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当年的“行军”/杨新榕

杨新榕

春天的风一吹，人就坐不住了。这是踏青的时节。公园里、山路上，到处是赏春的人。可看着那些被家长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走在平整步道上的孩子，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春天——那不是什么精致的踏青，是“行军”。

七八十年代，每到春秋两季，学校都会组织一次远足。不叫春游，叫“行军”。这两个字，现在听来有些硬邦邦的，可在那个时候，它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

消息是提前几天传出来的。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全班顿时炸开了锅，叽叽喳喳的，像一笼刚揭了盖的包子。老师也不制止，只是笑着等我们闹够了，才敲敲黑板，说：“回去跟家长说，准备干粮和水，穿军装，扎腰带。”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平常再节俭的父母，这时候也不会吝啬。家境好一些的，会去街上买些糕粿，绿豆糕、桔红糕，用油纸包着，塞进书包。家境差一点的，母亲会提前蒸一锅饭，趁热装进铝盒，压实了，盖上盖子，再用毛巾裹好，塞进书包。那铝盒是长方形的，银白色的，边角磕得坑坑洼洼，可打开来，米饭还是热的，白花花的，带着木甑的香气。当年的书包，不是绿帆布的就是家人自己缝的斜挎包。绿帆布的是军用品，结实，耐磨，背带可以调节长短。斜挎包是家里用碎布拼的，花花绿绿的，虽然不如军用的神气，可针脚细密，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水壶也是标配，军绿色的，外面套着帆布套，背在身上，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叮叮当当响。

最神气的是那一身行头。绿军装，军腰带，再戴上军帽，一个个小萝卜头似的，却个个挺着胸脯，觉得自己就是解放军。扎腰带有讲究，要扎得紧，扎得正，皮带扣要在肚脐正中，不能歪。有的同学腰太细，皮带勒到最里面一格还是松，就用手提着，一路走一路提，也不肯解下来。

出发那天，全校在操场上集合。按年段，按班级，排成纵队。校长站在台上，讲几句注意安全的话，然后一声令下：“出发！”旗手高举队旗走在最前面，旗杆上端的红缨穗子随风飘着。接着是鼓号队，大鼓小鼓敲起来，号子吹起来，震得人耳膜嗡嗡响。后面的班级一个跟着一个，浩浩荡荡地走出校门，走上大街。

路人纷纷侧目，有的大人还会停下来看，笑着说：“哟，又去行军了。”我们昂着头，装作没听见，脚步却更齐了。

那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清源山。从学校到山脚，要走一个多小时，可谁都不觉得远。一路上，班与班之间拉歌，你唱一首，我和一首，歌声此起彼伏，把路边的麻雀都惊飞了。唱累了就喊口号，喊完了又唱。带队老师走在旁边，背着水壶和药箱，时不时喊一声：“跟上，别掉队！”

到了老君岩，队伍就散了。各班找地方歇息，老君岩前那片空地最抢手，先到的班级占了，后来的就只能往旁边找。我们坐在石头上，拿出干粮，就着水壶里的水，慢慢地吃。水壶里的水不够了，就到旁边的溪里去续。那溪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澈见底，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趴下身子，用手捧起来喝，凉丝丝的，带着一丝甜味。老师站在旁边看着，不让喝太急，怕呛着，也不让喝太多，怕闹肚子。可我们哪里管这些，喝了一捧又一捧，喝完了还用溪水洗脸，凉得直打激灵。

吃完东西，就开始当天的重头戏——“抓特务”。

“特务”是老师们提前准备好的。用白纸片画的小人，画得歪歪扭扭的，有的戴帽子，有的留胡子，有的还画了枪。老师们提前上山，把这些纸片藏在树缝里、石头底下、草丛深处，藏得仔细，藏得隐蔽。藏完了，还用脚踩一踩，用手按一按，生怕被风吹走。这些准备工作，往往要花上一个下午。老师们下了班不回家，结伴上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藏。藏得太浅了，怕我们一下子就找到，没意思；藏得太深了，又怕我们找不到，扫兴。这个分寸，是老师们用经验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一声令下，我们就散开了，满山遍野地跑。树缝里找，石头下翻，草丛里扒，每一处都不放过。找到一个，就大叫一声：“我抓到了！”举着纸片跑向老师，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老师接过去，在本子上记一笔，说：“好，继续。”没找到的也不气馁，继续埋头找，眼睛瞪得圆圆的，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翻过来。

那时候的奖品也简单。抓到“特务”多的，奖一个作业本、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擦，都是最普通的学习用品。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让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让谁。奖品发下来，拿到的同学小心翼翼地把本子或铅笔放进书包，舍不得用。有的回家后，还要在铅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那不是铅笔，是一枚勋章。

也有文静的女孩子，不爱满山跑，就找一块平坦的草地，三五成群地跳绳、抓石子。跳绳是她们自己搓的，用旧布条编成绳子，两头扎紧，抡起来呼呼生风。抓石子是抓磨得光滑的小石头，一把撒开，再一把抓起来，手眼配合，翻来覆去。她们玩得安静，却也认真，赢了也会笑，输了也会噘嘴。

那样的活动，现在想来，好处太多了。让孩子亲近大自然，这是最直白的。城里长大的孩子，平日里见的最多的是砖头水泥，是电线杆子，是来来往往的自行车。难得出来一趟，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树，看见草，什么都新鲜。有的孩子第一次看见溪里有鱼，趴在岸边看了半天不肯走；有的孩子第一次摸到树皮上的青苔，觉得又湿又滑，摸了一遍又一遍。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这句话，当年的老师不用写进教案，他们用一次行军，就让我们懂了。

锻炼身体，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多小时的徒步，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不是轻松的事。有人走到一半腿就软了，有人脚底磨出了泡，可没有人哭，没有人说要回去。老师会走到那个孩子身边，问一句：“还行吗？”孩子点点头，咬着牙继续走。实在走不动的，老师会帮他背水壶，背书包，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没有家长跟在旁边递水擦汗，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走完了，腿酸几天，可下一次行军，那孩子的步子就稳了许多。

团队精神，是藏在游戏里的。“抓特务”看着是个人赛，可实际上，找到“特务”的孩子，往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眼睛尖的负责找，跑得快的负责追，脑子活的负责推测老师会把“特务”藏在哪里。找到了，大家高兴；没找到，互相鼓励。那种默契，不是老师教的，是在山上跑着跑着，自己长出来的。

可这些好处的背后，是学校和老师们付出的巨大精力、体力和物力。先说精力。一次行军，从策划到实施，至少要准备半个月。选地点，踩路线，定时间，分班级，安排老师值班，准备药品和急救用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选地点要安全，不能太陡，不能太险，不能有落石，不能有深潭。踩路线要反复走，走一遍不够，要走三遍、五遍，确认每一段路都安全。定时间要看天气，不能太热，不能太冷，不能下雨，不能刮大风。分班级要考虑每个班的学生人数，每个老师带多少人，哪个老师走在前面，哪个老师走在中间，哪个老师断后，都要安排得妥妥当当。药品要备齐，红药水、碘酒、纱布、风油精、十滴水，一样不能少。急救用品要检查，绷带够不够，棉签有没有，剪刀在不在。这些琐碎的事情，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一件一件地做，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觉得这是额外的工作。

体力上的付出，更不用说了。行军那天，老师的脚程不比学生少。他们要前后照应，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前面看路，一会儿跑到后面清点人数。有的孩子走不动了，老师要帮着背包、背水壶，甚至背着孩子走。山路不好走，老师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上坡下坡，汗流浃背。可到了休息的地方，他们顾不上自己喝水，先清点人数，再检查有没有受伤的，然后才找个石头坐下来，喘口气。

物力上的投入，在那个年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纸片要买，铅笔要买，橡皮要买，作业本要买。这些东西虽然不贵，可一个学校几百个学生，一次活动下来，花销也不少。那时候学校的经费紧张，这些钱多半是老师们自己掏的。没有人报销，没有人要发票，老师们觉得，这是应该的。

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份责任心。当年的学校，没有现在这么“怕事”。老师们知道，组织几百个孩子到郊外，风险是存在的。有孩子摔倒了，磕破了皮；有孩子走散了，找了好半天；有孩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了……这些事情，哪一次行军都难免。可学校和老师没有因此就不组织了。他们做的，是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不是因为风险存在，就把孩子关在校园里。

孩子摔倒了，老师给他涂抹碘酒消消毒、擦掉红药水，再交代一句“下次小心点”；孩子走散了，老师跑回去找，找到了，拉着他的手走，说“别乱跑”；孩子拉肚子了，老师拿出自己带的药，倒一杯水，看着他吃下去。这些细节，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些老师是真的不容易。他们也有家，也有孩子，也有自己的事，可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了我们。

如今，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少了。

不是不想组织，是组织不起了。安全，成了一座大山，压在学校的头上，压得喘不过气来。孩子在学校里摔一跤，家长要来讨说法；孩子在活动中小小磕碰一下，可能要闹到教育局。学校怕了，老师怕了，谁还敢组织孩子走出校门？于是，春游没有了，秋游没有了，“行军”没有了，孩子们被关在围墙里面，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春天。

安全当然重要，这一点没有人否认。可安全不应该是“不作为”的借口。当年的老师和学校，面对的安全风险不比现在少，他们选择的是承担，是预防，是教会孩子在风险中保护自己。而不是因为害怕风险，就把孩子永远关在温室里。

现在的孩子，缺的不是物质，缺的是山上的风、溪里的水、树缝里的“特务”、草地上的跳绳。他们不知道，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腿会酸，脚会疼，可走到终点的时候，心里是甜的。他们不知道，用自己的眼睛找到藏在石头下的那张纸片，那种快乐，是手机和iPad给不了的。他们不知道，和同学们一起拉歌、一起喊口号、一起在山上疯跑，那种团结，是坐在教室里学不到的。

春天又来了。山上的树绿了，溪里的水涨了，老君岩还是那样笑眯眯地坐着。可那些举着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走在山路上的队伍，再也看不见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孩子们坐在教室里，从课本上读春天。

那些当年的老师们，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不在了。他们当年带着我们在山上跑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有一天，这样的活动会成为绝唱。他们只是觉得，孩子嘛，就该到外面去，就该跑一跑，就该晒晒太阳、吹吹风。这些朴素的念头，现在看来，多么珍贵。

我常常想，等我们这一代人老了，等那些关于“行军”的记忆也模糊了，还有谁会记得，曾经有一群孩子，穿着绿军装，扎着军腰带，背着水壶和铝饭盒，在春天的山路上，唱着一首又一首的歌？

还有谁会记得，那些老师，为了让我们看见春天，付出了多少？

山上的溪水还在流，可已经没有人敢喝了。不是水不干净，是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