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许昌解淑云

工农兵学员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制度推行于1970年至1976年。它的诞生，直接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高考制度被废除，大学出现生源断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根正苗红”的青年上大学。

在那个年代，想上大学通常要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先要贫下中农推荐，要在生产队、公社等各级大会上讲自已的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的表现，还要结合学用情况，所以那时候叫“讲用”。这不仅是展示，也相当于一场公开的选拔演说。

群众和领导会根据你的“讲用”和平时表现进行评议。通常是生产队推荐到大队，再由公社择优推荐到县里。县里根据指标，结合政治表现、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等条件，最终决定录取名单。

概括来说就是：群众层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过程不以文化考试为依据，而是通过层层“讲用”来展示个人表现。

所谓的“讲用”就是汇报自己在生产劳动或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和心得体会。就像现在的演讲。

那是1976年，我高中毕业刚好在农村锻炼够两年。按当时的要求已经够条件了。但是有一个与我在一起当民办教师的刘老师。她比我年纪大，比我当民办教师的时间长，大队把这个珍贵上大学指标给了她。但她知道还要到全公社去“讲用”，对自己没信心。再加上我们大队连续两年都走的有大学生。她说今年咱大队就是去也是陪练，全公社（现在叫乡）那么多人竞争肯定激烈。我不去了，我知道自己也竞争不过人家。还不如你去见识见识，为明年你去竞争做准备。

我说你都不敢去，我就更不敢。但她一直撺掇我去试试。我自己想想也是，今年就是竞争不过，经历过了总会有点收获的。

我答应下来了，就得赶紧准备“讲用”稿。因为全乡一共有19个大队（那时候叫大队，不叫村），只有寥寥几个名额，竞争相当激烈。有的大队连续几年都走不了一个。真正上台讲我不是多怯场，但讲啥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只是个民办教师，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动人事迹， 所以心里没底。

准备“讲用”稿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没人指导，无材料可以借鉴。我一个人真的是冥思苦想也理不出个头绪。最后只好就把自己怎么学习怎么教学生，怎样帮助别人实事求是地捋了一遍。心想反正就是应付一下，主要是抱着向别人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所以后来在公社大礼堂的台子上，面对各大队的贫协会主任、推荐出来的竞争者们，我不怯场，发挥的比较好，演讲效果不错。没想到，后来我就被推荐上了师范学校。这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本来就喜欢当老师。

这次“讲用”的成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发现：无论做什么事，尊重事实，不夸大、不缩小，是什么就说什么。勇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才是最踏实、最有力量的做法。把“讲用”当做是展示了个人思想的“舞台”和基层群众和组织认可的“考场”，认真对待，就会有好的结果。

从此以后，我做事写文章都遵从自己的内心，实事求是。面对真实说出感受，不敷衍、不盲从。人也活得真诚、踏实，也才能在成长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再就是不断锻炼自己的胆量，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胆大让我不断突破自我；演讲让我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个人成长、工作与生活中，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让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能抓住机遇、展现自己的价值。

（图片来自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