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爷们儿刘三儿（上）

周元庆

（近闻刘云勇兄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再读旧文以怀念。）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觉得有点不安，因为刘三儿大号刘云勇，今年已近70岁，刘三儿是我们在北大荒时叫的，如今再拿这个称呼做标题是否有点不敬？但转念一想，前些年曾经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甄三》、《那五》不都博得观众的认可吗？再者说，刘三儿不拘小节，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刘三儿在我们嘴里叫了多少年，他不会怪罪我。想到这，便也释然了。

刘三儿是1963年初中毕业去的北大荒，当时叫支边青年，这与1968、69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叫法不同。其实，按照他的学习成绩，升高中、考大学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出身太“不好”了，军阀。所谓军阀，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搁现在可是各地方争抢、粉丝芸芸的抗战英雄、统战对象！那时候不行，是比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还罪重的身份，入团、上大学根本没戏！刘三儿识相，在全国还没展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就在国家刚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刚刚能勉强吃饱肚子的1963年10月12日离开北京，10月18日到达目的地。他们在290农场落了脚。这一落，就是16年，和他当年去北大荒时的年龄一样。他们这193人是当时北京去北大荒的第一批。那年北京共计1028人分四批去了北大荒。

第一次见刘三儿是我刚到北大荒后第二天出操的时候。兵团有点半军事化的味道，每天早上都要吹哨出操。由于我们刚到北大荒，魂儿还没倒过来，所以几个69届同学都是哩哩啦啦揉着睡眼跑到队列里。连长大概体谅这帮孩子刚从城市来，站在队前面等候最后的同学入列，没有说话。这时，我见前面一个戴着蓝单帽、一根绳子缠着一件油脂麻花的薄棉袄、个子大概1米75，身材匀称，一脸络腮胡子的人一边乐一边有点嘲讽地扫视我们，“这帮小屁孩儿，没准儿昨儿晚上又哭一宿鼻子。”看他的面相，比我们大，估计得30多了，嗓门倍儿大，他也不怕连长听见。

后来听比我们早来几个月的北京55中知青介绍，此人是三连大名鼎鼎的刘云勇，大家都叫他刘三儿。他刚刚受到团里的通报嘉奖，因为他所驾驶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刚刚结束的麦收大战中创造了全团最佳战绩，连续三天无故障工作，共收割108晌地。这是个奇迹,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因为北大荒的土地虽说平坦，但也净是水泡子，谁也不敢担保不碰上地势复杂，拖拉机“趴窝”或出现机械故障的事情。别的机组一天可能也就割个几晌地就“趴窝”熄火，“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而刘三儿的机组从早上开机，一直到晚上收工，从不熄火，“噌噌”地收割，“哗哗”地吐麦粒。那一战，使刘三儿和他的机组名扬全团，不仅受嘉奖，其经验还上了机务教材。那天给我们介绍刘三儿的人还特别神秘地告诉我们，他不但干活棒，打架才厉害呢。“杠（北京话‘告诉’）你们啊，他可是踢跤玩儿拳都学过，是个练家子！”这一下勾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那个年龄段的男孩都或多或少有好斗的习气，谁能打架佩服谁。于是我们催那位老兄继续讲下去。“刘三儿这人特仗义。跟他一起来的一哥们儿有点瘦弱，有一天在食堂跟人打架吃了点亏，刘三儿正在地里干活呢，听说以后，马上赶到食堂，对那几个人大喊一声，‘你们别欺负他，跟我来！’说着把着一个墙角摆开架势，一个人跟那几个人开练。一个人仗着块儿大，一通王八拳就抡上来了，刘三儿左躲右闪，抽个空当一拳把他打了个满脸花！随后，还从兜里掏出块手绢扔给那位，‘去，擦血去！’这老兄打架也仗义吧？练过和没练过的就是不一样！不过，爷们儿就是爷们儿，不打不成交。那次打架的没过几天就和刘三儿成了铁哥们儿。”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对刘三儿佩服起来。

但是，没过俩月，形势骤变。1969年冬天，农忙结束后，连队按照上边的统一部署开展整党和路线教育活动。不知是上级有这个精神还是我们连领导自己琢磨的，路线教育一定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天晚上，当我们都躺进被窝准备入睡的时候，班长从连部开完会回来，坐在炕沿上，声音不大地说，“连里要进行路线斗争了，咱们班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和党支部、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班除了班长，都是1969年来的，到连里还没几个月，都抱着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态干活，听领导的话，没见着谁跟谁斗啊？

班长是1968年来北大荒的，北京二中老高中生，白白的皮肤，双眼皮圆眼睛。墙上马灯忽闪忽闪的，照得班长脸上忽亮忽暗。说完话，他也不上炕睡觉，而是坐在炕沿继续若有所思，看来有点心事重重。

接下来几天，每天晚上都在大食堂召开全连大会，除了学习报刊社论、整党材料外，就是领导声色俱厉地不点名批评有的人不甘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且看不起贫下中农，想要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夺党支部的权！我们这帮小青年在底下听得云山雾罩，不明白领导指的是什么事什么人。过了几天，随着上山伐木的13班班长从山上归来，小道消息就开始在全连散布开来。

原来，北京二中这批知青都是1968年来北大荒的，大部分是老高中生。二中在北京是重点中学，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其他学校来的知青。数理化水平在那个时候显不出来，但是只要全营、团组织乒乓球比赛、篮球赛、文艺汇演，进决赛圈或前几名的不乏二中知青的身影，各种文体活动几乎成了他们的校友会。一天，他们其中一位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在送营部邮局的路上被人拣到了。按说，人家一封贴了邮票的家信，你拣到了帮助扔邮筒里就得了，可那位老兄愣是把信拆开看了。看就看吧，他还把信里面一句话给汇报了。什么话？“连队对我们很重视，要提拔我当副班长。”其实，这话一点问题没有，主要就是安抚一下远在北京、时刻惦念自己孩子的家人，我在北大荒干得很好，请你们放心。但是，本来就对这些人平时清高气傲心怀不满，一直找不到机会打击一下他们的领导正好找到了借口，楞把这句很平常的话上纲上线，说是他们几个要夺党支部的权，妄想让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还把另一位说的“我们就是领导嘴里的鸡肋，想吃咽不下，扔了舍不得”也高调批判，说是臭老九的论调，这些知青有什么了不起，肉骨头该扔就扔！势不可挡的大批判烈火就这么燃烧了起来。

为了有的放矢，特意把正在山上伐木的13班班长叫回来接受批判、写检查。可怜这位仁兄回来后连着几天，衣服没脱，连夜在油灯下写检查。写累了就和衣躺一会儿，连大头鞋都不脱。

那时我失眠厉害，晚上整宿睡不着觉。多少次看见他边写边唉声叹气，有时听见他躺下了，还发出梦中的低声啜泣。

对男二中知青“想夺党支部权”的批判方兴未艾，突然火力调转方向了。

一天收工回来，只见连队食堂贴出大字报：《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大染缸刘云勇》。这又是哪一出戏呀？原来，这也跟二中那几个正倒霉挨批判的知青有关。一天晚上，刘三儿到别的连队去找几个老乡喝酒，喝到很晚才往回走。快到三连的岔路口时，只见路边几个人正在嘀嘀咕咕议论着什么事。北大荒没有路灯，当刘三儿快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才“呦”了一声赶紧散开。刘三儿刚喝完酒，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干什么呢你们！”几个人见是刘三儿，如释重负，忙不迭地说，“是你呀，我们在这没事瞎聊几句。三儿，现在连里正批判我们几个呢，你回去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今儿晚上在这儿见到我们了！要不又该批判我们搞串联了。”“嗐！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什么都没看见！”

刘三儿哼着小曲走了。

第二天一早，刘三儿被叫到连部。领导既严肃又露点儿微笑，“刘云勇啊，问你个事。”“怎么啦？什么事，这么早就把我提（di)了过来？”刘三儿平时跟谁说话都大大咧咧，跟领导也如此。“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上二连喝酒去了，怎么了？”“几点回来的呀？”“快十点了吧？喝的挺多，没留神几点回来的。”“那你回来的路上见到谁了没有？”“喝那么多酒，迷迷糊糊，跟踩着棉花套子似的，能回来就不错了，哪看见人了！”

“真的谁也没见着？”

领导的一丝微笑没有了，留在脸上的全是严肃。

“真的谁也没见着。”刘三儿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跟我不一条心!”领导恼了。

“凭什么跟你一条心呐！”刘三儿也火了，大眼睛一瞪，跟领导叫起了板！

“行!你回去吧!”领导悻悻地一挥手，刘三儿甩门而去。

从那天起，三连的“路线斗争”又有了新内容，批判刘云勇的资产阶级大染缸。这肯定跟领导心里搓火、三儿竟敢跟领导不一条心有关。

由于我们刚到三连没几个月，基本是俩眼一抹黑，不论批二中的“夺权”还是批刘三儿的“大染缸”，我们只有坐在台下的长条凳上听喝的份儿，让喊口号就喊口号。不过，我对刘三儿为什么是“大染缸”最感兴趣。听了几次批判会，再看大字报，慢慢对刘三儿这个“大染缸”的含义有了点了解。

刘三儿从小爱看书，来北大荒也带了一箱子书。书看多了，有时候就跟身边的哥们儿讲讲书里的故事。那个时候，北大荒除了他们这批星罗棋布在各生产队里的北京青年外，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和逃荒来的山东“盲流”，大都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所以，听刘三儿讲故事就成了当时队里的一道风景线，也是那时五分场一队（后来的三连）的一大文化生活。他书读得多，口才又好，只要有空闲，身边都会聚集或多或少的听众，听他神侃。天南地北，三皇五帝，国内国外，人物历史，无所不晓。文革开始，《三侠五义》、《封神榜》之类的老故事不能讲了，《牛虻》等外国故事也不行了；到后来，凡是文革前的故事都不能讲了。说不能讲，是不敢公开讲了；天黑以后，宿舍门一关，照样有些忠实的听众到刘三儿的炕头听故事。

没有不透风的墙。以前领导也知道每天刘三儿身边都围着人听他“白话”，没当回事。但那次他得罪了领导以后，不行了，就把这个现象上升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刘三儿就是个“大染缸”，他向广大职工、知识青年灌输封资修的思想，必须狠狠批判、肃清其流毒！那些天，我们白天不是到松花江的岛子上去砍条子就是修水利挖土方，又冻又累，晚上收工回来，还要开全连的大批判会或者开班里的小会，每个人都得发言表态。其实，不管大会还是小会，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无外乎拉拢腐蚀青年、出身反动军阀、对社会不满，散布什么“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要把宿舍坐穿”的“反动”言论......等等。不过，大批判搞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突然有点降温，调子不那么高，领导在台上讲话也不那么凶了。

尽管对二中知青、“大染缸”的批判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是那时候的政治气候，只要你被批判了，你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就成了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因此，三连1969年冬季由党支部发动的“思想斗争”取得了合乎逻辑的成果:二中的几个知青作深刻检讨，才子汪成用说自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贫下中农作了错误的斗争！”刘三儿被清出机务队伍，下放到基建排作了小工。

在刘三儿挨批判的那些天，我观察到他不像挨过批判的人那样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而是照样走起路来挺胸抬头、健步如飞，说话照样嗓音洪亮，由连队去往大田的路上照样哼唱歌曲。

后来我们12班与8班合并，跟刘三儿成了一个炕头的战友，跟他接触的机会多了。奇怪，他的身上真的好像有一种磁力，吸引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