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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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侠

知青赞歌

王侠

两千万人的上山下乡与后来的招工，其中有人大肆埋怨这是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可仔细一看，又有不少人并没有因为在农村在工厂就停止了学习与思考，而且长期的进行学习、钻研、进修，坚持不懈，坚定不移，而不是一味的去抱怨去埋怨，最终出现了许多省、部、厅、局、处级层面上的负责人，出现了不少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也出现了一批作家和诗人，甚至还有著名作家、著名导演，等等，如张艺谋。这是有目共睹！我们很多人是从那个时代跋涉过来！

当列车缓缓驶离站台，汽笛声撕裂了晨雾，一群群青少年把脸贴在结霜的玻璃上，看城市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模糊。他们不知道，这一去，便是将青春种进冻土里，也许是等待一个无人承诺的春天。

有人在日记本上写下忧伤，有人在煤油灯下背诵外语单词。陕北的窑洞里，一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劳作一天后，就着昏黄的光亮演算数学题，草稿纸是糊窗的报纸背面；东北的林海雪原中，另一个身影在护林间隙阅读《资本论》，睫毛上的霜花与书页上的批注一同结晶。他们本可以哭泣，本可以诅咒命运的不公，但他们却选择了在泥泞中仰望星空。

这不是被耽误的一代，这是把耽误活成了修行的一代。

田野是最好的课堂，苦难是最严的导师。

当城市里的同龄人还在象牙塔中谈论抽象的概念，他们已经懂得麦苗与稗草的区别，懂得节气与收成的算术，懂得在零下三十度的清晨如何不让柴油机熄火。他们的手掌结满老茧，却在老茧之上生长出更敏锐的触觉——触摸土地的脉搏，触摸人性的温度，触摸时代的裂痕与缝合。

有人在牛棚里继续写诗，把格律写进犁沟；有人在砖窑旁自学建筑，用泥瓦垒砌未来的蓝图；有人在公社广播站练习播音，让标准的普通话穿透山坳，也穿透自己命运的迷雾。他们像一颗颗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石缝里就扎根石缝，落在悬崖边就拥抱云雾。

抱怨是容易的，如同滚下山坡的石头；坚持是艰难的，如同逆流而上的那些鱼。而他们，选择了做鱼。

后来啊，后来。

当高考的闸门重新开启，那些从未放下书本的人，以惊人的爆发力跃过龙门；当改革的春风吹拂，那些在农村洞察过国情、在工厂理解过机器的人，成为了最懂得务实与创新的建设者。他们从田间地头走来，带着泥土的质朴与坚韧；他们从车间班组走来，带着钢铁的冷静与精准。

于是我们看到：省部厅局的会议室里，有他们沉稳的声音——那声音里还回响着当年生产队的钟声；图纸与实验室中，有他们专注的眼神——那眼神还保留着在油灯下苦读的执着；文坛与银幕上，有他们璀璨的创造——那创造源于对大地与人民最深切的懂得。

张艺谋，那个在咸阳农村插队的青年，把黄土地的苍茫装进了镜头，让《红高粱》燃烧成世界电影史上的烈焰。他从未说过农村耽误了他，他说："那段经历给了我生命的底色。"

底色。是的，底色。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著名的导演、作家、部长，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在那些被遗忘的村庄里，在那些已经改制的工厂中，有着无数普通的知青，他们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农村的孩子，把文明的火种播撒在偏远的角落；他们在回城后依然保持着朴素与勤勉，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

他们的格局，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他们的胸怀，是在承受命运的颠簸后依然心系苍生；他们的担当，是在个人遭遇困境时依然不忘肩上的责任。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光谱？ 它不是单一的明亮，而是包含了暗夜的黑、黎明的灰与正午的金黄；它不是脆弱的玻璃，而是历经高温与冷却的陶——粗糙，却耐高温，有透气性，能让生命在其中呼吸。

历史常常以结果论英雄，但真正的英雄主义在于过程本身。

当今天我们回望那个时代，不应只看到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牺牲，更应看到一代人如何在局限中开拓，在牺牲中升华。他们用青春做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部关于坚强与韧性的史诗——这部史诗刻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基因里。

假如没有那些在农村坚持学习的人，那些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何而来？假如没有那些在生产一线钻研技术的人，改革开放的工业基础何以奠定？假如没有那些深入过生活底层的人，我们的文学与影像何以拥有如此厚重的质感？

他们没有被耽误，他们是把被耽误的时间，兑换成了生命的深度。我非常庆幸，小小的我也在其中。

此刻，窗外是城市的霓虹，是高速运转的时代的流光。

我想起那些已经老去或正在老去的面庞，想起他们讲述往事时平静的神情——没有夸耀，没有怨艾，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澄明。他们说："那时很苦。"他们说："但值得。"

这值得，不是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对成长的确认。就像种子必须经历黑暗的土壤才能破土，就像蝴蝶必须挣破茧房才能飞翔，人的格局与胸怀，往往是在与困境的博弈中拓展的边界。

知青一代，是大地上的星辰。 他们曾被抛向四方，却在散落中各自发光；他们曾被迫沉默，却在沉默中积蓄了最磅礴的力量。当历史的云层散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星座——不，是一片银河，横亘在中国现代化的天幕上，璀璨而永恒。

这一代人，真的是把青春种进了冻土，春天因此有了更蓬勃的根系，枝繁叶茂也许说的就有这一辈。

《知青·感怀》梁钧

千古绝唱有知青，

风雨同舟铸人生。

淬火成钢大熔炉，

广阔天地写春秋。

青春励志韶华美，

静水流深缔灵魂。

奋进年花长相思，

唯其精神永生辉。

大地上的写作

——论优秀作家的平民书写与文学永恒

王侠

文学的本质，终究是人的学问。当柳青背着铺盖卷走进长安县皇甫村，当路遥在铜川煤矿的煤油灯下铺开稿纸，当陈忠实站在白鹿原的沟壑间眺望炊烟，他们完成的不只是一次创作地点的迁移，而是一场精神的朝圣——从书斋走向旷野，从云端走向泥土。优秀作家写民众，从来不是题材的俯就，而是生命的扎根。这种写作姿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他们没有一个置自身于高高在上！

对平民书写的第一重境界，是在场。柳青十四年蛰居皇甫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体验生活，而是成为生活本身。《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之所以能让几代读者铭记，正因为作家将自己的血肉融入了那片土地。他写互助组的矛盾，写农民在集体化进程中的挣扎与憧憬，写的不是政策的图解，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精明与狭隘，他们的坚韧与软弱，他们在历史巨轮下的惶惑与勇气。这种在场，让文学获得了社会学无法替代的温度与肌理。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或者是老三届这一辈，都学习过《梁生宝买稻种》这一课，许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是如此。孙少平在煤矿井下挥汗如雨，孙少安在砖窑的烟熏火燎中创业，这些场景之所以震撼人心，因为作家本人就是从这样的生活中长出来的。路遥不是去"观察"矿工，他曾经在井下与矿工们讨论人生；他不是去"采访"农民，他的兄弟就在黄土高原上耕作。这种在场，使他的笔下没有猎奇，没有怜悯，只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懂得。当孙少平在晓霞牺牲后独自走向大牙湾煤矿，当他在矿灯下翻开《红与黑》，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角色的悲欢，更是一个时代青年的精神史诗。

第二重境界，是共情。陈忠实写《白鹿原》，开篇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种叙事姿态，是将人物从道德评判的高台上请下来，还原为在历史夹缝中求生的人。他写白嘉轩的仁义与冷酷，写鹿子霖的精明与堕落，写田小娥的反抗与沉沦，从不预设立场，而是让每一个人物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这种共情，不是是非不分的和稀泥，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理解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有限性，理解传统与现代撕扯下灵魂的撕裂与重组。

曹谷溪的诗歌写作同样如此。他扎根陕北高原，写黄土、写信天游、写拦羊老汉的旱烟锅，写的不是民俗风情的标本，而是与自己呼吸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他的诗句里，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质朴，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痛与爱。这种共情，让文学超越了启蒙与被启蒙的等级关系，成为平等的对话，成为灵魂的相互照亮。

第三重境界，是超越。优秀的平民书写，从不沉溺于苦难的展览，而是在泥土中提炼黄金，在平凡中照见永恒。柳青写农民创业，最终指向的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精神密码；路遥写普通人的奋斗，揭示的是苦难中人性尊严的不可战胜；陈忠实写宗法制度的解体，追问的是文化根脉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存续与变异。这种超越，使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记录，更是人性的勘探。

更深一层，这种超越还体现在美学的革新上。当作家真正深入民间，他们会发现，老百姓的语言本身就是活的诗。路遥吸收陕北口语的韵律，陈忠实化用关中方言的质感，柳青在农民的大白话中提炼出哲学的锋芒。这种语言的扎根，打破了五四以来欧化语体的垄断，创造了真正属于中国大地的文学表达。他们的文本，因此具有了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的完美融合。很多人并不去思考，为什么这些优秀的、著名的作家都不是闭门造车、高高在上？！

反观当下，为什么有些作品写了"底层"却打动不了人？因为那是景观化的底层——作家站在安全距离外，用同情的眼光打量他者，用猎奇的笔调描摹苦难。这种写作，人物是扁平的，命运是预设的，苦难是用来消费的材料。而柳青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将农民"他者化"，他们写的就是"我们"——是作家自己，是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

这种写作伦理，在今天尤为重要。当城市化进程将乡村推向边缘，当算法推荐将人群切割成碎片，文学更需要重建那种整体性的视野，那种将他人视为自己的伦理勇气。优秀作家写民众，最终写的其实是人类的共通处境——关于生存，关于尊严，关于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可能。

站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看，这种平民书写的传统，接续的是《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杜甫"三吏""三别"的沉郁顿挫，是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的铜豌豆精神。它证明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文学的高度，从来不取决于描写对象的社会地位，而取决于作家投入生命的深度。

柳青在皇甫村写《创业史》时，曾有人问他为何不去写更重要的题材。他回答："我就是要把农民写成立得住的人。"这句话，道出了一切优秀作家的初心。他们不追逐潮流，不迎合趣味，只是忠诚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忠诚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正是这种忠诚，让他们的作品穿越时代，成为经典。

大地无言，却承载一切。优秀作家的平民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大地的伦理——承认自己的有限，敬畏生活的复杂，在众生平等中看见光辉。当今天的我们重读《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我们不仅在阅读历史，更是在确认一种价值：文学，应当是人道的灯塔，是弱者的回声，是在喧嚣时代守护精神家园的最后堡垒。

这，便是优秀作家写民众的意义——不是居高临下的代言，而是血肉相连的歌唱；不是一时一地的记录，而是跨越时空的共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只要还有作家愿意弯下腰来，倾听麦苗拔节的声音，文学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力量与尊严。

尊重宇宙，尊重世界，尊重文学，尊重民众！

王侠，北京老三届知青，“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会员，山东鲁南作家编辑部特约作家。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陕西日报》等百家报刋及“中华魂网”“人民日报（人民号）”，《山东作家》等网络平台刊登过各类文章上百万字。曾经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荣获中华魂网“我的延安情”征文二等奖；曾被央视“夕阳红”栏目特邀海南三亚旅游并拍片两集《我最想见的老朋友》。于中国电影刋授学院文学专业毕业，院长陈荒煤，文学指导老师为陈荒煤，曹谷溪。2025年度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优秀会员。

终章：我最后的忧思

一一毛泽东

我老了。当我的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太久；当我的声音，变得含混不清，需要别人来转述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这一生，都在战斗。在井冈山，在延安，我的敌人是清楚的——他们是拿着枪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用枪杆子，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当我们胜利了，进了城，当了“官”……我猛然发现，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可怕的“敌人”。这个敌人，它没有面孔。它没有三头六臂。它叫“官僚主义”。它叫“特权思想”。它叫“精神懈怠”。它就藏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我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志，那些和我一起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战友，他们变了。他们忘记了井冈山的红米饭和南瓜汤，他们忘记了延安窑洞的艰苦朴素。他们开始比待遇，比级别。他们不愿再和群众坐一条板凳。他们看的文件，是秘书送来的；他们听的汇报，是层层“加工”过的。他们，开始离我的人民，远了。我心中，是何等的焦虑！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我们是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他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甚至用最严厉的手段，处理了那些腐化的干部，哪怕他们曾是功臣。可是，斩断一棵毒草，更多的毒草又从别的地方长了出来。这是一种“惯性”。是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我突然想起了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先生问我的那个问题。他问：“你们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我当时，是何等意气风发！我告诉他：“我们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条路，走得太难了。当“官”的，总有办法，让人民的“监督”变成空话。他们用“权力”，筑起了一道高墙，把批评的声音，挡在了外面。我怎么办？我快要走了。等我走了以后，谁来制约他们？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变成新的“老爷”，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谁能保证，我们这个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不会变色？我夜不能寐。我想来想去，没有别人。能制约他们的，只有也只能是——人民。我这一生，最大的信念，就是“相信人民”。我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那些“官僚”同志们，他们怕人民。那好，我就要在我这把老骨头还剩最后一点力气的时候，把人民“发动”起来。我必须为我的人民，上这“最后一课”。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还有“造反”的权利——有反抗一切“新老爷”、一切压迫者的权利！我要让他们进行一次“预演”。让他们在我的有生之年，就演练一次，如何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我决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给我的老战友写信。我说，我是在“逼上梁山”。我告诉他们，我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多。第二件，就是我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会很多。他们不理解。他们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应该“安享太平”了。他们不懂我的忧虑。他们不懂，那种“和平演变”的危险，比真刀真枪的敌人，要可怕一百倍！我，不怕“天下大乱”。我怕的，是“万马齐喑”。我怕的，是我的工人和农民，重新变得唯唯诺诺，不敢说话！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用我最后的光和热，点燃了这场火焰。我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那些“红卫兵”，他们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他们是单纯的，是激情的。他们用最朴素的感情，在捍卫他们心中的“革命”。大乱是必然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在这场风暴中，很多老同志受到了冲击。他们不理解我，他们怨我。我何尝不痛心？但我的痛心，是为了这个“党”的未来，为了这个“国”的未来。我只能选择“舍小我，成大我”。我就是要用这种“大乱”，来给所有的“官僚”们，敲响最响亮的警钟！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就是要让我的人民，在这次斗争中，学会如何斗争。我希望，他们能永远记住这种“造反”的精神。这样，就算我走了，如果将来真的出现了“新老爷”，我的人民，也会记起我，记起他们曾经的权利，他们会再一次站起来，把那些人，打倒。这就是我最后的“阳谋”。……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躺在病榻上，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我这一生，是孤独的。我追求的那个“道”，是那样的纯粹，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完全跟上我的步伐。我的亲人，我的妻子开慧，我的弟弟泽民、泽覃，我的堂妹泽建，我的儿子岸英……他们都为了这个“道”，牺牲了。我这一生，又是那样的充实。我从韶山那个“石三伢子”出发，我没有辜负那些在田埂上挨饿的乡亲。我没有私产。我没有给我的子女留下任何金银财宝，没有给他们任何特权。我的稿费，在我身后，都要交还给人民。我，毛泽东，两手空空地来，两手空空地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出发时的那个誓言。我这一生，无愧于“人民”二字。我把我的人民，从“东亚病夫”，变成了“站起来了”的、昂首挺胸的中国人。我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两弹一星”、谁也不敢再小看的工业强国。我把“民主”和“反抗”的火种，深深地埋在了这片土地的心脏里。我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留给他们的，是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我快要到站了。我仿佛又回到了韶山冲，回到了那个长满青苔的池塘边。我仿佛又看到了井冈山上的杜鹃花，看到了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看到了延安窑洞那温暖的灯光。我看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都在对我笑。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我，要去见我的亲人、我的战友们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他们：我，毛泽东，没有辜负你们的嘱托。我这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最后的牵挂，还是我的人民。我最后的信念，还是我的人民。我从人民中来，我将永远地，回到人民中去。……我这一生，无怨无悔。我最后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