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七《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 2026年1月9日星期五 今天是2026年4月4日，发此文以纪念这个日子。

杨若木

我的父母亲（杨公骥 葛立）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三棵树”，左起：杨若木 杨建木 杨榑木

摄于1988年夏，东北师范大学一教29栋我家门前。

摄影者：我的女儿杨如来（12岁）

用千问AI“修复老照片”修版后，我小妹杨榑木说，还是第一张照片好，虽然不太清晰，但比较真实！好吧！

我得说说，我写《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普遍的特点，为什么要从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写起？我思考：一个人，先天的禀赋不说，后天的大环境不谈（虽然这样的前提锁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后天的大环境虽然对人的成长、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因素，但这种大环境是共性的，在同一个社会大环境中，还是能发展出各种品格和性格的人。当然，仔细想，一个人的品格和性格的发生和成型的过程非常复杂，即使在完全一样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中一起长大，也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人类的指纹都不可能重复，更何况有思想、有灵魂、有性格的人。 这就又回到了：家庭——是一个孩子生命的启程点，是第一个“小社会”；父母是孩子第一位人生的导师，是构建孩子灵魂最初始基础的人。可《师大院里的孩子》来自那么多家庭，又该怎么去既概括又具体地写这些孩子，是得有一个整体的构思，我想：他们的父母亲大多是知识分子，所生活的环境又都是大学的环境，对于这些一生投入教学生涯的人，他们的人生理想，价值观都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中，这一点，每一个东北师大的教职员工的家庭，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比如，我在（之六）里写到的，还去用“孝”“孝顺”来作为维系家庭伦理的这种类型，在师大院里很少见。因为在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环境中，文明的程度比较高，所以，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很有幸生活在并无浓厚的封建家庭观念的约束下。这很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近代的精神分析法告诉我们：孩子心理的健康，关乎孩子未来是不是可以自由舒展地开发自己的才能、个性，是不是可以度过一个开放、自由、快乐的人生，以致影响到他们的后一代。有时一件小事，触痛心灵的小事，甚至会颠覆孩子的一生。现代犯罪心理学往往寻根溯源，从儿童幼年所遭遇的事情来解读这个人的犯罪和犯罪心理，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是从几千年封建思想观念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也许，没有经历那种封建家庭伦理道德的制约，你是不会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困境和精神的雾瘴。

“二十四孝图”只不过是一些解读“孝”最表面的做作的表演，很幼稚和浅薄。就像老子《道德经》提到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种“知美知善”了，就出于功利目的——名利和虚荣，去效法的社会行为很多。即使是现代，例如学雷锋时期，不是也有很多模仿“秀”，等待在路边，硬是扶老太太过马路，硬是”创造出”各种的“好人好事”去做，记在本子里，用在讲用时。这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便为了功利目的趋之若鹜地去效仿，就变成“斯恶已”，“斯不善已”，反倒成了弄虚作假的丑和恶。

我说的旧时的“困境”和精神的“雾瘴”，远远超过这些，如果拿现代人的观念去判定，旧时的绝对的“忠”和“孝”都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理解和难以想象的。都知道司马迁《史记》中《伍子胥列传》，那里有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有关“忠”和“孝”的史实。

伍子胥是（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的人物，距今两千多年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得罪了楚平王，楚平王要杀伍奢，奸臣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奸臣无忌承认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皆贤”，所以杀了老子，不杀两个“贤”子，势必留有后患，所以出谋划策，以父亲伍奢为“质”（人质），叫他召回两个儿子，一同杀掉以除后患于是，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楚怀王使人对伍奢说：“你如果能召回你的两个儿子，就可以不杀，不能召回，就杀了你。”这种鬼话连小孩儿也骗不了，伍奢，位居楚国太子太傅，属于三公之一，地位显赫，是当时楚国朝中仅次于楚王的尊贵官职。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伍奢不但坦然面对，而且为楚王计：“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伍奢说：“我的长子伍尚为人仁慈善良，叫他，他一定会来的。我的次子伍员为人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能干大事，他知道如果回来了，便一道给抓起来，势必是不会来的。”“忠臣”伍奢在为楚王分析了他的两个儿子性格特征，并判定大儿子能从父命，而小儿子伍子胥断不会听命前来。楚王不听这些，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胥），说：“你们回来了，我就饶你们的父亲活命；你们不来，我现在就杀了你们的父亲。”哥哥伍尚准备听父命回去，弟弟伍员（伍子胥）说：（以下不用原文，用白话表达）“楚王之所以要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真的让我们的父亲活命，只不过是怕我们逃脱了，以后留下祸患，因此用父亲作人质，把我们两个骗去。我们两个一到，就必父子一同被处死。这对于父亲又有什么益处呢？应召而去，只能使得我们无法报仇。不如去投奔别的国家，借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一起去死掉，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这些，难道哥哥伍尚看不透吗？不是。伍尚说：“我也知道，我们即使回去了也终究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然而现在父亲为了保全性命而召我们前去，我却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雪恨，结果被天下人耻笑，这将使我非常痛苦。”所以伍尚回去的理由是：“孝”，明知父亲和自己会被杀掉，也要尊父命去赴死，只为留得个忠孝之名，不为天下人耻笑。不这样做，就生不如死。“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哥哥伍尚于是回到了国都，楚平王下令诛杀伍奢和伍尚父子，其家族三百余口人被牵连，满门抄斩。伍子胥是伍门唯一幸存者。当父亲伍奢听说子胥逃走，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一个家族三百多条人命，无辜受死，伍奢仍然在为楚国未来担忧，他了解以二儿子伍子胥的刚烈性格，必不罢休，预言说“楚国的君臣从此以后将要为战乱而吃苦头了。”这种“忠孝”的程度，是不是比“二十四孝图”要高？还有再高水平的“忠孝”比得了的吗！必须承认，中华的历史有过这等的“忠孝”，作为传统的文化道德，在现代的社会中还有没有这种“愚忠”和“愚孝”的传承？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有变化的，但本质却相当一致的，甚至仍然被冠以“美德”而受到赞誉的呢？据我了解，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在识别这些形式的不同，本质上相同的“忠”“孝”，是有着一定的识别和批判能力的，这，以后还能谈到。

以下，再说说东北师大的家庭和父母亲对待他们的孩子——男孩儿和女孩儿是怎样的认识和对待的，对于封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又是怎样的不以为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学，从五十年代开始，比较统一的观念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对待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平等和喜爱。因为我父母亲只生了我们姐妹三人，所以也无法用亲历事实说明父母亲对生男生女或者对男孩和女孩的待遇。我觉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是在比较自然的状态下出生，生几个孩子也是随父母的喜好，像学姐李春仁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一般这种多子女家庭的母亲，是没有能力再出去工作了，就是专职担任家庭事物的主妇，而且，记得这些多子女的母亲，身形都比较瘦小，你无法想象她们瘦小的身体会孕育出那么多生命。而这些母亲对此都没有抱怨，见到的她们，都是乐呵呵地。而我母亲在生下我大妹妹，有了两个女儿后，就声言不再生育第三胎了，我父亲当然听我母亲的，毕竟十月怀胎是在女人的肚子里。我母亲那年也才23岁，正是孕育孩子的最佳年龄。她在外语系做讲师，记得她曾说，他们系里有一位男教师说：“多生一个孩子少学一种外语”，男教师况且如此，女教师普遍不会生多胎。

我是老大，生下一看是女孩，在零孩子的基础上，无论生男孩女孩，大家都没有什么说的，皆大欢喜。尤其是我父亲，生男生女的，他都不在意，他说最让他提心吊胆的是我的长相，因为在我母亲怀孕期间，他正带着几个学生到东北师大八百垄西北方向的一个叫西团山的小山丘上进行考古发掘，那年我母亲19岁，我父亲27岁。我母亲又正患着肺结核，本也不适合怀孕。

为了比较西团山人和现代人的骨骼差异，我父亲除了把他们的婚房摆满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各种骨骼甚至头骨骷髅，据我母亲说，连她睡的床底下也都摆满了这些玩意儿。我父亲还到乱坟岗子上找来一些无主的死人骨骼，用一个搪瓷盆盛着，架起火来煮着消毒，结果八百垄东北大学家属区都能闻到飘散的腐臭味儿。我父亲的老领导，系主任吴伯箫（中国散文家和教育家）的夫人，那是一位待人非常热情亲切的大姐，就代表家属向我父亲提抗议，其中最使我父亲警醒的是：你媳妇怀着孩子呢，你满屋子都是死人骨头，这是什么胎教，还不得生下一个丑八怪？

我母亲说，听闻这些，我父亲忧心忡忡回到家，非常认真地问她：“你心里到底害怕不害怕？说实话。”我母亲说：“我一点儿不害怕呀！真的不害怕。”我父亲说：“这才是我杨公骥的老婆。”所以我父母亲的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这就是我一出生，父亲就胆胆突突地先看我的脸，并不在意什么男孩还是女孩，一看到我的皱皱巴巴的脸，虽然不好看，但也不是“丑八怪”，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满月后，他抱着我到各家给人看脸，尤其是找吴伯箫的老伴儿，这是必须要给她看看的。吴伯箫还为我父亲的这个非“丑八怪”女儿出生，提笔留下了祝福的题诗。

三年后，我的大妹妹出生了，我母亲说，这时对第二个婴孩出生期盼最大的是我姥姥，她认定这回是要生一个男孩儿的，她还做了几身男婴孩的月子服，可是，当她看到又是女孩儿，一生气就把婴孩的月子服都划拉划拉收回去了。像我姥姥这样的老一代的老太太，才对生男生女极端重视，所以对我的不该是“女孩儿”的妹妹，采取了不给衣裳穿的惩罚。可我父母却并不在乎，有两个女儿就很好了，长大也有个伴儿。尤其是在我母亲声言“不再生了！”后，他们就严格计划生育。一直到五年后，我的第二个妹妹意外被怀孕，我记得我母亲为此哭过，我父亲也一脸愧疚不断哄着我母亲。可是那时中断妊娠的手段并不成熟，在反复征求医生的建议后，只能勉强留下了这个孩子，她就是我家老三，我的小妹妹，我和她差了8岁。我母亲生小妹那年28岁，这时的她，母性已经萌发出来了，所以她对小妹格外疼爱，抱着她照了不少照片。而我是母亲二十岁生的，直到生我的大妹，母亲也不甚很亲，我俩又主要是由我姥姥带大。所以我小时候，对我母亲生，不记得她抱过我，和我亲昵过，我很怕我母亲。之后，父母亲果然就没有再要孩子，对于是否要再生一个男孩儿，他们好像连想都没想过。这也许就是有文化并具有新观念的父母亲对待生儿生女的看法——男女都一样，是孩子就成。

所以，自我懂事后，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孩儿而自卑过，我身边的其他家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女孩子，像李春仁（一直是附小的少先队大队长）、周晓辉、还有王英、陈积素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相信她们也和我一样，从不会在家里和在社会上感到过作为女性的自卑 。而物理系的齐庆生先生，一连生了三个儿子，都取名“石”，按顺序“齐石”、“齐二石”、“齐三石”，生了三个“石”后，才有了最小的一个女儿“齐玉”——一块美玉，可见这个女孩儿被宠爱的程度。

然而直到现今，在这个地球上，因性别差异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国家仍然还有。（搜百度）如伊朗这个神权国家。以什叶派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对女性权利有明确规定。例如，‌一夫多妻制合法‌，男性最多可拥有四名妻子；女性‌法定结婚年龄曾为9岁，2002年提高至13岁‌，但若获父亲和法院同意可提前结婚。

在教育领域，女性‌虽然可接受高等教育，但在就业和公共生活中受性别隔离政策限制，且需遵守“强制头巾法”。‌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受到法律与文化的双重压制，属于全球性别平等指数排名最低的国家之一，表现在；

1. 法律层面的系统性歧视伊朗《民法典》明确规定：女性需要男性监护人（父亲、丈夫或儿子）同意才能结婚、出国或租房；离婚后子女抚养权自动归属父亲；法庭作证时，女性证词效力仅为男性的一半。2017年曾有女性因未戴头巾被判刑2年，其丈夫作为"监护人"代缴罚款免除刑罚。

2. 社会生活的高压控制。道德警察每天在街头巡查女性着装，超83%的公共场所禁止女性入内，包括部分足球场和公园长椅。2023年德黑兰地铁新增女性专用车厢，却引发抗议——这不是保护而是隔离。已婚女性就医必须丈夫签字许可，单身女性则需父亲陪同。

3. 教育与就业的双重困境虽然大学女生占比超60%，但62个学科禁止女性报考，包括核物理和采矿工程。职场中女性失业率是男性3倍，最高法院法官等214种职位不向女性开放......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作为女性，作为东北师大院里的女孩子们，不能不说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