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墓志》里的张旭楷书功底

郑州张世科

　　提到“草圣”张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笔下惊蛇入草的狂草。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楷书同样精妙，是窥探其书法根基的关键。张旭留给后世唯一的楷书真迹（刻本），便是这件 《郎官石柱记》 （全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立，由陈九言撰文，张旭书丹。原石已失，现仅存珍贵的宋拓孤本。而1992年河南洛阳出土的 《严仁墓志》 ，则是张旭另一件重要楷书遗迹。全称《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1992年出土，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相比《郎官石柱记》的庙堂之气，这件墓志更显方正饱满、宽绰自然，用笔在规矩中透着几分随意和灵动。正是这方墓志的出土，更加坐实了张旭的楷书功底同样了得。

　　全称《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的《严仁墓志》，书丹于唐天宝元年（742年），较《郎官石柱记》晚一年。撰文者为吴郡张万顷。青石质，正方形，边长约52厘米，志文21行，满行21字。与《郎官石柱记》的清劲修长不同，《严仁墓志》结字方正，体势开张，笔画饱满厚重。字形多取横势，宽博沉稳，带有明显的北碑遗韵。纵观满篇志文。起笔多切锋直入，方笔特征明显，折角处棱角分明。撇画尖锐，捺画重顿，点画沉着有力。整体用笔比《郎官石柱记》更加直率、大胆，少了几分修饰：。部分字形略显欹侧，笔画安排不求工整匀称，而是随势生发。有些字甚至带有行书笔意，显示出书丹时的轻松状态。这种“不经意”恰恰是张旭楷书的独特之处。

　　如果我们将《严仁墓志》与《郎官石柱记》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前者是官方石柱记，是精心书丹的；后者则是墓志刻石，略显随性而为。风格上，前者是精劲典雅，有初唐遗韵；后者方正宽博，有北碑余绪。用笔上，前者是含蓄内敛，中锋为主；后者则方峻直率，锋芒外露。结构上，前者是修长紧结，后者则是方正开张。气息上，前者有庙堂之气，后者不乏民间之趣。两件作品同年（一说相隔一年）书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恰恰说明张旭并非单一风格的书法家，而是能根据用途、心境灵活变化的大家。《郎官石柱记》虽精妙，但原石不存，仅靠拓本传世。《严仁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张旭楷书的实物证据（原石尚在），二者互为印证。

　　尤为难得的是，《严仁墓志》中的方笔、宽结、横势，明显受北朝碑刻影响。这说明张旭的楷书功底不仅来自“二王”一脉的南帖传统，也吸收了北碑的雄强之气，为其狂草的“骨力”提供了支撑。墓志为书丹上石之作，保留了书写时的自然状态。与《郎官石柱记》的刻工精良相比，《严仁墓志》的刻工略显粗率，但正因如此，反而更能窥见张旭用笔的原始节奏与力度。《严仁墓志》出土后，曾有学者对其真伪提出疑问，主要疑点集中在:其一，张旭书名已盛，如何能为此“小官”书丹墓志。其二，墓志中部分字形结构与传世张旭书迹有出入。但经多方考证（包括与《郎官石柱记》的单字比对、唐墓志形制特征、避讳字使用等），学界普遍认定其为张旭真迹。这说明张旭当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狂人，也会为地方士人书丹墓志，身份更接近一位“职业书手”。

　　其实，张旭之所以能为严仁书写墓志，主要是二人有“同乡之谊”。墓志明确记载张旭和撰文者张万顷均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而墓主严仁虽在洛阳病故，但籍贯是余杭郡（今浙江杭州），在唐代行政区划上与吴郡同属吴越地区。在当时异地为官的背景下，请同乡名人为逝者留下墓志，是一种很郑重的情谊。墓志的撰文者是张万顷，他是张旭的同乡且同姓，两人交往密切。正是因为这位老熟人的邀请，张旭才欣然答应为一位非亲非故的严仁书丹墓碑。墓志刻于天宝元年（742年），地点在洛阳。洛阳是当时的东都，也是张旭晚年活动的重要城市，他曾在洛阳向颜真卿传授笔法。严仁恰好卒于洛阳私宅，就近请到这位书法名家书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名家写墓志”在唐代很常见。比如正是这种人情请托，才为我们留下了颜真卿的《王琳墓志》等珍贵真迹，从而才有可能知晓张旭的楷书功力。

　　客观的讲，张旭的楷书功力，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狂”是表象，“法”是根基。张旭是唐代极少数能在“规矩”与“自由”两极之间，自由跳跃且都达到巅峰的书法家之一。他的楷书笔笔合于古法。宋代黄庭坚曾评价：“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在尚法的唐代，能被认为楷书第一，是极高的赞誉。其用笔中锋为主，线条如锥画沙，力度直达毫端。笔画起止清晰，结构方正稳健，每一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毫无含糊之处。张旭的楷书并非单一面孔，而是展现了极宽的取法范围。《郎官石柱记》走的是初唐虞世南、褚遂良一脉，清劲典雅，具庙堂之气。《严仁墓志》则取法北朝碑刻，方正宽博，雄强有力。能同时驾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说明他的功力已超越具体“写法”，上升到对“笔法”本质的深刻理解里。

　　其实，正是张旭的楷书功力，为狂草提供“内核”支持。没有这样的楷书功底，张旭的狂草就会沦为“野狐禅”。他的狂草之所以“狂而不乱”，核心在于三点支撑。一是中锋线质：楷书练就的圆劲中锋，使狂草的线条即便疾速也能“细筋入骨”。二是空间意识：楷书对空间分割的精准把控，使狂草的章法看似无序实则精密。三是节奏控制：楷书对起行收的提按掌控，转化为狂草中不可思议的顿挫变化。张旭的楷书功力不仅是个人成就，更是笔法传承的关键。颜真卿曾两次向他请教笔法，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颜体楷书的雄强、厚重、方正，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张旭这一脉——尤其是《严仁墓志》一路的风格。可以不夸张的说，张旭的楷书功力，核心在于通会：通会了南帖与北碑，通会了规矩与自由，通会了楷书与草书。他用极深的楷书功底证明了：真正的自由，从不是对法则的抛弃，而是对法则的绝对掌控之后的自如运用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