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源牡丹记

吉州摄影刘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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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稿：刘春生

雨是渐渐沥沥的，不紧不慢，像是从宋朝的某个午后一直下到了今天。我和老韦撑着伞，沿着青石板路走进吉州区钓源古村时，便觉得这雨是认得路的——它认得每一块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石头，认得每一道木门上年轮般深刻的纹理，也认得那一片开得不管不顾的牡丹。
花是开在叠泉前的。泉水从石隙里渗出，汇成薄薄一层，贴着青苔漫下来，又聚在低洼处，清亮亮的，映着天光。牡丹就傍着这水，一丛丛，一簇簇，红得热烈，白得素净，紫得幽深，还有那说不清是胭脂还是霞光的玫红，都让雨水洗得透亮。花瓣上托着水珠子，颤巍巍的，欲坠不坠，仿佛整个春天的重量都凝在那一点晶莹里了。雨丝斜织着，远处的长安岭便隐在淡淡的烟霭后头，只留下些樟树轮廓，像是谁用淡墨在宣纸上不经意地一抹。这便是“露营叠嶂区”了，石头叠着岭，石头叠着花，一时间，竟分不清是长安岭因花而有了生气，还是花朵因长安岭而得了魂魄。 我忽然想起欧阳永叔公的句子来。那首《洛阳牡丹图》劈头便是：“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诗里那股子为花作传的郑重与痴气，隔着千年，竟被这江南的雨丝送到了眼前。永叔公写的是洛阳，是北地的雍容与骄傲；而我眼前，是他的血脉后裔，在另一个“地脉”上，由十里芳菲这位深谙东方美学的“造梦者”，将这批象征着富贵与繁荣的国花，小心翼翼地移植到了这座千年古村的肌理之中。它们被栽种在老宅旁、蜿蜒的石径边，为灰瓦白墙的古典水墨，点染上一抹抹生动的嫣红与玉白。洛阳的牡丹，开在皇都的园囿，带着“唯有牡丹真国色”的贵气；而钓源的牡丹，却开在寻常的民居旁，粉墙黛瓦的檐角下，或是某位先祖手植的古樟树影里。它们少了几分北方的端肃，却多了一份山野的烂漫与家常的亲切。这关联，不在形貌的酷肖，而在骨血里那份对“美”的执着辨认与延续。北花南植，宦迹萍踪，文明的火种，便是这样借着血脉与记忆，在陌生的风土里，开出既熟悉又新鲜的花朵来。
雨声渐密，我循着花径，不觉走到村中一方池塘边。塘水被雨点打起无数细密的圆圈，圈圈相套，散了又聚。对岸，便是“欧阳弘祖地”了。那是一座并不张扬的亭子，静静地立在烟雨与花光之中。我忽然觉得，这满村的牡丹，或许并非为了给村庄增添什么“雍容华贵的气质”。它们只是开了，像祖茔前的香火，到了一定的时候，便要袅袅地升起来；像族谱上的名字，到了一定的时候，便要被人轻轻地念出来。这是一种无言的、固执的证明，证明着一些比砖石更坚固的东西，曾经存在，并且依然在生长。 雨势稍歇。我们该离去了。回望古村，它静静地卧在长安岭与花海之间，像一册被雨水浸湿又风干了的古籍。而那些牡丹，红的、白的、紫的，经过这一场酣畅的洗礼，颜色仿佛更深了一层，沉甸甸的，将开未谢的，蓄满了整个春天的汁液。它们不是洛阳的花，却回应着洛阳的诗；它们开在钓源，便成了钓源的魂魄。 归路上，永叔公另一句诗无端浮上心头：“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千年前的宽慰，穿越时空，落在此刻的江南雨里，竟有了着落。钓源的牡丹，或许便是那“虽晚”的“野芳”吧。它不争早，不攀比，只在属于自己的时节，属于自己的地脉上，从容地、丰沛地，完成一次绽放。而这绽放本身，便是对一切漂泊与传承，最深情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