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儿时妈妈的叮咛

小巷青果

　　清明雨细，打湿了窗前的柳枝，也打湿了我心底的思念。案头摆着几张刚修复的老照片，母亲的笑靥在青山绿水的背景下愈发清晰，仿佛时光倒流，她又站在我面前，带着那熟悉的温暖。

对母亲的思念，在青石巷口、在旧书页边、在灶台余温里悄然弥漫，愈发浓烈。她的音容笑貌，不是褪色的老照片，而是心跳的节拍；尤其是那些温厚而坚定的叮咛，不是飘散的旧语，而是我血脉里奔涌的潮声——不是回响，是胎记；不是追忆，是归途。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时的共和国正跋涉于内忧外患的风雨长路。我的母亲，一位从硝烟中走来的老战士、老干部，不以训诫为教，而以躬行为范，在清贫岁月里，用她特有的坚韧与柔韧，为我立下无声的规矩，铺就成长的初阶。

姊妹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三。母亲体弱多病，家中重担却从不轻卸，挑水、和煤、照看小弟，早早压上我尚稚嫩的肩头。可她从不代劳，只默默立在一旁，以蹒跚却挺直的身影，教我如何把苦扛成脊梁，把累走成步伐。

“能吃苦不一定出息，但不吃苦一定不出息，这是做人的底色”

那个年代的苦，可用饿、贫、脏、苦四个字概括——凭票购物、家徒四壁、大院共厕、取水艰难，甚至少了童年的快乐。尽管如此，但有母亲在的地方，始终都是充实温暖、充满希望和充足力量的港湾。

五岁那年，母亲病卧在床，天光未明，我便攥紧扁担奔向工厂深井。井绳勒进掌心，扁担压红肩头，水桶晃荡着晨雾与寒气。归家时，她已倚在灶前，苍白却挺直，手把手教我引火：“孩子，能吃苦不一定出息，但不吃苦，一定没出息——这是做人的底色。这世上的路，从不铺就，只靠一双脚，踩着泥泞、踏着霜雪，一寸寸走成自己的方向。”

那个冬晨，她病体未愈，却执意挪至煤堆旁，手把手教我：“一铲土，二铲煤，三瓢水，上下翻匀，力要沉，心要静。”她喘息微促，额角沁汗，却将每一团煤泥捏得圆润齐整，晾在院中，如一行行微小而倔强的星辰——那不是煤球，是她以生命压出的印痕，是无声的军令，是柔韧的勋章。

“排行老三会多吃苦，但一定会成长得更快，这是做人的养分”

我曾长久伫立巷口，望着伙伴们滚铁环的欢跃身影，心间翻涌委屈与不甘。母亲悄然走近，轻轻拉过我的手，按在她微弱却有力的心口：“你是老三，上有兄姐遮风，下有小弟待护——这担子不是压你，是托你；不是苦，是责任；不是剥夺，是交付。”

“排行老三会多吃苦，但一定会成长得更快——这是做人的养分。”她的话如春雨入土，无声萌发。我渐渐懂得：挑水时挺直的腰杆，是尊严的刻度；和煤时调准的比例，是分寸的启蒙；分担时沉默的转身，是爱的初形。苦不是命运刻下的伤痕，而是母亲为我一圈圈刻下的成长年轮。

一次作业未完，被老师当堂批评，我噙泪回家。母亲未言责备，只取出那本纸页泛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至那页，让我轻声读：“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她指尖抚过书页，也抚过我的泪痕：“孩子，妈妈在枪林弹雨里读它，在风雪高原上背它——不是为成英雄，是为不被生活打倒。你要学的，从来不是忍耐，而是如何把苦酿成光。”

“一生不可能读书多，但读书多一定爱生命，这是做人的志向”

病榻之上，她仍为我讲那些远去的故事：大西南的油灯下，战士们用炭条在烟盒背面默写生字；进藏路上，冻僵的手指翻动《钢铁》和随身携带的速记《常用藏语》手册，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格桑花瓣。“孩子，”她声音轻缓却如钟鸣，“一生不可能读很多书，但读书多的人，一定更懂得热爱生命——这是做人的志向。书里有火种，能烧尽迷茫；有星光，可照彻寒夜。”

初一那年，我读完《三国》《水浒》《西游》，又捧起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不是为炫耀，是因母亲那句“知识是你的朋友”，早已在我心里生根——它不喧哗，却在我挑水歇肩时低语，在和煤喘息时轻吟，在深夜灯下，静静陪我，把一页页纸，走成一条条路。

有回备考至深夜，母亲悄然推门，端来一杯热糖水：“别太累，身体是根，根深才枝繁。”她坐在我身侧，不语，只以体温暖着我的背影；待我伏案睡去，她轻轻掖好被角，在我额上印下一个吻——那吻不落于皮肉，而落于命脉，至今温热。

　　母亲已远行多年，可她的叮咛从未走远。它们不是遗言，是胎记；不是训导，是血脉。每当我欲退缩，耳畔便浮起那三句箴言：

“能吃苦不一定出息，但不吃苦一定不出息——这是做人的底色。”

“排行老三会多吃苦，但一定会成长得更快——这是做人的养分。”

“一生不可能读书多，但读书多一定爱生命——这是做人的志向。”

——最忆儿时妈妈的叮咛，原非旧日回声，而是我今生行走时，心底不熄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