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涣墓志》未解之谜

郑州张世科

　　《王之涣墓志》是193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的唐代石刻文物，它填补了《旧唐书》《新唐书》无传的空白，是研究这位盛唐边塞诗人最权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该志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刻于唐天宝二年（743年）。青石质，正方形，边长36厘米，共24行，满行24字，全文545字。原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32年由金石学家李根源在洛阳收购，后请章太炎鉴定，确认就是诗人王之涣的墓志。抗战时期为避战火，墓志曾被沉入苏州水池中保护，直至1953年才捐献国家。

　　这篇铭文还原了王之涣的生平，纠正了史料中的诸多谬误：比如“本家晋阳，宦徙绛郡”（祖籍太原，后迁至山西绛州），纠正了《唐才子传》“蓟门人”的误载。再如生于垂拱四年（688年），卒于天宝元年（742年），终年55岁。志文所记曾因“为人诬构”愤而“拂衣去官”，优游青山达15年之久，印证了他性情豪放不羁的记载。尤其是铭文中“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的评价，证明了他在生前诗名就已远扬。然而，墓志未署书写者姓名，但因其书风与张旭楷书《严仁墓志》极似，被学界普遍推测为“草圣”张旭所书，是张旭罕见的楷书遗存。

　　其实，关于《王之涣墓志》的未解之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维度:一是书写者之谜：是否为“草圣”张旭？这是最引人瞩目的悬案。墓志未署书丹人姓名，但其楷书风格与张旭传世作品《严仁墓志》在笔法、结字上高度吻合。质疑派认为若真为张旭所书，为何不署名？是彼时张旭尚未成名，还是文人间的特殊约定？若为他人所书，为何能呈现如此精熟的“张旭体”？二是墓志记载的卒年是天宝元年（742年），但志文言其“终于官舍”，而好友靳能作序却称“天宝二年”才卜葬。这一年多的“空白期”发生了什么？结合《唐才子传》说他“晚年殊不得志”，其间是否有未载的仕途波折？三是墓志显示王之涣出身太原王家（名门），且靳能序文中称其为“王宰”第四子。一位出身名门、诗名“传乎乐章”的诗人，正史为何不为立传？是因其终官仅为“文安县尉”（从九品）官阶太低，还是因材料在五代修史时散佚？四是墓志记载了王之涣“结姻”李氏的明确情况，但关于其子女记载极为简略。还有他死后是否真的因家贫“骸柩未窆”？其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在正史与墓志中均无印证，是否仅为后世的文人轶事附会？总之，这些谜团使《王之涣墓志》不仅是还原诗人面貌的史料，更成为窥探唐代文人生态、书法史归属与历史书写局限性的一把钥匙。

　　那么，真实的王之涣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综合《王之涣墓志》与传世文献，这位盛唐边塞诗人的真实面貌可归纳为四点:其一，出身名门，而非寒士。墓志推翻了他“出身贫寒”的旧有印象。他出身太原王家，五世祖曾任后魏绛州刺史，全家后迁至绛州，属于当时关陇集团的名门之后。其祖父、父亲均有官职，是典型的世代为官家庭。其二，生平坎坷，以县尉终老。他一生最高官职仅为文安县尉（从九品），墓志用“为人诬构”来解释他早年曾短暂罢官、过了15年漫游生活的原因。即便晚年复出，也只在天宝元年卒于任上，享年55岁。其三，性格豪迈，诗风壮阔。墓志称其“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朋友靳能也说他“少有侠气”。这种性格投射在诗歌中，便是那类“歌从军，吟出塞”的苍凉壮阔之气。他不仅与王昌龄、高适齐名，还留下了“旗亭画壁”的典故，说明其在当时诗坛地位颇高。其四，被正史遗忘的大家。唐代文献对其记载极少，《旧唐书》无传。若非墓志出土，后人甚至无法确知他的生卒年与籍贯。这或许是因为其官阶太低，未能达到入传标准，造成后世对其生平的长期空白。

　　说到王之涣，读者可能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王之涣何以被称为“边塞诗人”？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其创作题材、艺术风格以及唐代诗坛流派划分三个维度的叠加进行分析。比如，王之涣现存诗作虽仅六首，但《凉州词二首》与《登鹳雀楼》等作品，均以西北边陲为背景。诗中不仅描绘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雄奇地貌，更深入刻画了“羌笛何须怨杨柳”的征人心理，是盛唐边塞生活最凝练的写照。其次，他的边塞诗开创了独特的“悲而不怨”美学。以《凉州词》为代表，将孤城、黄河、玉门关等意象置于广袤天地间，展现盛唐气度。虽写乡愁（“春风不度玉门关”），却无颓废哀怨，而是将悲凉升华为壮阔。七绝体高度凝练，一首诗便能勾勒完整的边塞图景。

　　更为重要的是，王之涣是唐代边塞诗派的核心成员之一。可以不夸张的说，在唐代诗坛，他与王昌龄、高适、岑参并称“四大边塞诗人”。比如，在旗亭画壁典故中，他与王昌龄、高适同台竞技，说明时人已将三人归为同类风格。其边塞诗在唐代便“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说明作品具有鲜明的边塞辨识度。《王之涣墓志》证实他一生未亲历边塞战事，其边塞诗的素材更多来源于漫游河西的经历与文学想象。这一发现反而凸显了他的艺术创造力——未到边塞却能写出最经典的边塞诗，更奠定了他在此流派中的殿堂地位。

　　最后我们就要说一说张旭与王之涣的交集。关于张旭与王之涣，目前尚没有发现两人直接交往的文献记载，但有一条间接的人物链条和一件极具分量的实物，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他们二人虽然没有直接交集，但两人都与著名边塞诗人高适都有交往。高适有《醉后赠张九旭》一诗，诗中“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生动描绘了张旭的狂放之态。高适另一首《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诗留赠》，明确记录了他专程寻访王之涣却未相遇的经历。这说明他们同处于盛唐文人圈，即便没有直接见面，也通过高适这个节点产生了交集。当然，真正将两人“绑定”在一起的，是《王之涣墓志》的书写者问题。墓志未署书丹人姓名，但其书法风格与张旭的楷书作品《严仁墓志》惊人一致。经过比对，学者发现两方墓志：书写时间仅相隔半年（742年与743年）。地点都在洛阳一带。更重要的是，字形结构、运笔习惯如出一辙。因此，书法界普遍认为《王之涣墓志》就是张旭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