饭，于是施滉就把洋芋和面包请了客，剩下四个洋葱就做了我们第二天的全部粮食。那时我们真穷得可以，可是我们很快乐，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比饱食更大的快乐。”

他们的女儿出生时，因为没钱出院，罗静宜只得待在医院等待施滉打工挣到钱后才把妻女接回家……

就是在这样宭迫的背景下，他们仍然坚持革命工作，宣传真理与信仰。

1929年下半年，施滉到莫斯科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一年后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不久又被调往北平，任河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初在雨花台被秘密杀害。就义时年仅33岁。他牺牲后，美国共产党便把每年的1月1日作为“施滉日”来纪念。

他们没有见到胜利的曙光，但新中国的黎明却因为他们而到来！

黄励与杨放之

一枚“心”形的雨花石是黄励烈士的遗物，严格地说，烈士生前并没有见到过，因为这是她的爱人杨放之为怀念妻子特意制作的，现存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黄励牺牲时仅28岁，是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出生于湖南贫苦家庭的黄励热切向往革命，立志寻求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1925年，20岁的黄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赴苏的道路水陆辗转，漫长艰辛。在同行的队伍中，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杨放之，比黄励小3岁，旅途中，两人在共同照料一名生病的同学时，由相识而渐渐熟悉。在苏联的岁月里，他们共同学习新知识，参与党小组的各种活动。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中萌芽，不久他们在莫斯科结为夫妻。毕业后，邓中夏为保护黄励夫妇，带他们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会后黄励就留在书记处工作。二人于此度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后生活。可这种平静的生活让身处异国的这对夫妇感触良多，什么时候自己祖国的人民也能过上这样美好的生活？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回国，投身到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去。

1931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因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的各级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杨放之不幸被捕。

1932年秋，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派黄励去苏区工作。但还未及成行，就被叛徒出卖。1933年4月25日，黄励在上海遭法国巡捕逮捕。

黄励将监狱当作新的战场，继续与敌人斗争。

有个看守叫张良诚，穷苦出身，同情革命。黄励争取了他，为革命工作。张良诚暗中帮助“政治犯”传递消息，把叛徒的情况及时告诉狱中党组织。而黄励也利用这一特殊途径，和狱外联系，为我党及时了解敌情和营救狱中同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33年7月5日清晨，黄励被反动派押赴刑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到丈夫还在监狱服刑，便从头上扯下一把头发，用小毛巾包好，对难友说：“我的丈夫也在狱中，如果有幸能活着出去，请你们将这包东西给他，我今生不能再与他并肩作战了，但愿我的一缕青丝可以陪伴他一生。”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上空的太阳。

黄励的牺牲，更加激起了丈夫杨放之对敌斗争的坚强意志。

1935年10月，抗战高潮到来之际，杨放之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投入周扬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动动，常以化名“吴敏”发表文章。《新华日报》创办后，他是骨干之一。解放战争后期，他又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党内出名的才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敏恢复原名杨放之，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

2003年，杨放之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享年95岁。生前多次到南京，悼念爱妻。

这对“姐弟恋”的革命夫妻，在大革命时期生离死别，荡气回肠的爱情之歌响彻雨花台。

雨花台上，还有徐全直与陈潭秋、袁国平与邓一涵、恽代英与沈葆英、丁香与乐于泓等许多烈士，他们既是同志，也是战友，还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还有一位特别的烈士叫曹顺标，1915年9月出生，1932年10月1日英勇牺牲，生命定格在17岁的花季。牺牲前一天，他知道自己将告别这个世界，向同狱的难友吐露心声：“ 革命总会有人牺牲的，死没有什么可怕。如果我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是我再也不能革命了；二是我活了17岁，还没有恋爱过。我心里爱过一位女同志，看她也有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在自己心里了，只有自己单相思了……”临刑前，他还在深情吟诵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曹顺标又名曹均，他牺牲后，被他暗恋着的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纪均” ，以示纪念。

让我们永记住这些光辉的名字，他们是立志救国的革命者、心系天下的觉醒者、勇于斗争的先驱者、忠贞爱情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