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道韵满琼台——万字长文帮您深度洞悉武汉长春观（上）

大德天下

武汉武昌武珞路东段，大东门立交桥旁，双峰山南坡的葱郁林木间，长春观静立于此。这座承载着千余载道教文脉的宫观，始建于唐代，定名于元代，是武汉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古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道教宫观。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洗礼与时代变迁，长春观始终坚守道脉，传承文化，在闹市中独存一份清静仙韵，见证着道教在江城武汉的千年发展轨迹。 一、历史沿革：千年兴废承道脉，七代更迭续仙踪

长春观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沿革脉络清晰可循，从唐代初创、宋代改制、元代定名，到明清繁荣、近代波折、现代复兴，跨越十三个朝代，见证了道教文化在武汉地区的传承与变迁，每一个节点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每一次兴废都承载着道脉的延续。

（一）唐代起源：开元建观，初奠根基

道教自上古萌芽，历经数千年发展，至唐代进入鼎盛时期。据《唐会要》《旧唐书》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唐玄宗诏令各州府在城外郭内选定形胜之地建立道观，皆以 “开元”为额，鄂州（今武昌）城东郊蛇山尾段南麓遂始建鄂州开元观，此为长春观的前身。

彼时的开元观已初具规模，建有大殿、天尊殿、经堂、斋堂等核心建筑，供奉道教尊神，开展日常宗教活动，成为鄂州地区早期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天宝元年（742 年），天下各州开元观奉诏加“天宝”二字，改称“大唐开元天宝之观”，鄂州开元观亦随之更名，进一步彰显了其在唐代道教体系中的地位。这一时期，武昌地区虽地处江湖之间、兵家必争之地，却因开元观的建立，开启了道教文化在江城的传播之路。 （二）宋代改制：易名天庆，格局初成

北宋时期，道教依旧受到朝廷尊崇，长春观的前身迎来第一次重大改制。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宋真宗诏令天下各州府置天庆观，鄂州开元观奉诏改为鄂州天庆观，成为供奉皇室先祖、祈福禳灾的官方道观。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朝廷再诏天下天庆观增建圣祖殿，鄂州天庆观依诏扩建，逐步形成三清殿、玉皇殿、圣祖殿、北极殿等四殿二堂的完整格局，规模较唐代显著扩大。天禧元年（1017 年），鄂州天庆观圣祖殿曾有芝草生出，被载入《宋史・五行志》，成为当时道教灵验的象征，也让这座道观在江南地区声名渐起。此时的天庆观，已成为鄂州城东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承载着民间祈福与官方祭祀的双重功能。 （三）元代定名：全真立派，丛林肇始

元代，全真派崛起成为道教主流，长春观迎来历史上的关键转折——正式定名并成为全真道场。据《湖广通志》《江夏县志》记载，元世祖时期，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号长春子）的弟子在此地重建道院。因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济世情怀广受尊崇，道院便以其号“长春”命名，正式称为“武昌长春观”，从此确立了其全真派十方丛林的地位，按丛林规范传承道脉。

彼时的长春观，地处江夏双峰山（古名松岛），这里湖港相连、舟帆蚁集，风景清幽，是理想的修道之地。据《长春观志・卷一・沿革》记载，当时的长春观“屋宇千间，道友万数，香火辉煌，绳绳弗替”，规模宏大，成为湖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道教丛林之一。元代长春观还与当地先农坛、神祇坛、老子宫相融，进一步丰富了其文化内涵，首任方丈为姬知常，开启了长春观历代道脉传承的历史。 （四）明代发展：扩建兴观，文脉兴盛

明初，长春观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武昌城东门外的宗教文化中心。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万历湖广总志》记载，洪武年间，道士简志和（字致和）在长春观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简志和曾得异人传授清微秘法，道高德劭，其扩建使长春观规模进一步扩大，建筑格局更加完善。

因长春观的兴盛，其所在的双峰山被改称为“长春山”，与周边的玉虚观、白鹤观、孟宗庙（后改为忠孝祠）共同构成武昌城东的福地名区，形成了错落有致、香火相连的宗教建筑群。其中，玉虚观亦由简志和始建，白鹤观则因明代进士吴白鹤在此读书而得名，这些道观与长春观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道教文化在武昌地区的普及。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 年），长春观曾进行维修，进一步巩固了其丛林地位，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全真派道场。 （五）清代修缮与繁荣：屡经重修，香火鼎盛

清代是长春观的繁荣时期，历经多次重修扩建，规模达到顶峰，成为武昌士民祈福迎春的重要场所。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长春观两次大规模重修，殿宇楼阁得以修缮，规模不断扩大，建筑工艺愈发精湛。

乾隆年间，长春观已发展为 “周围三里许，庙宇壮丽，供奉尊严，实甲乎一郡” 的宏大宫观，每年举办 “迎春会”，武昌士民纷纷前往祈福，香火鼎盛，热闹非凡。据《乾隆江夏县志》记载，当时长春观 “岁接往来行众一二百人”，成为远近闻名的道教圣地。这一时期，长春观还留存下珍贵的文化遗存，藏经阁后摩崖石刻中的 “甘棠” 二字，便是乾隆乙丑年间所刻，寄托着世人对贤德者的敬仰，至今保存完好。 清代道光年间，崔教淳任长春观监院，任职长达 40 年，期间悉心打理观务，进一步完善丛林制度；同治年间，龙门派十六代传人何合春自武当山来此，发愿重修长春观，这一重修工程分两阶段完成，均有功德碑记载，是长春观清代修缮的核心史实，具体如下：

《重建长春观大殿功德碑序》

清同治二年（1863 年），何合春道长主持首轮重修，重点修缮太上道祖大殿（太清殿）。据长春观《重建长春观大殿功德碑序》记载，时任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捐俸金足色银二千八百两，专门用于修建太上道祖大殿，使 “金容乐寓座之区，玄冠有礼瞻之堂”，让道祖神像得以安奉，信众得以礼瞻。此次重修后，何合春住持率道众立碑纪念，祈愿 “麟凤早降，熊梦呈祥”，以暮鼓晨钟赞颂官文的大德，以诵经礼忏祝福其福寿绵长，碑文明确落款为 “大清同治二年八月吉日，长春观住持何合春暨道众等公立”。 清同治三年（1864 年），何合春道长主持第二轮重修，规模更为宏大，涵盖多座核心殿宇与附属设施。据同期功德碑记载，钦差大臣、帮办军务、江南提督李世忠乐善好施，捐功德银三千六百两，另捐赤金三两（折银四千一百九十两三钱七分），合计银七千七百九十两三钱七分，此外还捐助制钱一百四十串文，用于重建紫微殿、玉皇阁、三皇殿、四官殿、来成堂（来成楼）、客堂，以及殿后登山石工、硎岸等工程。此次重修后，长春观 “庙貌森严，回复壮观”，完全恢复了战前的宏大规模，这一切都得益于李世忠等大护法的鼎力相助。何合春道长感念 “再造之恩”，率道众继续弘道，“子午钟开，响彻三清之座；《道德经》讲，功成九转之丹”，让长春观重新成为 “白云深处，宝殿琳宫；黄鹤飞来，充书玉几” 的修道圣地。此次重修完成后，何合春住持暨执事众等于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季春吉日立碑，由江夏李昌南（字坪）撰书，以记其功，永志不朽。 此外，清同治四年（1865 年），北京白云观主坛传戒师张耕云应邀来武昌主持传戒，虽因未领政府颁文而半途终止，却也彰显了长春观在全国道教丛林中的影响力。这两块同治年间的功德碑，现存于长春观内，镶嵌于长春堂（道医馆）、道藏阁等区域的墙体中，与观内天文图碑、乾隆 “甘棠” 石刻并称长春观三大清代碑刻遗存，共同构成了长春观千年道脉的实物见证。 （六）近代波折：战火频仍，薪火不灭

19 世纪中叶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长春观历经多次战火洗礼，遭遇重创却始终坚守道脉，薪火未绝。咸丰二年（1852 年）至咸丰六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春观遭兵火焚毁，殿堂房屋尽毁，所藏珍贵的明版《正统道藏》化为灰烬，百年基业几乎毁于一旦。

同治年间（1863-1864 年），在何合春道长的主持下，长春观逐步重建，太清殿、紫微殿等核心殿堂得以恢复，观宇重光，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民国初期，长春观成为湖北道教会会址，民国元年（1912 年），湖北道教会成立，会长由长春观监院徐教广担任，统筹全省道教事务。 民国14年（1925年），侯永德任长春观监院期间，得到督军萧耀南、士族项竹坪的捐资，修建藏经阁，汉上名士应龙翔捐赠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1 部，使长春观的道经收藏得以恢复。同年，龙门派第二十二代传人刘嗣授在长春观藏经阁主持传戒，经当局同意，戒期圆满，454名戒子载入《湖北省长春观乙丑戒坛登真箓》，黎元洪、萧耀南分别赠“大愿圆满”“道岸同登”匾额，成为长春观近代道脉传承的重要盛事。 1926 年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叶挺独立团驻扎在长春观，这里成为前线指挥所，藏经阁、来成楼、三皇殿均遭炮弹击损，后由省主席夏斗寅出资恢复原貌。1931 年，侯永德道长再次谋得夏斗寅的支持，对道观进行大规模修缮，最终完成了长春观建筑群的完整格局。 民国时期，长春观不仅坚守宗教传承，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1927年，在大东门外创办贫民小学，武汉解放后由政府接管，发展为如今的大东门小学；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长春观作为第二粥棚，为难民施粥、义诊、施药，当年发放救急水2万瓶，义诊2.8万人次；1935年天门水灾，侯永德道长被公推赴天门赈灾；1946年，与其他道教丛林合办寿木局，为丧户服务，对贫困者予以施舍，彰显了道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理念。此外，民国 25年（1936年），编撰《长春观志》的李理安道长，曾在长春观讲授教理教义、天文地理知识，并重刻全国仅存两块之一的《天文图碑》，为道教文化传承作出重要贡献。这一时期，长春观还拥有大量田产，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支撑着观内日常运转与公益事业。

长春观三绝之一：《天文图碑》

（七）现代复兴：重焕生机，文脉永续

1949年后，长春观历经多次调整，在时代浪潮中重焕生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修建长江大桥，原黄鹤楼旧址的吕祖阁被拆迁，政府拨款将吕祖阁的神像迁入长春观，并对长春观进行维修，进一步丰富了观内陈设。1959年，长春观被列为武汉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道教协会驻此办公，先后召开五届代表会议，统筹全市道教事务，推动道教文化传承。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春观受到冲击，神像被捣毁，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所藏《道藏辑要》《云籍七藏》等道经单行本散失，殿宇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坏。直至1982年，政府拨款重修长春观殿宇，重塑神像；1983年，长春观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道教宫观，迎来发展的新机遇；1984年，宗教活动正式恢复并对外开放，1985年，观内再次购得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完善道经收藏。 改革开放以来，长春观逐步恢复鼎盛风貌，不仅持续修缮殿宇楼阁，完善建筑格局，还积极开展道教文化交流与传承活动：1982年，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率团访问长春观，推动长春观在日本道教学术研究中获得重视；1987年，日本东京大学峰屋邦夫教授来访，与武汉学者、道教人士座谈交流；1988年，法籍华裔成之凡女士来访并题辞，同年，谢宗信道长等赴加拿大多伦多主讲道教哲学与丹功健身法，成为中国道教史上道教徒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出访，增进了中外道教文化交流。 如今的长春观，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武汉重要的道教文化展示和传承基地，承载着千年道脉，延续着慈悲济世的理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