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岁月残章中聆听命运无常之音--愚人节访周扬故居

用心体丈量世界

　　今日清晨，连日来如愁绪般缠绵的阴雨，竟似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拂去，天色陡然变得晴朗起来。阳光温柔地洒落在大地上，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春意。我已好些日子未曾骑车了，望着这难得的好天气，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决定到乡下骑行一番，只为不辜负这明媚的阳光，不辜负这烂漫的春色。

　　周边诸多地方，我早已踏遍。临时起意，决定前往那从未去过的周扬故居。翻开日历，今日恰是4月1日——愚人节。在这充满戏谑与玩笑的日子里，去参观周扬故居，是否合适呢？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虑。然而，当我骑车来到新市渡镇自搭桥村，在那三间老屋前站定时，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仿佛这日子与这故居的相遇，竟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妥帖得如同量身定制一般。

三间厢房，面积大概也就一百多平米，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与周围那些崭新而气派的民居相比，显得矮小破旧，格格不入，仿佛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但细细端详，这房子乃是土木结构，坐北朝南，悬山小青瓦屋顶，虽历经岁月的沧桑，却依然保留着江南民居那份质朴与典雅，宛如一位历经风雨的老者，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韵味。

据附近的农民介绍，周扬故居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清中期建造的周家大屋，曾有屋舍四十八间，土筑围墙自成院落，占地一万两千多平方米，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宏伟景象啊！可惜，如今只剩下了这三间厢房，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荣耀。

　　我到达时，已过上午10点，只见故居大门紧闭，四周冷冷清清，没有一个游客的身影。我透过木格窗向里张望，发现里面的灯还亮着。再仔细一看，门并没有真正落锁，只是用一截电线随意地系在锁上。我轻轻解开电线，推开门，独自一人静静地走进了屋里。

　　屋里陈设极为简单，除了一张老式雕花木床、几个老式柜子外，几乎没有其他实物。主要的展品是一些挂在墙上的照片展板，向人们诉说着周扬的一生。

进门的堂屋墙上，展出的是《周扬年谱》《生平事迹简介》《周扬著作》《主要著述年表》，左厢房展出的是《周扬与家人》，右厢房展出的是《周扬回故乡》。我沿着木壁缓缓地走着，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呀的声响，仿佛是岁月的脚步在轻轻踏响。

　　周扬出生于1908年，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小时候的他，长得细皮嫩肉，大脑袋、大眼睛，模样十分可爱，人家都说他像小狮子。可这只“小狮子”并不好养，他体弱多病，常常卧病在床。一睁眼，便看见蚊帐外有各种虫兽，益阳人称这为“插篱棘”，说是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知是天赋异禀，还是童年噩梦的缘故，这位二少爷从小就活在一个旁人看不见的世界里，仿佛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神秘的薄纱。

周扬这一生，似乎总是与“玩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十二岁那年做了舅舅，到姐姐家看刚出生的外甥。回来时，从轿上一下来，人家问他外甥乖不乖，他不答话，扑在床上就哭。一个如此敏感的人，后来却要在中国文坛的风口浪尖上站立几十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与质疑——命运开的这个玩笑，着实不小，仿佛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

真正让我觉得“愚人节”这三个字和周扬能扯上关系的，是从老乡口中了解到的一桩旧事。周扬年轻时，家里有一位私塾先生叫刘宜元。老先生教他读《御批资治通鉴》，要求他在皇上的批语旁边写自己的批语，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这种教育方式在当年堪称大胆，无异于让一个孩子和皇上“左右论道”，挑战权威的勇气可嘉。然而，刘先生对周扬的文章并不满意，曾批下五个字：“水至清则无鱼。”意思是他的文章不含蓄，一目了然，如此则成不了大器。

老先生说得准不准呢？大概准，也大概不准。周扬后来确实成了大器，在文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晚年躺在医院里时，他却对儿子感慨：“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若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这句话里，蕴含着无尽的遗憾，也有一种迟来的醒悟，仿佛是在岁月的尽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走出故居，我在故居前的地坪里站了一会儿。据说这故居2004年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2022年又升为省级。然而，来看的人并不多，倒也落得个清静自在，仿佛这故居是一位隐居的智者，不喜喧嚣，只愿在宁静中守护着历史的记忆。

愚人节这天来参观名人故居，怎么想都有点“不合时宜”，仿佛是一场不合拍的舞蹈。但转念一想，周扬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愚人节”来解读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反转、错位，以及命运的捉弄，就像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让人捉摸不透。小时候怕鬼的人，后来却被关进秦城监狱九年，在黑暗中独自承受着恐惧与孤独；年轻时在信义中学穿西装、喝咖啡的“Modern Boy”，后来却成了制定文艺政策的人，在权力的舞台上纵横捭阖；曾经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编入马恩列斯谱系的人，晚年又写出了那篇引发争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再次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全靠妻子吴淑媛变卖首饰维持生活。后来他去了延安，与另一位女性结婚，吴淑媛在益阳苦等七年，从报纸上读到他的信才知道真相。不久，她便病逝，年仅三十五岁，如同一朵凋零的花朵，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晚年的周扬曾痛哭流涕地对儿子说：“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这句话，大概是周扬一生中最真诚的告白，可它来得太晚了，如同迟到的救赎，无法弥补曾经的伤痛。

回去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刘宜元先生的那句批语：“水至清则无鱼。”老先生恐怕早在这个学生十几岁时就看穿了他——文章不含蓄，或许人生也不够“含蓄”；太清澈的人，在浑浊的水里是活不下去的，会被现实的浪潮所吞噬；可太浑浊的人，又怎么能写出清澈的文字，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滋养呢？这其中的矛盾与挣扎，或许正是周扬一生的写照。

愚人节，真是个适合参观周扬故居的日子。因为在这里，你会发现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愚人”。它让一些人相信自己是弄潮儿，可以驾驭时代的浪潮，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潮水的一部分，被命运无情地裹挟着前行；它让一些人以为自己看透了命运，可以掌控人生的方向，到头来却发现，命运从来不曾被谁看透，它就像一个神秘的谜团，永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我想，如果周扬还在，他大概也会觉得，在这个日子被人想起，不失为一种黑色的幽默，就像命运跟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无奈与沧桑。而这一场在愚人节与周扬故居的邂逅，也让我在这看似荒诞的日子里，对历史、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