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追忆

行水流云

母亲虽非出身名门望族，却也生于温饱之家，作为家中独女，自幼备受宠爱，犹如掌上明珠。姥爷是远近闻名的中医郎中，年轻时，他带着一头毛驴、一只药箱和一根打狗棍，云游四乡行医济世。后来，姥爷在辽西的一座小镇上开设了中药铺，坐堂问诊，遇有行动不便的患者，他也会骑着毛驴出诊。

新中国成立后，姥爷连同他的中药铺被收归当地医院，成为了一名体制内的中医医生，从此结束了悬壶济世的江湖生涯。母亲在家排行第二，上有一位哥哥，下有四位弟弟。姥爷姥姥家教有方，母亲虽贵为独女，但从不娇生惯养，自小乖巧懂事、知书达理。母亲读书到初中毕业，虽然文化程度不算高，但也体现了姥爷姥姥一视同仁、不重男轻女的理念。

初中毕业后，母亲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借助“媒妁之言”，与同一学校工作的我的爸爸恋爱结婚。两年后，我出生了。由于正赶上物资匮乏的困难时期，大人孩子都缺乏营养，母亲生下我之后身体不好，同时由于我没人照看，母亲忍痛辞职，回到家里专职带我。一家三口在爸爸辛苦赚钱，妈妈省吃俭用和精心料理之下，艰难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有幸成活并渐渐长大。

据妈妈回忆，由于缺少营养而没有奶水，她只好把家里每月口粮仅有的一点面粉都做成糊糊喂我，爸爸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每月拿出一部分寄给老家的奶奶，一部分维持家用，其中很大部分都给我买了鸡蛋、奶粉等当时的奢侈品。

接下来的“文革”时期，爸爸作为小小的学校书记竟然也成了“当权派”“走资派”，每天要“学习”、“下楼”，接受批判，很晚才回家。妈妈每晚抱着襁褓中不停啼哭的我，胆战心惊地等待爸爸回家，吃不饱睡不好，长此以往，积劳成疾。后来，爸爸“靠边站”，被夺了权，妈妈和我也被取消城镇户口遣送回老家“接受再教育”。

我家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前一度是开“大车店”的（相当于现在的星级宾馆），至今大院还在，当地老年人提起“店院”都记忆犹新。由于后来家道中落，店闭人散。爷爷于我出生的前一年就英年早逝。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无力扶养尚未成年的老叔、老姑，三人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此，母亲就承担起了儿媳、妻子、母亲、以及“比母的老嫂”等多重角色，不久，弟弟又来到这个家庭。

奶奶及老叔老姑同妈妈在一个锅里吃饭多年，从来没有拌过嘴、红过脸，妈妈帮助奶奶将老叔老姑培养成人，各自结婚成家。

老一辈留下的“店院”上下共有十几间房，但大家庭人口众多，分到我家名下只有一间半房，即一间卧室加上与二叔家共用的一间厨房。母亲本不会做农活，回到老家后，不但要下地种田，还要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家外，非常忙碌，好在有叔叔婶婶等一大家子人的帮忙，生活在苦辣酸甜中慢慢熬了过来。后来，爸爸作为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被重新安排到公社文教办工作，后来又先后被提拔为文教办主任、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副镇长等。

几年后，为了方便照顾爸爸，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老少三代的住房问题，爸爸在他包队的村子申请到一块房基地，建了四间土房，我们全家也随之离开老院，搬到了另外一个村庄。

妈妈由于既做农活又忙家务，长年累月，经常浑身无力，夜不能寐。经检查发现，她的心脏出了问题，恰在此时，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经姥爷仔细诊脉初步确认是个女孩，他劝说妈妈拿掉这个孩子，因为以她当时的身体状况，生孩子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而妈妈为了留下这个久盼的女儿，还是说服姥爷及全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妹妹。

妈妈三十多岁就确诊心脏病，还要操持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吃苦受累，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我们兄妹三人陆续长大参加工作，爸爸也重新回到学校工作，家里从农村迁到城里，妈妈才逐渐轻松安稳下来。

爸爸调到市卫校工作后，家里居住在学校家属院，邻居有好多学医学的老师，还有部分是由优秀的医生转过来的。同时，大舅也已经成为一名心脏内科专家，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妈妈的病得到精心系统的诊断。然而由于日积月累，她的病情也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多年药物治疗带来的毒副作用，也让她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带她到北京的大医院检查，医生坦诚相告，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心脏换瓣手术，但遗憾的是，以她的身体状况，做这种大型手术，存在下不来手术台的危险性。我们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因此，这一希望破灭了。

此后，只能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延续她的生命，同时祈祷医学技术发展能够带来奇迹的发生。

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和家里的病床上伴着极度的痛苦度过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挂吊瓶和吸氧气，犯起病来，整夜不能入睡，一躺下就憋得喘不上气来。

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发生，妈妈的生命定格在本该儿孙绕膝、静享天年的64岁那年的寒冬。妈妈不但没有履行与爸爸白头偕老的承诺，还走在了与她情同母女的老奶奶的前面。奶奶活到94岁，享受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健在的时候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妈还在多好啊。是的，如果有妈妈的陪伴，奶奶一定会活过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