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父亲

不落的太阳（悠然）

一九八四年的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绿南方，但北方的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虽然已分田单干，年景依然是或好或赖，人们的生活前景还是在一片迷茫之中。

来包头的父亲坐在大姐家那间小屋里，沉默不语，只把那杆老旱烟袋噙在嘴里。火光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却读得出那份沉甸甸的愁绪。

那是正月二十四。父亲和母亲，两位被黄土染透了脊梁的庄稼人，一辈都没出过远门，除去路费，身上剩下还不到一块钱，经过几番的倒车和周转，一天一夜24小时没吃没喝，辛劳奔波从老家赶来包头市。那时我和妹妹在包头都已成家，四弟也来包头也有一年多了。一是，想来看看我们姊妹四人；二是，春节前三弟刚结完婚，没有多大的负担和压力，出来走一走，散散心；三是，天气还是很冷，娶完媳妇儿，没有房子住。

也没听父亲说来有什么打算，只是说来看一看，想我们了。说是上年收成不好，怕粮食接不上。看父亲心事重重，心里七上八下，想在下，又不敢开口。父亲的话比往日更少，只是机械地抽着旱烟，那烟丝燃烧的“滋滋”声，仿佛是他内心无声的叹息。他不敢说出口的，是对未知的恐惧，是又不想拖累子女，更是对故土难离、新土难安的矛盾。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被烟熏黄的手指，看着他眉头紧锁，那份忧心忡忡，我的心情一样的不安。那时我确实无能为力，二十几岁的我，刚在包头安下个小家，干点零工，朝不保夕，不知路在何方。可那天，我第一次懂父亲，那份沉默里的千钧重负，那份想说又咽下的艰难。

我和姊妹们商量，父母亲留下吧，我们不能让父母再回去了，不能让他们在饥寒与担忧中度过余生。我们姊妹几个，你一言我一语，用最朴素的温情，打消了父亲的顾虑。最终，我们合力，将父母留了下来。那一刻，父亲紧锁的眉头似乎松动了一丝，脸上也流露出一丝的微笑和欣慰。

留下的路并不平坦，但父亲骨子里的那股韧劲被激发了。他不愿做子女的累赘，凭着农民的勤奋与朴实，刚开始检废品。在那个个体经济刚刚萌芽的年代，在姐夫姐姐我们姊妹几个的帮扶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和母亲做起小买卖，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用汗水浇灌着新的希望。他那双种了一辈子地的手，开始加工兰花豆等，用一把小杆秤，开始做起了买卖，从生涩到熟练，从微利到盈余。两年后建了一处大院，虽然有点简陋，但是有了自己的固定住处和加工场所。

父亲的勤奋，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包头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他第一次，在异乡的地界上，站直了，称量自己的分量。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的小买卖渐渐有了起色，以加工销售发展到了家族联营，那方小院，也渐渐成了亲人们落脚、起步、扎根的驿站。他不仅自己走出了生活的困境，更用那份坚韧与担当，为我们这些子女和亲人，撑起了一片天。在他的带领与帮扶下，我们姊妹几个，乃至更多的亲人，都陆续在包头扎下了根。父亲那曾经的忧心忡忡，早已化作我们今日的安稳与自豪。

如今回望一九八四年的那个正月，它早已不是一段被风霜覆盖的旧事，而是父亲人生一次转折的开始，那杆旱烟袋，那缕盘旋不去的青烟，那张沟壑纵横却渐渐舒展的脸，它记录了那份隐忍与不易，更见证了那份父爱如山的深沉与力量。父亲，用他的勤奋与坚韧，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安稳的路，也让我们懂得，无论生活如何变迁，那份源自家庭的温情与力量，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