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耕耘) 17岁，我那煤油灯影里的芳华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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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个人相册

1977年的夏天，我从内江四中毕业。八月初，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学生时代，便和一群部队大院的子弟，背起行囊，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内江县凤天公社三大队一小队。七八个部队子弟，被分在一、二大队，而我、乔楠、陈云斌三个人，留在了三大队。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知青。

初到乡下，一切都是新鲜的。

去之前，我想象过农村的样子，但真正到了，才知道什么是“从头开始”。

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几十米外的一口老井去打。井口长满青苔，幽深得像一只眼睛。第一次学着把水桶放到井里，却手忙脚乱，怎么也装不满水。随行的生产队长接过水桶，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打水不要着急，你们看要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幅度拉到最大，然后，借助水桶惯性，猛扎进水里，这就装满了。队长让我们多练练。乔楠接过水桶，他在家就爱摆弄东西，三两下打上来一桶清亮的水，边笑边调侃我道：“城里娃，慢慢学。”嘿，这小子，好像他是村里人似的。

我们住的地方，原是这个村的小学校。由于学生少，最后，这些孩子便集中到大队的村办学校去了，空出了这校舍。说是村舍，其实，就只有两间教室，房子的墙是用土坯围打出来的，平时稍不注意，一大块的尘土就被碰掉了。家里没有电灯，全村也没有电。天黑以后，整个村子沉入墨色，只有远处东一块、西一点有煤油灯的光，像萤火虫一样微弱。我们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煤油灯，点起自已的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在村里，一个家点起三盍灯，算是很奢侈的了。陈云斌爱看书，总把灯凑得很近，看得如痴如醉；乔楠喜欢聊天，一边剥花生一边说他在沱江边游泳的趣事。我有时候就坐在门槛上，抬头看星星。此时，农村的天是如此的蓝，星星点缀其间，密密麻麻，像是谁把一筐碎银子撒在了天上。

做饭用的是农村常见的大铁锅。蒸米饭、炒菜、煮稀饭，全在这一口锅里完成。在家时烧蜂窝煤，火候好控制；这里只能烧干树枝、杂草、玉米棒子。

在这校舍的另一间教室，还住着一户人家。姓什么忘记了，只记得生产队长说，这家人成分不好，是上面下放来“右派”，平时小心一点就行，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让我们心里总是有些不安，生怕阶级敌人在暗处下手，比如，乘我们出工不在家，在水缸里放上耗子药什么的，我们小命不就全完了。

然而，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我们的看法。第一次生火做饭，由于没经验，大家费了老鼻子劲仍然不行，浓烟呛得人直流泪。“右派”老婆看见后，主动跑过来帮忙。只见她把那些大块的撤出来，把少许干草点燃后放进灶里，再在火上架上细枝，时不时地吹上几口，火苗就“呼”地窜起来了，然后再根据火势往里添柴。她说：“娃儿记住了，柴要架空了烧，才不得熄。”那一顿饭，吃得我至今难忘。锅底结了一层锅巴，饭里有一股烟熏味，但我们三个却吃得很香。

到后来，我们甚至能做出一顿像模像样的饭菜了。“右派”老婆教我们用新鲜的玉米粒磨浆，做成玉米粑粑，贴在锅边蒸熟，又甜又香。她还教我们做泡菜，把萝卜、豇豆、辣椒放进坛子里，加盐加花椒，过几天捞出来，脆生生的，特别下饭。

白天的生活主要是出工。那时候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统一安排劳动。八月的农村正是农忙时节，割稻子、犁田、插秧，一样接一样。我们三个刚去，什么都不会，队长就让我们跟着妇女们干一些轻省活，比如在晒坝上翻稻子、赶麻雀。后来慢慢学着割稻子，弯着腰，左手抓住稻秆，右手挥镰刀，“唰”的一声割下来。刚开始不得要领，割得又慢又累，腰酸背痛，手上还磨出了水泡。老乡们割起来却像一阵风，镰刀过处，稻秆齐刷刷倒下，捆成一把一把的，干净利落。

乔楠是个急性子，割稻子时镰刀割破了手指，血流了不少，他找块布条缠了缠，又接着干。陈云斌干活踏实，队长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拣。我呢，因为从小打篮球，体力比他们好一些，挑担子、扛稻子这些重活反倒不觉得太吃力。老乡们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很照顾，重活累活一般不让我们干，还时不时教我们各种农活的门道。李大爷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干了一辈子农活，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他教我们认庄稼，哪是稻子哪是稗子，哪是黄豆哪是绿豆；教我们看天气，傍晚天边发红第二天准是大晴天，燕子飞得很低就是要下雨了。有一次我问他：“李老汉，种地累不累？”他笑了笑，露出几颗黄黄的牙齿，说：“种地哪个不累嘛，但该累还得累噻，庄稼人靠地吃饭，地不亏人。”

我们每天和社员们混在一起，时间长了，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出工的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谁家的娃儿调皮捣蛋被老师修理惨了，谁家的猪卖了一个好价钱了，谁家的儿子说了个傻媳妇了……这些家长里短，如天方夜谭，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干活干累了，大家就坐在田埂上，或是坐在锄头把上闲聊，有人抽旱烟，有人喝水，有人唱几句川剧，虽然听不太懂，但那腔调婉转悠长，在空旷的田野上飘得很远。乔楠性格开朗，见谁都大爷大娘地叫，没多久就跟大家混熟了。有一次，他用四川方言唱了几句《朝阳沟》里的“亲家母”，南腔北调的，把我们笑死了。

农村的夜晚特别地美。晚饭后，我们坐在门口，看天上的星星。在家时，我们也看天上的星星，但夜空是灰色的，星星不多，而这里是纯净的深蓝色，满天的星星像钻石一样闪着光。乔楠指着前方说：“你们看，那是北斗七星，像个勺子。朝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能回家。”陈云斌说：“这两个是牛郎、织女，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过他们的故事。”我什么星也不认识，只觉得这天空太美了，美得让人心也跟着纯粹起来。此时，田里的青蛙声，此起彼伏，永不疲倦地唱着歌，偶尔，还有远处的狗叫声，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

然而，在农村，更多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孤独。这时候，我们便会无话找话地聊天，聊各自的理想。乔楠说他想当兵，穿军装，像他父亲一样，荣耀一生。陈云斌说他想上大学，要好好表现，争取被推荐。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但他懂事早，知道自己该朝哪个方向努力。我身高1.9米，我说想打球，想进专业队。我们三个人的理想各不相同，但都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因为我们还很年轻，有的是时间去奋斗，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不知为何，那时候，特别地想家，也许是17岁的我，第一次远离家的缘故吧！我想家的温暖，想父亲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画报》带回家的喜悦，想奶奶做的那一碗可口的小拉面……想家的时候，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听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像无助的人不停地倾述着什么。

后来，我被部队特招当了体育兵，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而乔楠和陈云斌，以及其他几个部队子弟，在农村又待了两年多，才陆续当兵或当工人离开了农村。我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家也天南地北的，乔南只见过两次面，而陈云斌竟一次面也没见上，但那段共同度过的日子，却像刻在心底的印记，怎么也抹不掉。

48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当年的凤天公社，早已改成了凤天乡。听说村里通了公路，通了自来水，拉了电灯，老乡们的生活比当年好了许多。我始终没有再回去过，不是不想，而是有些东西，也许留在记忆里更好。

后排: 陈云斌(左)与生产队长；前排: 17岁的我与乔楠(右)。照片中，乔楠的肩膀上，补着一大块补丁。

那段知青岁月，前后不过三个多月，在我漫长的人生中，只是一小段插曲。但它却是我走出校园、踏入社会的第一步，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土地、接触农民、接触真实的农村生活。

在那里，我学会了挑水、做饭，以及割稻子、播种等等；我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生娃了。我知道了如何区分稻子和稗子，知道了水的重要性，特别是化肥对于农村和农民的重要性；过去，对于农民的艰辛，并不了解，但自从融入他们的生活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住了。同时，也被他们身上的那种淳朴和善良，深深地感染了，以至于影响了一生。更重要的是，在那三个月里，我有两个同甘共苦的发小，我们一起面对陌生的一切，从头学起，互帮互学，一起出工收工，一起做饭赶集，一起在煤油灯下读书，一起在星空下谈理想、谈未来。那是一段清苦却纯粹的日子。我们什么都没有，却又什么都有——有青春，有友谊，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那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是独属于我们的“芳华”。

夜深了，我坐在电脑前，写下了“我的知青岁月”。窗外是万家灯火，璀璨而喧嚣。我忽然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那昏黄的火苗把我们三个人的身影映在土墙上。那些影子已经模糊了，远去了，但我知道，它们永远都在那里，在那个叫凤天的山村里，在那个1977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年仅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