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随笔⑥，学会与自己对话

梁眼视界

图文｜梁大

（全文约8000余字，阅读费时20分钟）

一

　　莫言先生在谈到自己为啥要起“莫言”这个笔名时说，他小时候放牛时学会了自言自语、出口成章，因此也喜欢上了说话，且一说起话来就喋喋不休。后来因为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过许多麻烦，母亲因此而经常责骂他。再后来做了作家，为了提醒自己尽量多写字少说话，所以就给自己起了“莫言”这么个笔名，可“狗改不了吃屎”，写的文字多了，说的话也没减多少，言多必失，有时候说的话不好听，或者说的话不合时宜，为此也得罪过不少人。对他的这种经历和感受，我也是有一些相似体会的。

说话，是生理功能正常的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说话的天分。据母亲讲，我小时候开始说话比同龄孩子要晚的多，既便是会说话以后，我的话也很少。或许是因为发育迟缓，或许是因为缺乏营养，总之，小时候的我一天到晚无精打采不言不语，不争不抢不吵不闹，坐在土房门前的土台阶上，自己能跟自己玩一整天。对此，按当年大人们的说法，就是“那都是把娃给饿的，等秋后能吃上洋芋人攒劲了话就多了”，或“这娃生性老实愚钝，就是个口讷言啴的人”，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反正在我没有上学之前，在大人们的眼里，我属于那种纳言、愚钝、不灵光的小孩。那时候，每当生产队在小学操场戏台上唱样板戏，我总是爬到操场边近两米的土墙上，骑在墙头歪着脑袋聚精会神，一动不动能把整本的样板戏从头到尾看完，因为看戏很投入，口水流出来都顾不上擦，大人们都说这娃八成是个傻子或是得了魔怔，因为，操场唱戏的时候，和我差不多大的其他娃娃都在戏场人缝里打闹，就没有一个像我那样认真看戏的。

莫言说他爱说话缘于放牛时和牛说话，我开始变得爱说话，而且话比较多，是在学会了认字读书之后。可能是因为认字读书使我的某种潜意识被语言文字的神奇魔力所唤醒，或者说，入学前口讷言啴的我其实并不是脑袋空空，而是早已钻进我脑袋里的各种遐思奇想在等待某种媒介或因子来激活，这种媒介或因子或许就是文字和书册。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想象，那个年代，对于刚学会认字读书的我们来说，几乎所有的印有文字信息的书册纸片都能对我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而认识的字越多，就越要千方百计到处倒腾寻找、借阅，最多的就是小人书、连环画、样板戏唱本、各种报纸，读的书册纸片越来越多，认识的字也就越来越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碰到不认识的生字，就连蒙带编一带而过，生字根本不足以成为阅读的拦路虎。那个时代，在农村，本来就没有多少可以阅读的书册，全村也就只有一两户人家有书，实在没啥可读的，就读红塑皮的“毛主席语录”之类，因为不管家里有没有识字的人，毛选红本本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读的书册多了，我的话就多了，因为总想急于和小伙伴、家里人分享那些从书册里读到的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把读到的事情说出来，就像要把人憋死一样难受，而且一说就刹不住车。那时放学后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去拔猪草，一到这个时间，我就开始眉飞色舞喋喋不休地给大家讲从书册里看到的故事和知识，可“一心不能二用”，说话一多就顾不上干活，所以总是因为拔的猪草太少完不成任务回家后免不了挨骂挨揍。一到吃饭的时候，也会因为我的“滥话”太多经常领受那句“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的经典呵斥。

记得应该是我在村学读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看了一本叫《苏修间谍落网记》的连环画故事书，兴奋得不得了，急于想讲给小伙伴听，下午放学钟声敲响后，全校各年级学生都排好路队（放学回家时路线相同的学生排成的纵队）在学校门口集合，我排在河西坡的路队里，见到同路的另一个小伙伴（邻居），忍不住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给他讲起了抓苏修间谍的故事，全然忘记了那是在放学集会的队伍里。在学校，集会整队时讲话，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违纪行为，那天是一位操异乡口音的穿红色运动服的大个子体育老师喊口令整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完全沉浸在讲故事的兴奋中，对老师发出的口令和警告浑然不知，一直到我发现周边同学的脸上显出异样的表情时，那个老师已经径直走到我的跟前，伸出一只手，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直接抓着我的领口把我提溜到队伍的最前面，面向全体学生，开始了大声的呵斥输出，吓得我头都不敢抬。因为知道自己犯了错，我感觉羞愧难当，所以连大气都不敢出，脸红到了脖子根，只能低着头站在那里挨训。因为耳朵嗡嗡的，那老师当时骂了些啥其实也没太听清楚，无非就是带有时代风格（口号式大道理）的那些宏大说辞，但在一大段批斗式的语句中，我听的最清楚记得最真切的就是“老庄里的这个地主娃咋像个神经病一样”，这句话竟成为一直遮蔽在我幼小心灵上的一块黑布，使得本该充满快乐与阳光的童年时代被透射了太多的阴影和灰暗——因为那次事件之后不久，时不时会有同学用“你是个神经病，老师说的”这句话来欺负我，每当此时，我除了羞愧和屈辱，就剩满腔的泪水和痛苦了。和同学起争执拌嘴时，对方只要使出“老师说你是个神经病”这个绝命杀，我就轰然而败黯然而逃，以至于在好长时间在学校远远看到那位老师，连头都不敢抬，也最怕同学提及“老师说我是神经病”这件事。

自从我因为爱说话而领受了“像个神经病”的屈辱之后，我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恰在那一年的暑假，我最好的一个玩伴在离我家很近的河坝里玩水时被淹死，我隔着河亲眼目睹了村里一位水性很好的高个子男人，用长杆把他从水底捞起来拖到河岸边的一推草甸上，尸体被水泡得白生生胀乎乎的，事情过去好几天以后，我路过河坝边那堆草甸子时，有一种被各种怪乱力神包围的感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充满了我的全身，从那以后，我根本不敢单独一个人从河坝边上走路，和人说话也更少了。还是在那个暑假，我替母亲给生产队看护玉米地（应该是轮流看护，刚好轮到我母亲），因为中午天很热，躺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睡觉时中了暑，连着好几天头疼恶心浑身乏力不爱吃东西，母亲认为我是得了“乏”病，也可能是被毛鬼给捉去了魂，还拿清水碗和筷子给我搞了个“叫魂”仪式，还请来先生给我号了脉，几天后才慢慢好起来……那一年，所有本不该叠加笼罩在一位阳光少年身上的阴影，却与我随身而行挥之不去。一直到我离开村学考取县城中学之前，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从不爱说话到沉默寡言，从不爱打闹到特立独行喜欢独处，也许是渐入青春前期，也许是因为不自信，也许是因为天性敏感，反正就是不太爱说话，不爱凑热闹，走路总爱低着头溜着边，和女生一说话就结巴，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坏，也不太能吸引老师的注意力，那几年，我似乎又被定义为“木讷内向，不苟言笑、孤傲不群”的另类少年。

几年后，我以全公社（乡）统一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从梁家堡七年制村学毕业，正好赶上“四人帮”倒台后教育界拨乱反正和学制调整，于是报名参加县一中的首届初三招生考试，被顺利录取，稀里糊涂在县一中读了一年初三，又考取了本校高中，被分在了高一三班。在高一第一学期开学几个星期之后的某一天，班主任李明福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中川人，你们南乡人都会劈硬柴吧，你帮我把这堆木头劈了我冬天架火用。其实那时我根本不会劈柴，但第一次被老师单独注意到，我除了激动，还有一份荣幸和感激在心里，所以那次我劈柴劈的格外认真，格外卖力，劈完柴，李老师给我递来擦汗的毛巾，还倒了一杯水给我，李老师一改平日留给我们的那幅黑脸包公的印象，微笑着对我说：我看你是个长得精精干干的小伙子，文质彬彬的，很有内秀，但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不太爱说话，一天到晚心事重重的样子，年纪轻轻的，这样不好。你作文写得好，还会画画（李老师从我的作文本和笔记本上看到了我的随笔涂鸦），发挥一下你的特长，这学期咱们班的黑板报就交给你和***同学来办吧。可能现在不会有人相信，李老师那时的一番话，是怎样激励我重塑自信，走出青春阴霾的。李老师的“精精干干文质彬彬”八个字，如同照射在我心灵阴霾上的一缕阳光，成为我高中时段重拾信心、回归自我，追求理想、不甘人后的重要支点。至少从那一年起，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青春年少的我开始心怀梦想，知道了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高中的最后一年，在教室的烛光里和校园的路灯下，有了我读书时摇头晃脑回肠荡气的朗朗之声，在熄灯后的寝室通铺上，有了我与舍友一起高谈阔论挥斥方遒的恣意与洒脱。可短短两年的高中生活，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根本容不下更多的豪迈与烂漫，时势难违，造化弄人，连我自己都不曾预料，一纸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竟注定了我此生会以说话为业、以说话谋生。“吃说话饭”，就是上天早已给我安排好了的宿命。

二

　　四年后，我走出大学校门，毫无悬念地入职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从入职到退休，整整38年，说话，成为我专司教职的唯一方式。我当然知道，做教师，做优秀教师，做重点中学的高中优秀教师，做重点中学高中的优秀政治教师，在喜欢说话、擅长说话、有话可说这些基础条件之上，更重要的是说话要讲逻辑（严谨）、重理性（论证）、有激情（带入）、放得开（不拘）、胆子大（直面）。很庆幸（或很不幸）的是，我就是一位这样说话的高中政治教师。说庆幸，是因为，我教课38年，中途也变更过工作单位，但凭借我能如此说话的功夫和能力，从来没有哪个学校的领导、同行、学生说过上课这活我干的不如别人好（晒功绩摆荣誉的话点到为止就好）。说不幸，是因为我有时会习惯于把上课时与学生说话的方式搬到上课之外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中，时不时地会给自己增添一些苦恼和麻烦。我经常懊恼于自己是个分不清课堂和非课堂说话方式的人。我做了38年的一线教师，其中有20多年在兼职做教研工作，可令我羞愧的是，我一直没有研究透解决好在不同场合如何恰当自如地切换说话方式这个最大的人生课题。几十年来，在大部分时候，我实际上是在不断反思、调整、完善我的说话方式中度过的。从内心来讲，我很是羡慕高情商的同事同行，因为他们在除了课堂之外的其它场合的说话能力和技巧都堪为我师，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地模仿、领悟、学习，但直到退休，还处在“一直在追赶从未能超越”的状态，给我的感受就是“一直有进步但从未见奇效”。我不得不承认，在拿捏人事、恰当说话这方面，还真是需要一些天分和遗传的，也许，我父母给我的基因里先天就缺了这个，他们给了我不错的智商，必然要打压我的情商，说明老天爷还是很公平的。回顾我的工作，真是成也萧何（说话）败也萧何（说话）；回顾我的生活，也是乐也萧何（说话），忧也萧何（说话），此中的悲喜情结诸凡事例，举不胜举，不便细言者多矣。

因为受工作方式和秉性习惯的限制，在职时的我，社会交往本来就不是很多，到后来年纪大了更不喜欢扎堆凑热闹，最近这几年社会交往就更少，平日里已经很习惯独处，所以我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充盈的人，喜欢独处也很享受独处。在退休前的两三年里，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提前调整设置为准退休状态，所以从未担心过我会对退休后的闲适生活不适应。可退休后客居申城，对于一个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一直没离开过甘陇大地的人来说，需要熟悉和适应的东西实在太多，除了气候、饮食、环境等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之外，花甲之年客居异乡，那些已习惯和熟悉了大半辈子的事物忽然之间都变成了距我千里之遥的东西，在初来沪上时，种种不适常常成为撩拨我心头伤感的那根羽毛，虽然轻薄却极为敏感。从精神层面来说，困扰我最多的则是——因为社会交往活动被断崖式清零，我突然置身于一个无处说话、无人说话的时空里：走在街上，在人声嘈杂之中，你很难再听到那些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京兰腔”和“甘普话”，甚至连广义的北方语调都成为稀有之声。夏秋季节的傍晚时分，小区里几处静谧优雅的庭院里，放置着干净舒适的桌椅，总有一些年长者聚集在那里抽烟喝茶聊天，我每次路过时都放慢脚步伸长耳朵试图听听老哥们几个都在聊些什么，也很想加入他们海阔天空胡说海吹过过嘴瘾，但他们一张口就叽哩哇啦地，那层又浓又厚的沪语之墙总是把我挡在了外面，所以最终也没能鼓起勇气加入他们。

去年春节前在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景区游览时，因突然降温感觉有点冷，我看到路边有一家小卖部，就进去看看有没有热饮之类的暖暖身子，店老板是两口子，50多岁，我一开口，浓浓的“甘普”味就让我们和店老板认了老乡交了朋友。原来，这两口子就是兰州人，迁来广东之前就住在城关区静宁路口，几乎就是我们的邻居。自然，异乡遇老乡，那种热情、豪爽自不必说，单就我们之间肆无忌惮的操着兰州腔谝了十几分钟的闲，也让我当时寒冷的身子温热了许多。前一段时间因为过度伏案，我的脖颈不舒服，去浦东医院拍片看病，神经内科的肖姓主任一听我开口说话，就问我是不是兰州来的，我说是，肖主任自报家门，说他也是十几年前从兰大一院来到浦东医院的甘肃人。在肖主任的诊室里我们之间操着“甘普”腔认了老乡加了微信，得知我是兰州一中的退休教师后更是热情有加，因为他与我的多位同事和领导也都熟悉。因为是老乡，肖主任在看完片对我进行医嘱时，更是以老乡的名义直言不讳掏心掏肺地告诉我必须重视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毫无保留地为我指明了预防心血管病变的根本之策……乡音方言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异乡，它既可以筑起障碍人际交流的隔膜与高墙，也可以快速搭建起拉近人际距离的桥梁。

去年12月，原单位有几位同事组团来杭州参加高考研讨会，参会的两位中年男教师是我工作时交往较多关系很好的同事，两位年轻的女教师中，一位是我的直系学生（大学毕业分配到母校任教），另一位也是交往较多关系很好的同事。当时正处于焦虑怅然阶段的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兴奋的不得了，于是毅然决定乘高铁去杭州和他们见个面聚一聚聊聊天。那天我到杭州后在预定的地方等候他们出现的时候，说实话，我还在不断质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多情了？但见到熟悉可亲的好友同事的那一刻，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席间，我们就像打开了的话匣子，谈学校说友情聊八卦，那次同事聚会，也是我来沪三四个月里说话最多最愉快的一天。我不知他们是否能预料或理解我去杭州和他们见面聚会的意义所在，但我的诉求和欲望却是那样简单直接且卑微：我就是想找些熟悉的人去肆意地说说话——这应该算是一个以说话为职业但退休离职来到异乡，突然间感觉没有地方没有对象说话之后的最低的精神和心理欲求了吧。比较幸运的是，在上海、杭州等地，我还有几位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大学和中学同学，我们之间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需求，而且在年轻时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基础，所以在退休后，我们对交流和交往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见个面聊一聊”也就日渐成为我们之间的共同需求。

三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把爱与归属划归到人的第三层次需求，仅次于生存和安全需求，对于已经满足了生存和安全需求的人而言，爱与归属需求就会上升为第一需求层次，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处于这个需求层次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人对爱与归属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人际交流和社会交往实现的，退休后客居他乡异地，人际交往的减少是无法避免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语言及情感交流的日渐趋少，这大概是大多数离退休人士刚退休时倍感孤独和不适的根源所在，也是年纪越大话语越少的根源所在。上述这些道理我是明白的，所以，大多时候，我会主动寻求排解这些困惑的方式，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其核心其实就一个，那就是“自愈”，即自己治愈自己，就是学会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与自己和解。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和老婆都会开车出去散心，大半年的时间，我们的车轮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皖各地，置身于青山秀水、乡野村镇、人文风情之中，就找到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场域，也找到了我们与生活和解的良方。每一次出行回来，我都会寄情于摄影及整理编辑照片，因为照片就是我心灵和情感的投射，拍摄和编辑的每一张照片，表面看是我在和色彩、构图、光影较劲，其实我是在沉浸于自我与他我的对话之中，沉浸于拍摄和编辑的我，是安静的，充盈的，纯粹的。图像，也是我的语言，拍摄处理照片，就是我在和自己说话，在账号平台分享我拍的照片，就是我在和他人说话。

我是一名文科教师，但写作并非我的长项，更何况做了那么多年的政治课教师，已经习惯于使用那些冰冷、严肃的词汇与话术去表达一套貌似宏大的叙事体系，然而我并不满足于或者并不喜欢这样叙事的自己，有时甚至讨厌和反感那样的自己，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救赎感使然。退休后，我有更加强烈的用自己喜欢的词语表达个人叙事的愿望和需求，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咀嚼、琢磨更准确的文字和语句，因此，在我的美篇账号里，开始发布“异乡随笔”系列，从最初的偶感小记到洋洋数万言的“沪”说八道，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最恰当的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流的方式——用文字与自己对话，与自己和解。之所以最恰当，是因为这种方式不需要说话的对象，不会惹人嫌，也不会花费钱财，成本投入少，自愈效果好——身体坐在屏幕前，双手置于键盘上，任思绪在指尖飞扬，任情感在语句中流淌，无任务压身，无时限制约，可长可短，亦庄亦谐，随性成文，岂不快哉。可是，写着写着，我的眼睛、脖颈、胳膊、手腕就开始提抗议了，一段时间以来，浑身酸痛，手脚发麻，身体僵硬，为了缓解这种症状，跑医院，拍片子，看医生，折腾了几个星期才有好转。最近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我只要打开笔记本一敲字胳膊手腕就生疼？经过几天的观察和体会，我发现，原来我为了防止使用电脑时容易引发颈椎疼痛，将笔记本架在专用支架上，这样电脑屏幕可以抬的很高（上班时我就将办公室电脑的显示屏垫得很高），如果是台式机，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显示屏抬高以后，键盘可以放在低处，敲字时只抬头而不用抬手腕，但笔记本电脑不行，显示屏抬高了，键盘也跟着抬高，敲字时需要两只手抬起来才能够得着键盘，这样的话，相当于两只手在悬空，在几乎是与桌面垂直的笔记本键盘上敲字，重心就会落到胳膊上而不是手上或指尖，如果不是胳膊肘恰好可以支撑在桌面上，等于两条胳膊是在悬空状态下支撑着敲字的双手，时间一长，小胳膊上的肌肉就会因为过度紧张而被拉伤，所以疼痛难忍。弄清了症结所在，我马上行动起来，下单买了个当日到货的蓝牙键盘，与电脑匹配成功后把它安放在低处的桌面上，一切就OK了！我真是被自己之前的愚蠢给震惊到了。解决了一用电脑胳膊就疼的问题，意味着我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想到这儿，之前所受的肢体疼痛顷刻就烟消云散了，我又被自己的聪慧给震惊到了O(∩_∩)O

在即将完成这篇自我救赎式的随笔文字时，回想起自己的匆匆过往，我才发现，原来，这一生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奔赴人海的寻寻觅觅，而是静下心来，与自己好好对话。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是一场无声的交流，没有旁人的喧嚣聒噪，没有世俗的功利评判，只有灵魂与灵魂的坦诚相对，是独属于自己的心灵修行，也是治愈世间所有浮躁与迷茫的良方。之前的我总在步履匆匆地赶路，忙着迎合外界的眼光，忙着回应他人的期待，忙着在纷繁世事里争抢一席之地，却常常忘了回头看看，那个被我落在身后、渐渐被忽略的自己。开心顺遂时，鲜少追问这份快乐是否发自心底；疲惫不堪时，不愿抱抱那个咬牙硬撑的灵魂；迷茫困顿、进退两难时，更是急于向外寻求答案，却忘了聆听内心最本真的声音。而与自己对话，便是主动放慢脚步，收回向外张望的目光，在尘世喧嚣中辟一方心灵净土，与那个最熟悉、却也最易被遗忘的自己，促膝长谈、温柔相拥。

在这场对话里，藏着我对过往的释怀。我已经原谅曾经的笨拙与过错，放下执念与遗憾，明白所有跌跌撞撞的经历，都是成长必经的馈赠；在这场对话里，有着对当下的接纳，我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不尽如人意，懂得平凡的日常里，也藏着岁月的温柔；在这场对话里，更有着对未来的笃定，我抛开对外界的期许与焦虑，看清内心真正的向往与方向，不再随波逐流，而是坚定地走向心之所向。因为，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与自己朝夕相处。那些无人能懂的委屈，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渴望与梦想，唯有自己最清楚。与自己对话，从不是自我封闭、顾影自怜，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握手言和。在这场独处的交流里，我读懂了自己、接纳了自己、滋养了自己，让我的内心慢慢变得丰盈而强大，任凭外界风雨飘摇、世事纷扰，也能守住内心的安宁与从容。愿往后余生，我至亲至爱的人都能时常停下匆匆的步履，与自己温柔对话，在独处中清醒，在自省中前行，不慌不忙，活成自己最舒展、最自在的模样。毕竟，能与自己安然相处，才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也是生命最圆满的状态。（2026年4月3日于上海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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