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 念

亦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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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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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定，江南的一片“清嘉之土，安定之地”。

嘉定建县于南宋十年，是一座至今已具有八百余年历史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这里自古民风淳朴，风光秀丽，文风鼎盛，人杰地灵，古往素有“教化嘉定”的美誉！

　　嘉定，也是我的祖籍地，是我的先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世代繁衍生息于斯，叶落归根长眠安息于斯的圣地。

我老家就在嘉定城东十里开外的戬浜半巷，一个水系纵横、民风纯朴的江南水乡小村。

　　我爷爷奶奶是一字不识的乡下农民，解放前自有土地五、六亩，另租有王姓地主的土地约两亩。解放初实行土地改革，爷爷家划定为中农成分，同时也分到了约一亩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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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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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家称爷爷叫大大，亦叫大（音du）爹的，称奶奶叫恩娘（音），称呼父亲叫爹爹、母亲叫姆妈。

我爷爷金志兴有两房妻室，大房生有一女，即我的姑妈金彩英；二房生有一子，就是我的父亲。爷爷性格内柔外刚，平日不苟言笑。他生于公元一八八0年六月二十五日，殁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三岁。爷爷任劳任怨，辛劳一生。“上嘉定”、“上罗店”（意为到嘉定城里去、到罗店镇上去）是他们一生活动的半径。

奶奶是一八八六年x月二十五日出生的，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病故，享年七十八岁。奶奶本家是邻村的，她原名叫沈大媛，是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在我深深的记忆中，奶奶的面容永远是那么的慈祥。在封建社会里，女方嫁到男方家便跟随男家姓，女方的姓排后，之后再加个氏，这是格式化的，所以奶奶嫁到金家后的名字就叫金沈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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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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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学名金光，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七年在外读书、工作期间均具名金炎。父亲是独子，其父母呵护有加，按当时农村习俗，为保孩子健康，常以生命力顽强的动物猫狗为称呼，故父亲小名叫毛狗，到底是“猫狗”还是叫“毛狗”这我就不得而知，也没必要去探究的，反正乡下老一辈人都这样叫我爹的。总之这是个寓意吉祥的称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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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父亲

　　

‍ 老家的老屋是在爷爷一辈建造的。爷爷与其兄金有章联手建造了一排东西对称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其兄住在东头，爷爷住在西头，中间隔着的是他们兄弟俩合建的一间二十三发的客堂间供两家合用。

老宅的后园是我家的“百草园”，有竹林，还有我大多不知名的树木花草，我印象最深的是东面房间靠窗的那棵桂花树，每到秋天，幽香袭来，沁人肺腑。还有种植于屋脚跟的凤仙花、鸡冠花，我从小认得这两种花也始于此。园内还有开辟出的小菜园和搭建的鸡舍鸭棚。

老屋的两大间正屋分别是十九发和十七发的，每间正屋又用木板分隔成南北两间，外间铺地砖，里间是睡觉的房间，都铺有地板。正屋两间房间的屋顶处有三分之一是搭建了搁楼，可堆放些不常用的家什杂物。阁楼也是我们儿时捉迷藏躲猫猫的藏身之处。

靠两间正屋的西头是一间灶间，建有灶头，摆有水缸、橱柜和餐桌。靠南窗口摆放的这餐桌也是我们弟兄趴着练毛笔字做暑假作业的书桌。

灶间四面有门，通风极佳，夏天煞是风凉。我们小时候暑假回老家，午饭后总要搁块门板睡上个午觉。

在灶间的西北面百步开外就是一片湖浜，湖面开阔、湖水透彻洁净。湖浜边朝我家灶间方向有一座石板水桥，层层石板搁在打入河底的木桩上，垒成梯状与岸相连，对接的小路直通我家灶间的西门口。这湖也是乡亲们赖以生活用水之源，也是我们孩子们夏天拆下木窗板去游泳玩水的胜地。

湖浜有一出口与外界水系相通。六十年代初期自然灾害期间，因为家中经济拮据，故在暑期的一天清晨，我还与父亲将一两件家具（好像是橱柜）搬上隔夜联系好的一个乡亲的小船上，沿水路运往嘉定城里去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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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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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共生育三男四女七个子女，我排行居中，上有兄姐、下有弟妹。解放初百废待兴，人们的翻身感很强，对新生活也充满希望。初解放时全国人口才五亿四千万，因此国家政策是鼓励生育的，妇女多生育的称之谓“光荣妈妈”，再加上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故一般家庭都生有六七个孩子，多的还有十来个的。

父亲出生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一直在这块“清嘉之土”上生活和读书，在十五岁之前未曾离开过家乡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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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剪影

父亲骑牛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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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父亲走出了这块“安定之地”外出求学，在安亭的昆嘉青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读书。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战火烧及江南，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因时局紧张被迫停办了。无奈之下父亲与二、三十名同学就跟随校长张粒民逃难到苏州。在苏州，张校长将这批学生安置在苏州难民收容所后，他自己就脱身溜之大吉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苏州形势也日益趋紧。于是苏州收容所将被收容人员安置到了广福镇收容所。直到一九三八年一、二月份，父亲才碾转回到了嘉定老家。

父亲在家待了两个多月，在五月份左右，经堂房姐夫姜梦桥的介绍，父亲去了上海北山西路的难民收容所当了职员，每月可领取几块钱的津贴。后在解放初期时父亲曾经与姜梦桥碰见过一两次，遂得知他当时在宝山县庙行小学当教师。之后未再有联系，音讯也全无了。

时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招收小学教师，对没有资历的像父亲这样因战乱而师范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亦可报考，但必须要经过试验检定合格后才能录用。父亲毅然决定参加报考，经试验检定考试合格被录用后，父亲将被派往宝山县淞阳小学——后改名为上海特别市市立模范小学任教。

当年二月，父亲收到原昆嘉青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同班同学赵传仪的来信。赵告诉父亲说原昆嘉青三县乡师的校长张粒民现在在苏南中学教书，并告知说张粒民为了照顾在三县乡师尚未毕业的这班学生，可以借读在苏南中学开设的简师科学习。得知这一消息，为完成学业，父亲遂去苏南中学简师科报了名。

然而，此时父亲又收到了教育局下发的分配他去宝山淞阳小学任教的通知。经再三考虑，父亲选择了去苏南中学继续就读，而将宝山淞阳小学的教师空缺由其堂兄金新去顶替。

在苏南中学简师科要就读一年才能毕业，但由于父亲在经济上无力负担，便与堂兄金新商量后，在假期期间委托赵传仪去与其朋友一一苏南中学的教导主任勇耕辛商量。两全之策的方案商妥后，即由金新介绍父亲去吴淞镇上的上海市立吴淞小学当教师，而苏南中学仍保留着父亲的学籍名额。

一九四O年二月，上海特别市组织抽调一批资历尚不足的教师去南京教育部教员养成所带薪读书进修半年。在校长的推荐下，父亲参加了南京教育部的进修学习，科目有国文、数学、地方自治及劳作、美术、体育等。半年后期满结业，八月，父亲便调往上海特别市市立罗店小学任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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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燕子矶（左二上为父亲）

南京玄武湖（背相机者为父亲）

（上述两张照片均为1940年夏在南京教育部进修时所摄，照片背书文字为父亲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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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曾经所了解到的父母亲相识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父亲在学校放假期间闲而无事，有时便跟着堂兄金新一起去昆山收租、游玩。在昆山他们常寄住在徐公桥一家大户人家。东家主人叫张嘉谋，家有两女一子，长女张鹦，次女张鹉，老三是儿子叫张嚎。后父亲与同龄的、曾就读上海幼稚师范的张鹦（即我的母亲）暗生情愫，相知相恋，终成眷属，小家庭便暂安顿在徐公桥固巷邨了。

顺便提及一下父亲的堂兄金新其人。据悉在抗战时期他一度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后担任嘉定县戬浜乡的伪乡长。抗战胜利后，金新之妻王慧接任了金新的伪乡长一职，后于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金新则在初解放时（约一九五0年春）潜逃香港，后又去了台湾，在家乡留有两个未成年的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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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时期的母亲（左）此照片已逾百年

前为母亲

右为母亲

上海幼师同学维英赠一群（我母亲）

‍ 影集扉页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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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上海幼稚师范时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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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八月，父亲在昆山徐公桥小学任教，还在徐公桥上海幼儿教养院徐公桥分院和私立徐公桥职业初级中学兼课，此学校后改名为震川初级中学。在此期间，父亲一度曾用名叫金羡溪。这名字是在结婚时起的，仅在结婚证上及职业初级中学兼课时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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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张嚎与母亲张鹦

（父亲摄影及背书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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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私立学校改为了公立。在此后的两年里，父亲就在昆山县立徐公桥小学任代理校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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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桥小学高级部校门

（父亲摄于194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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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父亲调到了上海市新泾区虞墩小学当教师。在虞墩小学任教两年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区文教科调派至杨家巷小学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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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廊下（手持飞机者为本人）

靠着母亲的为本人

父母与我们的合影

（五十年代中期，靠着父亲的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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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巷小学，是我童年初始记忆的第一所学校，那时我有时跟着父亲去学校玩，父亲在上课的时候我有时坐在他办公桌前涂鸦，有时一个人到操场滑梯、沙坑玩耍，学校的校舍、长廊、操场、滑梯仍历历在目，父亲的老同事沈静安、郝光裕、赵传纯、张我民、陆静发等老师我还记忆犹新。在这里，承载着我至今挥之不去的太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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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卫寒假学习班（左一为父亲）

‍ （照片背书为父亲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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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合影（后右二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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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学校滑梯前）

　　

‍ 人生难书，风雨难阻。若将人生一分为二，那一半是写上半生，一半则写下半生。若将父亲的人生历程一分为二，那应是以1957年为时段划分的界线——-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无情地改变了父亲的人生命运，由此也改写了我们一代的人生轨迹。

岁月，沉淀着时光，流逝着人生。美好的童年时光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记得父亲学校教师外出游玩，父亲有时也会带着我一起参加。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父亲骑车带我去南翔的路上，在铁道口栏杆前我激动地等候火车通过时的情景。

记得父亲学校教师搞周末聚餐活动，父亲有几次都带着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学校用两个乒乓桌铺上台布的大餐桌上就餐，其他老师还逗我叫沈老师丈母娘。

记得父母亲每次带我去百货商店时，我总会赖在玩具柜前不走，父亲拗不过我，总会满足我买样小玩具。印象最深的是买了辆惯性的红色小汽车，后来被我拆了装、装了拆，父亲从未责怪我。

还记得一次父亲带着我去聘女保姆。那时候的保姆介绍所跟现在相似，一间屋子里坐着几个待聘妇女，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打毛衣。回家路上我坐自行车前横杠上，那保姆坐后座。到家吃过午饭，那保姆就拿着扫帚去洗马桶。这一离奇的举动使父母都惊鄂了，随后把她给辞了。之后聘用的一个保姆我们全家大小都管她叫“新嫂嫂”。

这些犹如眼前的美好的记忆都是我童年的印记了。

　　生活中的无常，将我们带入了意想不到的深渊。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为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

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而且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

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中，父亲同全国绝大部分右派分子一样，也被错打成了右派。

据说这场反右派的斗争被整人数是有指标的。据悉因在教师暑期整风学习班将结束前尚未完成指标任务，故父亲是在凑指标人数时最后才被划成右派的。

是年，父亲38岁。

父亲（1950）

父亲（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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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教师暑期整风学习班结束回家后，童年的我朦胧感觉到异同寻常，父母表情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情绪充满忧郁。家里空气沉闷，氛围凝重，被一种莫名的压抑笼罩着。

霹雳撕碎了往日安稳的日子，一切都两样了。这突变真的只要一阵的风，一夜的幻变，一场的噩梦。

父亲被逼迫打成右派以后，被降了工资、调离了教师岗位，初始时在校总务室做一些后勤杂务。面对昔日的同事、学生和家长，他的知识分子的颜面和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那份尴尬、难堪，咬噬着父亲的心灵。

在那至暗的岁月，我们也默默承受着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子女的“待遇”，政治上被打入了另类。

父亲心里冤屈、心头阴霾笼罩，变得郁郁寡欢，向来慈祥可亲的父亲有时也莫名地发脾气。之后，父亲被下放到浦东农村（原上海县杜行公社）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当时的浦东是上海的郊区，是纯粹的农村，纤陌纵横、地广人稀。父亲与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虚心接受劳动改造，以期早日重获新生。可怜父亲一介书生从未干过农活，好在纯朴善良的村民处处体谅、善待父亲，这也温暖了意冷的父亲的心。

浦东浦西仅一江之隔，但交通十分不便，仅有轮渡贯通。父亲难得回家一次，路上总要化费半天的时间。

我们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寒冷。

一次严冬时节，父亲从浦东回家天色已晚，饭后父亲从箱子里翻出一件崭新的蓝色棉大衣。我听母亲在劝说父亲留下它不要去典当。但父亲为接济家庭开销执意要去当掉。之后，我再也沒有看见过这件棉大衣，想必定是被父亲典当掉了。

从1959年到1964年，党中央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父亲也名列其中。

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难得见到父亲久违了的好心情。他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件压箱底的黑色呢子中山装穿上时，他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我突然由衷地觉得，我父亲好帅呀！

右派的帽子莫名被强制戴上，又人为地被摘掉了。这因被戴帽而造成的人格践踏、精神催残，本是一场对人生毁灭性的灾难，有多少家庭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无形的帽子造成了几多有形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间悲剧。

虽然右派的帽子被摘了，但等同于在原名称前加了个定语，被称之为“摘帽右派”了。

骤雨不终日，父亲重返了讲台。但失去的终将永远失去了。

父亲（1962）

母亲（1962）

‍ 人生不易，成年人的世界，有难只有自己扛，有苦只能自己咽。

父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那场突如其来的人祸更加重了父亲肩上沉重的担子。父亲是家中独子，嘉定老家年迈的双亲需要父亲赡养尽孝；身边未成年的子女需要父亲撫养尽责。是啊，这世间，有多少为人子、为人父的人在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地艰难前行。

1963年爷爷去世，1964年奶奶也相继过世了，父亲再次经受了沉重的打击。我随父亲去乡下奔丧，奶奶的遗体安放在客堂间里，待临收殓入棺之际，父亲伏身在奶奶遗体上泣不成声，久久不能自抑⋯⋯ 父亲有太多的无辜和无奈！

六十年代初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期间，物资严重匮乏，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人们忍饥挨饿，食不果腹。因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人们身体浮肿。一次我亲眼看到母亲替父亲卷起裤腿，用手指摁了几下父亲的小腿，腿部凹陷的小坑难以平复。学校的老师大都因患浮肿病而去医院配一种药，这犹如炒麦粉似的中成药成了老师们课间冲泡后食用的既治病又充饥的药膳了。

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捉襟见肘。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原八十多元的工资被减半，母亲之前因要带养孩子曾一度中断教龄故工资不高，家中常入不敷出，每到月底，母亲扳着手指盼着发薪之日。有时碰到计划外的开销而衔接不上时，母亲会带着我或者妹妹去黄老师家借钱接济，一到发薪之日便及时加以归还。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母亲也忍辱负重撑着这个家，为我们遮风挡雨、抱团取暖。一次，父亲深情而愧疚地对母亲说：你很不容易，一个曾经的大小姐现在能这样吃苦耐劳。

父亲（1965）

母亲（1965）

‍ 从1966年开始，全国又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继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排行第九位的是知识分子“臭老九”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文革中，父亲虽受到些冲击、莫名地写过检查，但总算平安度过，总体安然无恙。

　　生命的历练，让我积累了人生的经验，才随之长大和成熟，也才能在人生的过程中留下一步步的脚印。

父亲蒙难的打击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自尊自重自强自立，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方面，我始终保持高度清醒，谨言慎行。

父亲曾经的政历问题是父亲心中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疤。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因我的大姐夫入党政审，所在部队外调人员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时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父亲担心他的在场会影响到女婿的政治前途，故自卑、自觉地退避三舍，不曾露面。

父亲的政历问题也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年轻时最怕填写各种政历表格，甚至羡慕工人子弟填表时的那种优越感。

父母长风公园留影（1972）

‍ 时至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平反。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

从父亲在1978年12月26日写给复查办公室的信函中，我终于较清晰地了解了当初运动中把父亲打成右派所列的所谓“罪状”：因父亲曾在同事间讲过“我家里由于孩子多，粮食也较紧，有时不够吃时就去饭店买一、二次饭”的言论而上纲到叫嚣粮食不够吃就是对定量供应的政策不满，对定量供应政策不满就是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因父亲对教育系统存在的靠私人关系介绍工作的现象认为这是旧社会的裙带风，不应该再在新社会出现的观点而上纲为是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更有甚者竟无据地诬陷父亲与中央级大右派有思想共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亲（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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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复查统计，从1957年至1958年，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父亲的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被摘掉了，所谓的政治错误也被纠正了，但很多失去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但比较地看，父亲总体上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家未破、人未亡，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喜欢金石篆刻，为我们刻制了多枚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篆体印章，至今我还留存多枚。

　　人生如船，会经过激流、涉过险滩，然而并不是每艘船都能撑到看到灯塔的那一天。

1978年，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父亲的政历问题给予了彻底的纠错平反，我所处的新疆兵团一师的十六团组织科收到了上海的公函，函件告称父辈的原政历问题按照政策予以平反后不得影响子女的入党、入学、参军。随即，我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79年，知青回城的风暴席卷全国，在父亲与岳父各自学校的关心下，二老同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为了我和妻子的顶替回沪，父亲不辞辛劳骑车多次往返于教育局、劳动局办理相关手续，终得使我们夫妻携子双顶回沪。

父亲躬耕教坛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爱生如子，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敬业，这些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受益匪浅。

　　1979年3月，我父亲为了我回沪顶替而提前八个月退休了。4月，我妻子顶替回沪了。7月，我退干顶替回城了。新的人生阶段，我们都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适应。

父亲退休，意味着原本的生活内容和工作惯性突然改变，需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回沪工作，意味着我原有的社会基础彻底改变，需要去重新建立和适应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状态。生活着实不易，各自不得不要去面对和适应新的生活。

父亲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受聘于上海第一锁厂从事职工文化教育，深得厂教育科廖科厂的赏识和敬重。而我这种举家回沪重启新的生活的更不容易。我拖家带口，年已而立，在沪要重新立业、重建家业，因此我至今也会被当初因自身的忙碌而无意会忽略对父母的关爱而自责。

父亲（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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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命运多舛。1984年初父亲因病辞聘了职教工作，往返多家医院专注于疾病治疗……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是对希望的破灭而成为绝望，后父亲因病入膏肓无力回天，终在1985年3月3日彻底解除了病痛与世长辞了。

这世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结果往往黯然神伤。我年少时离家远赴边疆，一别数年我们隔空相望。如今我顶替回家团聚了才短暂的6年，父亲却辞我而去，阴阳两隔了。

风无定，人无常，人生如浮萍，聚散两茫茫。我好伤心好伤心！

遵循父亲的遗愿，我持续坚持文化学习，利用在原单位分管青年职工文化“双补”的工作条件与职工一起在第五夜高中补习高中文化並取得了文凭。继而组织上又推荐我参加了由中组部委托电视大学举办的八五届党政管理专业学习。在三年的学习中我写过数篇命题作文，其中《我心中的春》、《夜，静悄悄》和《小雨中的回忆》三篇作为班级范文的作文我都是以父亲——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为题材的，文中深深寄托着我对父亲敬仰、爱戴和怀念之情。文章深得时任我们辅导老师的华东师范大学赵福州老师的好评。赵老师在《小雨中的回忆》一文的评语中写道：“回忆得极有意义。' 春蚕到死丝方尽 '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你父亲的一生永远值得记念！”

人生在世，总不能沉溺于以往，终得放下所有执念，恭送往事渐行渐远。

我要告慰父亲，你离开我以后，我不负你所望，持续学习、积极工作，组织上为我重新提干，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直至退休。

我要告慰父亲，我们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你牵挂于心的嘉定的老屋继承分配问题，我们以同胞情谊为重已作妥善处理，你的子女均等分享了继承的权利。

我要告慰父亲，你走之后，我们悉心照顾母亲，她享年92岁高龄安祥地在我家中辞世。我们把你们安顿在上海天国墓园里，我们常来看望你们。

我要告慰父亲，我把对你们的思念之情都寄托在《祭念》的文章里了，把你和母亲一生的旧影也编辑其中，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我想要告慰父亲的实在太多太多。敬爱的父亲，你和母亲安息吧，永远保佑我们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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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6）风清景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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