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团圆] 苦日子里，我们种下了甜

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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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致谢）

1979年，包产到户的春风吹进村子的时候，父亲母亲才50岁。他们扛着锄头上山开荒，仿佛要把前半辈子使不尽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五六亩新开的荒地上，父亲认为是最好的沙壤土，种植花生最适宜。母亲信他的话，每年开春就下种。每年花生的产量有三四千斤之多，在屯里数得上头几位。母亲逢人便说，话里带着笑，笑里藏着累。她的腰却一年比一年弯，手上的茧一年比一年厚。但是从没有一句抱怨，每天还未亮，她就起来干体力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是恢复高考后，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那年秋季收到录取通知书走出大山时，母亲站在村口，眼睛里含着泪，嘴里却说：“去吧，好好读。”此后几年，老二、老四也都考上了——老二去重庆的中专，老四考进了省里的财经学院。家里接连出了三个读书人，乡亲们见了父亲都竖大拇指。但父亲只是一笑而过，然后又低头开始干活。他知道，地里的收成就是学费。

八九十年代的村子热闹得很。早晨曙光初现，鸡鸣之声就从各家各户院落里此起彼伏地传出来，接着便是狗叫、牛哞、猪拱圈门的“哼哼”声，合在一起就成了喧闹的晨歌。太阳升起来了，炊烟就从每家每户的烟囱里袅袅上升，一缕缕纠缠在一起，把整个村子罩在了一片浓浓的烟火气之中。田埂上、晒场上、村前的石板桥上、巷子里，到处都是人——老人端着茶碗在树下闲谈，妇人提着潲桶去喂猪，小孩追逐着鸡鸭满院跑。家家户户的粮食储存充足，家禽成群，日子虽不算富裕，却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七八月的天，蓝得发脆，太阳毒辣辣地照着。那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花生要收了，玉米要掰了，稻谷要割了，田里还要插秧，样样都赶着，样样都耽误不得。每到寒暑假，我们都会回家参加劳动，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在地里，那热火朝天的劲头比太阳还要热烈三分。

收花生最费事。从家到地里要走半小时的山路。早晨七点钟，母亲把蒸好的红薯装在篮子里，一壶凉茶挂在扁担上。还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一般由我去携带。花生地里，人蹲成一排，先拔、后摘、再装筐。母亲的手松开了，花生便全然挣脱了她的手，根系上挂着白白嫩嫩的果子。父亲后面摘，手快得像鸡啄米，一边摘一边念叨：“今年花生好。”我们兄弟四人站在两旁，汗珠儿顺着脸颊往下流，掉到干裂的黄土地上。收音机开着，正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弟弟跟着哼唱，唱到走调时，大家都笑了。母亲笑完了又说：“专心干活。”可她自己手里的活分明也慢了半拍。

那天正好收花生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父亲抬起头来喊道，“赶快！”，然后大伙齐心合力把散落在地上的花生集中起来，在上面用塑料布一盖，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粮仓”。等到一切收拾停当，一家人就围坐在树下，被淋得全身是水，你看我，我看你，一副狼狈相。母亲从篮子里拿出几个红薯，一人发给一人。那天的红薯格外甜。

收花生七天，收玉米五天，最后是门口的稻谷。三亩稻田就位于家门口，收割方便，可是活不轻。我们三兄弟负责收割。打谷机吱嘎声中谷粒四溅。父亲掌着打谷机，脚踩踏板，手捧稻把，动作协调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母亲在身后捆稻草，腰弯下去，直起来，一天要重复几百次。

晒场上最辛苦的活是母亲做的，最操心的是天气变化。每当夜里听到雷声，她第一个起来叫我们收粮，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等收完粮食，雨就哗哗地落下来。母亲站在门里，长长叹了口气：“还好收得快，没有被淋雨。”

那年代，家里还养有一头老母猪。它是母亲的心头肉，一日三餐都喂得精心。一年下两窝崽，一窝八九只，胖嘟嘟的，粉红粉红的。小猪长到两个月左右，首先要挑选两头好的留下来养，其余的垃到集市上卖，这笔钱便是我们四兄弟的学费和生活费。而留下的两头猪圈在后院，一天天长大。到年底时，已养的膘肥体壮。

杀年猪，是腊月里盛大事情。前一天，母亲就忙着泡黄豆做豆腐、晒干菜，炖杀猪菜。杀猪那天，天刚亮母亲就烧一大锅滚水，热气腾腾的，整个院子都暖和起来。母亲在灶前添柴，火光照在她脸上，皱纹被照得深一道浅一道，但是她的眼睛是明亮的。杀猪的族兄弟来了，我们几兄弟在旁边瞧热闹。

最热闹的是吃晚饭。新鲜猪肉、猪血、猪杂、自家种的白菜、萝卜，炖出一锅热乎乎的饭菜。一家人围着一起吃饭，吃得满头大汗。父亲饮两杯米酒之后脸色红润，声音越发响亮，谈起了今年的收成及来年怎样做。母亲在旁听之，笑之，不时往我们碗里夹肉。弟弟们争抢着吃猪血肠，嘴上流满了血红色的汁液，引来大家一阵欢声笑语。那一刻，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却温暖如春，能开出花来。

家里最好的收成就是卖花生钱、卖猪崽钱。我师范毕业后在镇上教书，每月工资寄回老家大半，老二、老四的学费生活费，全靠一袋袋扛到粮所的花生和养母亲攒下的猪崽钱。

家里最好的收成就是吃上饭，然后是卖花生钱、卖猪崽钱。我师范毕业后在镇上教书，每月工资寄回老家大半，老二、老四的学费生活费，全靠一袋袋扛到粮所的花生和母亲攒下的猪崽钱。

卖花生是家中的大事。吃完早餐，全家人把花生装袋，每袋五十斤。父亲借来板车，装上袋捆好，父亲在前面拉着车，我和弟弟跟在后面。家到镇上粮所有六七里路，要走一个小时。验收员叫打开袋口，判定它的品质档次。价格好时，两千多斤花生可以卖上一千多块。父亲数钱很慢，一张一张地数着，数完之后再数一遍，最后小心地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看着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脖子，我突然感觉到了，那一袋袋花生换来的每一分钱，不单只是学费和生活费，还是父亲挺直的脊梁，是母亲灶火前的光，是整个家庭挤在一起熬过苦难的全部底子。回去的时候，父亲会买几斤肉，称几斤糖，算是给一家人一个小小的犒劳。

九十年代初，山上的三华李也开始挂果了。上百株李子树，在春天开花的时候白茫茫一片，在夏天结果的时候红艳艳挂满了枝头。收成好时，每年有三四千元。

一年算下来，卖花生、猪崽和水果，收入七八千。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九十年代中期，老三夫妻俩到县城做生意，家里的田地便租给族兄弟耕种。我们四兄弟相继成家，各谋出路。从此，山上花生地越来越荒，李子树也变得衰老了。父亲母亲老了，不能再扛起锄头，也不再养猪了。只有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还放在老屋厅堂的桌子上，落了灰，拧开还可以响，声音沙沙的，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两千年后，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山地不再有人耕种而荒废，野草疯长，把原来踩出来的路全盖了，把人们劳作过的地方也遮住了。

我偶尔回到老家时，站在老屋门前看那片山，草很深，当年的花生地已经分辨不出哪一块了。屋后猪圈塌了，只剩半截土墙，长满青苔。可到腊月，只要听到哪个地方杀猪的气味，便常常梦见一家人围在地里笑呵呵地谈着家常，听见收音机的沙沙声，看见院子里大锅咕嘟嘟冒着的热气，父亲拉板车时弯下的背，母亲灶火前映红的脸，弟弟们抢猪血时的笑声……一个个画面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暖人场景。

那时，我们种的是花生、水稻和水果，养的是猪，收获的是比什么都丰富的生活。一家人的心就像花生一样，在一个壳里紧紧地挤在一起，虽然小，但是暖；像腊月的杀猪菜一样，烩在一处，越煮越香，越煮越浓。一直到几十年后，仍可以从记忆深处飘出香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