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文水，根在文水。生于斯长于斯，这片汾河两岸的沃土，承载着我所有的乡愁与眷恋。那些散落乡野的村庄、斑驳沧桑的院落、满脸皱纹的苍老面孔，还有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如同深埋地下的文明瑰宝，在时光的冲刷中渐渐褪色，甚至濒临湮灭。2020年4月，疫情的阴霾尚未散去，我毅然放弃了清闲雅致的生活，背起相机、拿起纸笔，踏上了寻访文水每一个村庄的征程——我要为这片生养我的土地，为那些即将消逝的乡村记忆，留下一份永恒的文字印记，这便是我创作《乡村记忆》系列的初心，更是一份作为文水人的文化担当。<br> 当我真正走进文水的乡村深处，才发现这里的故事远比我想象中更鲜活、更厚重，更具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田间阡陌的闲谈里，承载着村庄的兴衰沿革与时代变迁；农家炕头的絮语中，凝聚着祖辈的悲欢离合与处世智慧；残垣断壁的古宅里，隐藏着岁月的沧桑印记与建筑匠心。看着那些年事已高的老者，眼神里盛满了未被诉说的过往，听着那些即将失传的传说、习俗与技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我心中升腾：我不能只写零星的村落，我要写遍文水的每一个村庄，一个都不能落下。于是，一项抢救性的乡村文化工程，在我脚下缓缓铺开，成为我此后两年半不变的追寻。<br> 这一路，是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抢救。从2020年4月到2022年10月，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自驾穿行在文水的村村落落，累计行程达25600多里，足迹遍布了文水所有的228个村庄——既有现存的158个村落，也有已经合并与撤销的56个村庄，还有曾经归文水管辖、后来划归外县的14个村庄，它们散落于祁县、交城、清徐、平遥等地，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与足迹。为了获取最真实、最鲜活的一手资料，我先后走访了2186位老者，召开了236次座谈会，拍摄了3800余张照片，收集了260余件村志、家谱、老照片等珍贵史料。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奔波与坚守，是对故土文化最炽热的敬畏与守护。<br> 我记得，那些炎热的夏日，没有空调的乡村屋里，汗水浸透了衣衫，我依然耐心地倾听老者们的讲述，生怕错过一个细节、遗漏一段过往；那些寒冷的冬日，没有暖气的院落里，双手冻得僵硬，握不住笔，我便搓热双手继续记录，不愿让一段珍贵记忆流失。有的村庄偏远贫瘠，连一口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我便自带干粮和水，从不给村里增添一丝负担；有的老宅和庙宇杂草丛生、路径难行，为了拍摄到完整的古建和壁画，我拨开杂草、踏过泥泞，出来时满身尘土，内心却满是欢喜——因为我知道，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有的老者行动不便，我便上门采访，坐在他们的炕边，听他们追忆往昔、诉说岁月，临走时，总会为孤寡老人和抗美援朝老兵带去一点心意，既是慰问，也是敬意。有一次，在闫家社村采访结束时，我突发胸闷，只能躺在车里休息片刻，稍缓后便独自返回县城，不愿麻烦任何人；还有一次，在祁县里村采访至深夜，独自开车走错路，辗转到平遥境内，回到文水时已近深夜十一点。那些奔波的疲惫、遭遇的困难，从未让我有过一丝退缩，因为我深知，我抢下的每一分时间，记录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记忆，都是在为农耕文明留存火种。<br> 我的创作，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只用质朴的散文纪事笔法，如实记录下每一个村庄的口述历史、传说故事，系统梳理村名来历、传统建筑、庙宇文化、非遗文化、传统文艺、晋商文化、红色记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我希望用最朴实的文字，还原乡村的本真模样，让那些即将被遗忘的人和事、技艺与习俗，得以在文字中永生、在岁月中传承。两年半的默默耕耘，最终凝结成9部厚重著作，它们是《乡村记忆》《乡村时代》《乡村风情》《乡村民居》《乡村庙宇》《乡村烟火》《文水掌柜》《红色乡村》《文水文脉：文与水的千年对话》，累计达400余万字，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等出版。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更是文水乡村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承载这片土地历史、文化与情感的精神载体，为县域乡村文化留存、农耕文明传承提供了珍贵的范本。<br> 最让我感慨与庆幸的是，当我完成所有采访工作后，疫情防控全面结束，而我曾经走访过的不少老者却相继离世。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有欣慰，有惋惜，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庆幸——我用文字和镜头，抢下了那些即将随老者一同逝去的口述记忆，让这些承载着乡村文脉的珍贵史料，有了永恒的载体，变得愈发弥足珍贵。我始终认为，乡村是人类社会的根，是承载乡愁的船，是农耕文明的鲜活载体，读懂了村庄，才能读懂传统社会，读懂中国，读懂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而我所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打捞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村记忆，为后人留下一条“来时的路”，为农耕文明传承留住一份血脉，为乡村文化振兴筑牢根基。<br> 令我倍感荣幸的是，《乡村记忆》系列问世后，不仅收获了文水百姓的喜爱，更得到了众多著名学者、作家的高度认可与赞誉。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主席，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学文先生评价道：“很少有人这样去描写一个县域的村庄，这需要深沉的爱、不懈的坚持与感受孤独中繁华的能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志忠先生盛赞，这样打捞和抢救乡村记忆、守护乡愁的举动，功莫大焉；山西省文联主席葛水平女士提到，梁大智的乡村系列三部曲是以农村为中心进行的乡土构建，是典型的“农民文学”，在他的笔下，乡土社会种种神秘性的东西还在，乡土信仰还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先生则称，《乡村时代》不仅是一部乡村史，更是一部社会文明史、一部中国乡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文献价值、文学价值、文物价值，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凸显，成为研究县域农耕文明的重要史料。还有杨占平、王春林、李留澜、陈克海、李本深、苏泽龙、周宗奇、赵学文、马明高、李心丽、赵爱斌、王作忠、韩志强等诸多名家，都对这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肯定，是对我两年半艰辛付出的最大慰藉，更让我坚信，我所做的这件事，不仅是对文水乡村文化的守护，更是对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br> 这套丛书，更得到了文水县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与由衷赞赏，成为凝聚乡心、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文水丽彬文化园为我设立了《乡村记忆》工作室，为史料整理、后续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县委宣传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辟了“乡村记忆馆”，系统展示创作成果，让更多人了解文水乡村文化、铭记故土乡愁。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探索出的乡村记忆史料征集规程，在丽彬文化园国家级综合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验收中获得专家高度肯定，以优秀等级通过验收，为全国县域乡村记忆征集工作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我还在文水牵头组建了文水县“乡村记忆”文学志愿服务队，动员更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到乡村文化挖掘、村志村史编纂的工作中，让乡村记忆的传承之路走得更远、更宽。这一志愿服务队受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表彰，我也被聘为吕梁市乡村振兴文化特派员。如今，我们已经帮助多个村庄和家族完成了村志和家谱的编纂，让乡村文脉得以延续；未来，我们还将深入研究文水乡村教育、酒业发展、掌柜文化、非遗文化、武术文化、红色文化等专题，深挖乡村文化内涵，借助文学的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让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br> 有人问我，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如此奔波操劳、不计得失？我想说，家在文水，根在文水，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理应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它、守护它。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乡村正在经历深刻变迁，很多村庄正在消失，很多传统记忆、非遗技艺正在逐渐褪色，但乡愁不会消失，文化血脉不会断裂。我写《乡村记忆》系列，既是为文水的乡村立传，为农耕文明存档，为县域文化留根，也是为自己的乡愁找一个归宿，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读、可感、可传承的文化财富。在那些朴实的文字里，有我对故土的深情，有对岁月的敬畏，有对文化的坚守，更有对乡村振兴的期盼——唯有守住乡村文化根脉，才能让乡村真正有温度、有记忆、有灵魂。<br> 落笔至此，回望这两年半的征程，有艰辛，有孤独，有疲惫，但更多的是欣慰与自豪。我用脚步丈量故土每一寸土地，用笔墨记录每一段乡愁，用坚守传承每一份文化，这便是我写《乡村记忆》系列的全部意义。这套丛书，不仅是我个人对故土的深情告白，更是一份献给文水、献给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厚礼，它承载着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记录着农耕文明的兴衰与传承，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未来，我依然会坚守这份初心，继续行走在乡村的土地上，打捞记忆、传承文明，让更多人记住乡村的模样，记住来时的路，让乡村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让农耕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