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记忆深，乡村情谊重

任炳华

"大队"这个称谓，虽然过去多年，但它仍顽强地存活在今日的乡村闲谈中，它凝结了一段特殊时期的集体生活，也承载着几代人对乡村情感的记忆沉淀。

1958年9月，崞县政府根据上级精神，进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解散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全县统一组建了14个人民公社。″崞阳镇人民委员会"改称″红星人民公社"。根椐街道划分为八个生产大队，东关村为一大队；北街，文庙街村为二大队；仓街村为三大队；城西村为四大队；西街村为五大队；平定街村为六大队；南关村为七大队；小南关，南窑村为八大队。

成立生产大队后，各大队由公社统一管理，每个大队设有支部，大队委员会。这一阶段，土地不在归个人所有，而是有生产队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农民作为集体成员，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不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当时崞县政府办事机构设在平定街的泰山庙院内，″红星公社"设在城西村城西街的一所大院内。

初入社时期，公社委派高友才同志，(唐昌村人)任三大队党支部书记，59年由安保月同志(河东安家庄村人)任三大队支部书记，(按当时的话讲:前二位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赵官旺为下乡工作队，当时大队的队长和其他领导多为原高级社时的劳动骨干或村里有威望的农民组成，当时由杨存绪任大队长，邢贵书任支部副书记，付润梅任妇女队长，亢加洋任大队会计，王巨财任保管员。

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都是由高级社从农民手中收回来上缴公社，再由公社调配给各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实现了集体化，农民们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共同生产。

我队曾分到从四大队亢称心家收回来的大骡子，这匹骡子是马骡，又高又大，被饲养员喂养的膘肥体壮，它长着黑色的毛，驾辕拉套，送粪耕地，拉货运输，从不偷懒。正应如此，它被车倌王田寿护的跟眼珠子似的一一也是当时队里最值钱的财产，更是赶车汉的掌心宝。

响应国家号召，出于大搞兴建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需求。59年，全县在人民公社管理之下增设了″管理区"。

崞阳城区内的八个生产大队组合成为一个管理区，管理区书记由公社指派，区长邢贵书，管理层有各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组成。一队大会亭，三队杨存绪，四队王卯元，总会计姚存理等。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各队领导。

管理区设在崞阳城内大西街北面的一所临街大院子里。(管理区的打谷场设在大西门外对面的王家围崖上，原四大队的场面上)。

58年10月，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建水库，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当时国家正处于内扰外患一穷二白的最困难时期。为造福当地人民，县委县政府根据这里的地理条件，决定在这里建一座蓄水水库。为了增强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部署，使这项重大水利工程尽快顺利完工，县委成立了建造水库临时指挥部。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布置下，以红星公社为主，其它公社协同，委任当时担任红星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李文为临时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几千人参加到修建水库的建设中。崞阳各大队青壮年和妇女一起参加了水库修建工程。在工程量大，施工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广大干部群众，意气奋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沟河畔，上吉村外崖下掀起了一场战天斗地的大会战。

他们啃着窝窝头，喝着白开水。大家用的都是最简陋的工具一一铁锹，洋镐，镢，那时的河道中人山人海，群情激昴，豪气冲云天，他们把刨下来的土用箩筐一筐筐挑到水库大坝工地上，硬硬地在河道上筑起了几十米宽，几十米高，几百米长的坚固大坝。截住了源发与西山流入西沟崖沟至上吉村段的主要水系河道。崞阳水库的按时完工，再次表明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它标志着全县人民，特别是红星公社战胜自然，彻底改变面貌，实现水利化，电气化的新开端。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星公社的社员们再接再励，紧接着又修建了白村水库，南水库，南韩村水库。这些水库的建成，改变了崞阳镇周边村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那意气风发的青壮年现在健在的也屈指可数。当年我母亲付润梅39岁，正是壮年，担任三队妇女队长。带领村里几十个姐妹与几十个壮劳力一起投身于修建水库的行列，在工地上她们凭着一股不怕艰辛，勇于拼搏的劲儿，推车桃担与男劳力展开了劳动竞赛，起到了带动作用，我们大队的青壮年王顺西，妇女付润梅，石爱香，付水鱼，樊召召等这些老前辈们在成立高级社时期或这场修水库中表现积极，经党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五十年代崞县政府大院(泰山庙院内)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发展和便于领导，根据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忻州专员公署12月1日通知，县第三届第二次人民委员会决定，从58年12月7日崞县改为原平县。(暂住原址)，崞阳镇改称为″崞阳红星人民公社"。经过一年多的机关设施建设，1959年12月20日原平县级党政机关从崞阳镇正式迁往原平镇办公后，崞阳公社直接迁驻到崞县搬走后的旧扯一一平定街泰山庙院内办公。

随着人民公社化在全国铺开，农村公共食堂作为供给制的形式在迅速普及，超过九成的农村人口都在这些集体食堂用餐。

58年10月，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了公共集体″大食堂"，强制实行全民吃饭供给制。

按照政策规定，个人家的粮食全部上交集体食堂，各家各户一律不准起火做饭，胡同里的石碾，石磨由生产队贴上封条，不允许个人加工粮食。并动员社员把家里用的铁锅，铁勺，铜具等交售给国家″大炼钢铁"。尽管这样，大队还要派出干部，民兵等专人到社员家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还有粮食，一律没收归食堂所有，如果发现谁家烟囱冒烟，马上就去盘问搜查。

我大队食堂设在位于署首街槐树大门的院里，(这所大院原来为本村大财主姚义来的宅院，解放后归大队管辖)，食堂设有管理员一名，采购员一名，打饭员一名，炊事员若干名，负责本队社员每日三餐按时供应。每餐供用以户为单位按人数供给，每户由一人带饭具到食堂供饭″窗口"打饭，各自带回家就餐，每天定时供用的大锅饭菜，品类无可选择，不管能否吃饱，统一要求按时打饭，按时出工。也就是从这一年秋天开始，各生产队所收的粮食不再分配给社员，而是以队为单位设立仓库集中保管。

把院内的三间房间的隔墙拆除连成一间大屋，在屋里垒上大灶台，后院有一口水井，方便挑水做饭，院内放几张方桌子，摆上凳子，社员们干了一天回来，有家口的按家庭成员年龄发放的饭票，到窗口打上饭回家吃饭，没有家囗的坐院内桌子上就餐。

旧日槐树大门前那棵大槐树，58年大队在这所院里成立了大食堂，社员们就在这里吃饭。

集休食堂刚刚成立的时侯，各个社员缴上来的猪，羊，鸡等物资，粮食都比较充沛，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号召社员″放开肚子吃饱饭，甩开膀子搞生产"。生产队食堂不但能吃饱，过时过节还能吃上馒头，小米饭，猪肉白莱炖粉条，还加工豆腐，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遭遇大旱，导致粮食大减产。生产队的存粮也吃光了，由于粮食缺乏，不得不采取定量制，伙食也急聚下降，玉米面拌菜叶做成的菜团子，也填不饱肚子，再有是用大锅熬稀饭，熬出的稀饭也不变颜色，打饭时打到碗里能照见人影，喝到底也见不到几粒米。打回饭来，全家人还得谨让着下地干活的母亲先吃，母亲又让着孩子，谨让完干活的，谨让孩子，最可怜的是老年人，让到最后所剩无几，只有勒紧裤带强忍受着。

到了60年，粮食短缺更严重了，每人每月定量18斤，每天六两，未成年人每月9斤，每天3两，食堂己到无饭可做的地步了。为应对饥饿，生产队派人到地里检点茴白根，白菜根，红薯弯子，萝卜叶子，谷糠，玉米芯，刨莆根，剥树皮和各种树叶等用石碾子压碎，加上少量的玉米面做成菜团，分给社员充饥，人们咽也咽不下去，吃上排便排不下去。为了活命，春天人们挖野菜，捊榆钱钱，捋柳树叶……，到了最后，名为食堂，其实就是空架子，因为根本无粮可供了。每天只能供给一顿，其它都要社员自已解决。

全大队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在特定的环境下，社员们出于生存的本能，到了秋天，社员们在集体地里偷盗粮食成了常事，他们也总结出一套偷盗行为的经验规则，"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我记得当年流传的一些顺口溜:″看田的不偷，五谷也不收"；″十个社员九个偷，剩下一个不去偷，饿死你了又怨谁"；″保管会计在家捣鬼，社员在地里哄鬼"“道叉尺三，见窟就钻"；那时侯，家里断粮饿得荒，谁还在呼″脸面"二字，有粮就是娘；家里锅空着，看到地里庄稼香气扑鼻，最老实的汉子，晚上也要摸黑出去，偷偷搬几个玉米棒；二小队流传的顺口溜是:三礼三岁，一姜一明，(三礼一一指亢全礼，亢二礼，亢尚礼，三岁一一指亢百岁，亢增岁，亢喜瑞，一姜，指张所有，一明，指亢福明)，这些顺口溜表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生存状态的一种民间记录，反映了当时农村严重缺粮的问题。

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的吃被饿死。受到严重饥饿威协的王顺喜，生活中充满了多少无奈和心酸，经打听到他在内蒙的舅舅那里的情况比咱这好一点，为了活下去，故土难离也得离，数日之后，他含着心酸的眼泪，背起了简单的行囊，领着一家大小五口踏上了前往内蒙的避难之路。到了65年，打听到老家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王顺喜领着一家才返回了仓街村。

三年国民经济时期，全国陷入严重饥荒，农村农民生活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状态。也挫伤了他们的织极性，再加上天灾人祸的交积影响。干部承受着巨大压力，既要完成征购任务，又要让社员活下去，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帮助农民度过饥荒。61年中央正式发颁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农村工作进行大变革，一是解散大食堂；(61年10月农村大食堂解散(称为下放食堂)，二是保证土地集体经营的同时，拿出一点土地分给农民自主经营，叫自留地。三是经营核算体制改成″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规定各大队拆分成小队，土地到队，经济核算以小队为单位。除了缴足国家的，剩下的每个社员每年按国家标准分配360斤毛粮外，除生产队留下第二年春季下种籽种外，剩余的卖给国家余粮。

61年冬季，公社将以联队核算恢复为大队核算为单位。土地进行了重新划分。

我大队干部杨存绪在管理区工作期间，是公社很看重的人，在队里有一定的威望，划分土地时，在他的争取下我大队分到了离水库近，更易耕作的土地。这直接关系到队社员的口粮和生存，杨存绪的精明能干，在这关键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三队爭得了好的良田。

划分土地后的大队，根据街道划分成三个小队，署首街为一小队；县西街及上仓街内的两条H型小巷为第二小队；下仓街与上仓街相连的大街为第三小队。

61年冬季，按照国家政策，社员们按人头分到了自留地，有了自留地，社员们除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几乎把剩余的精力都投入到自留地里，生产队的大集体劳动，很难体现多劳多得。所以，很多人把精力都偷偷地投到了自家的自留地里，当年的流行语是:″集体地养精神，自留地打冲锋"。由于社员们精心照料着自家的地，不弄种什么作物，往往都比集体地里长的好，自留地不受政府计划约束，想种什么种什么，有些社员还在自留地前面划出一个块地来，种点豆角，山药，葫芦，萝卜等蔬菜，解决一家人的吃菜问题。

那个年代，社员们一起出工，收工，收工后到自己种的自留地锄锄草，追追肥，摘点豆角葫芦，供一家人吃，稍得从地边前找些喂猪草，用来喂猪。

四十年代时期，仓街村来了两个泥瓦工，一个叫郑海(郑水红)，一个叫郑德(郑向红)，他俩是兄弟，河北人。青年时期，他俩为了养家糊口，从河北一路闯荡，来到崞县打拼，经过几年的打拼，成了崞县城周边很有名气的泥瓦工师傅，他俩站住脚后，落户于仓街村。哥哥郑水红从事砖雕技能，靠精湛的砖雕技术行走在乡间，一块齐整的砖头经他手就会变成一幅精美的图案，崞县周边当时修建的影壁，门楼，牌坊，土地堂等，那些华美砖雕，精细的图案，大多出自他手，一个完美的建筑，就是他心中的世界。

兄弟郑向红，无论是识图设计，还是垒砖砌墙，细节把控堪称卓越。在乡村房屋修建中，他耐心讲解，精心施工，发挥创意，就地取材，帮助成千上万的农户告别了漏雨进风的土坯房，住上了安全敞亮的新房。凭着一身好手艺，在崞县周边村行艺几十年来，赢得到了四村八乡的美谈。

在58年大建水利，集体办食堂期间，崞县县委县政府为了解决全县大型集会活动场所短缺问题，决定在平定街建造一座大礼堂。那年代，县里没有专业的工程队，经公社推荐，县委通过考查，提出以郑德为主从三大队组建一支建筑队，参加建造大礼堂的建造工程。在支部书记安保月支持下，由郑向红领队，组建了一支由30多名青壮年组成的建筑工程队，参与了这项重大工程建设，这是他第一次组团施工建设，郑师傅按照建筑工程的标准，严把质量关，在做好本职的同时注意培养后人，他大胆使用年轻人，把自己平生所学都毫不保留地对门徒们言传身教。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人们为了养家糊口，青壮年们都想学门泥瓦工技术。在他的安排下，樊卯科，张怀龙，邢天才，刘官文，周恩，张楞虎，王恩寿，王天官，王润英，等拿起了瓦刀，加入到了泥瓦工大军的行列，他们描准机会，从手握砖刀的学徒起步，放线，打泥，放砖……，配合各工种穿插作业，工程按计划推进，历经数月，按期完成了工程任务，既缎炼了队伍，又学到了技术，礼堂落成后，全县干部群众有了集会的礼堂。大礼堂也成了我们崞阳镇的文化中心。

在他的引领下，这些泥瓦工们凭借数十年的坚守与努力奋进，成为了乡镇有名的″泥瓦工"师傅，在建设主义美丽家园建设中，这些师傅们又陆续带出了一批批泥瓦工。成为了振兴三队的领头雁。至此，三队在崞阳镇周边成了远近闻名的泥瓦工村。在六七十年代，三队社员在本村建房，不用到外村请泥瓦工，只要听到你家盖房，垒墙，都少不了这些师傅的身影，只听东家安派分工罢了。这些工匠们在三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少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前进，高科技的发展。过去的砖瓦材料房被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矿架房取代。但仓街村人民永远难忘郑海，郑德两位恩师曾经给仓街村培养泥瓦匠改变家乡面貌的传奇故事和精神。将永截仓街村的史册。

李贵文，天晃村人，他继父李三寿是大乐沟村有名的泥瓦匠，他青年时跟随继父学成泥瓦工，与我村肉肉结婚后，随女方下户到三队，他是我们队唯一子承父业的泥瓦工。他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经常帮村里人做修房建屋的工程，六十年代中期或七四，五年期间曾任第一小队生产队长。

六十年代初，有着一身泥瓦匠好手艺的郑德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德离任后由邢贵书接任大队支部书记。

为适应大跃进运动，大量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大队成立了″幼儿园"，园址设在下仓街一个二虎头街门高台阶的小院子里，(后为苏田大爷住宅)，队里把七岁以内的学龄前儿童集中在一起看管，中午管饭，晚上收工后各家领回，在院内安装了儿童活动滑梯，秋千等简易设施。

幼儿园里设有锅灶。老师孩子们在幼儿园一起吃饭，每个小孩发一只矮凳，一个碗，一只匙，午餐常见是窝头，青菜汤，玉米面糊糊，由村里有文化的妇女刘淑英担任老师，能干的张心亮妻子担任生活老师，她俩既当老师又做饭。给孩子们讲故事，唱《社会主义好》《小兔乖乖》等歌曲。带着孩子们玩递手娟，扔沙包，老鹰抓小鸡等游戏。记得小时侯，刘老师带领我们，穿着写有″仓街幼儿园"的统一服装，排着队到村里的军属家清扫院子……。

农村幼儿园的创办，反映了当时对妇女的解放，有效地减轻了妇女抚幼负担，从而使母亲走向田间，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也意味着育儿任务的社会化。突破了传统的育儿模式，使他们能够参于集体生活，体验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感，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忆。

旧日的″仓街小学"建在位于上仓街西南角城墙下原财主王虎踞家的四合头大院内，房后学校的操场是队里的场面(晒谷场)。学校缺乏体育器材，课间时间，学生就地取材，跳绳，踢毽子，滚铁环等活动。院内的三间连通南房，紧挨正房下的三间西房为学校教室，紧挨南房的二间西房为老师们的休息室。当年，亢班头老师，王文莲老师在校担任班主任，招有三队，四队的小学学生。记的62年春季的一天，那时我刚满七岁，我二哥还在代州师范学校念书，回来后带我去学校玩，王文莲老师见他进来，打招呼后让他教学生们唱歌，记得二哥教的歌词是:蒋介石在台湾，望呀们望今天，怪，怪，咕怪，咕怪，没有办法。62年底仓街小学迁到了西街。

农业生产大队，它是国家为实体化需求建立起来以公社一一大队一一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体制。大队支部书记邢贵书，大队长杨存绪，会计亢加洋，民兵连长亢全礼等干部，凭借工分制津贴和集体分配权成为大队的实际管理者。

大队上承公社指令，下管小队生产，它是计划经济年代农村运转的核心环节。它不仅组织农业生产劳动，调配生产资料，担负着队里每个社员的粮食分配，还掌握着对外排遣支援国防建设的务工人员，招工，参军等关键社会资源的推荐权，成立大队后公社发放招工纸标，被大队推荐参加工作的人员有:郭登科，(忻州汽车运输公司)，苏宝林(轩岗煤矿)，杨玉玉，(原平邮电局)，苏香贵，(轩岗煤矿)，杨福明(轩岗煤矿)，杨万明(轩岗煤矿)，张所田(原平邮电局)，王小肉(轩岗煤矿)，郭海成(石豹沟煤矿)，张记宪(崞阳中水库)，梁兰所(大同煤矿)，杨培田(大营供销社)，明粉粉(崞阳造纸厂)，李龙(原平鼓风机厂)，亢福寿(灵石石膏厂)，王贵廷(忻州建筑公司)，王长官，王全瑞(轩岗煤矿)，周官官(石豹沟煤矿)，王玉田(大同掏金湾煤矿)，王眉龙(阳泉四矿)，刘富有(太原)，王成生(忻州师范)杨增录(石豹沟煤矿)，姚秀田(太原西山煤矿)等。相应征国家号召参军入伍的有:亢全礼，亢尚礼，李三玄，苏香金，杨文德，刘明礼，张润年，李三三，樊月寿，王所龙等。

大队为了搞点富业，增加收入。63年在紧挨大队场面西南角原王虎踞的院子里，(王虎踞土改时定为地主，国家没收后做了"仓街小学"的校址)，62年年底仓街小学迁到了西街村，大队在这所宅院里办起了″粉坊"和养猪场。粉条卖钱，漏粉下来的渣滓喂猪，还能攒粪。

亢恩，是个粉匠，住在下仓街临街的一所院子里。年轻时家里开过粉坊，学了一手做粉条的好手艺，他做出来的粉条筋道，耐煮，在崞县城周围这片地界上开粉房的遇到难题都离不开他的指导，这种靠手艺吃饭的底气让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活的比谁都傲气。

队里开粉坊，当然是亢恩的粉匠了，大队干部刘官武分管粉坊兼任会计，各小队抽一人，亢恩为大师，张林官，贺天寿，任保全为徒弟，在亢恩的领料下，大队的粉坊很快开起来了。

我儿时经常去粉坊玩，粉坊设在院内的三间南房里，门对着院中一口水井，用水很方便。屋内门左边靠搞墙摆放着七八口大缸，靠右手房中间垒着一个大灶台，灶台上架着一口约直径两米的大铁锅，门右边挨窗户下是水泥抹的长型池子，池子上并排架着小木杆上挂着粉条。门对面后墙上开一个门，直通猪圈。开门就可喂猪。

看到过几次漏粉，当一大锅水烧开后，只见林官哥一手执着盛满粉团的漏瓢，一手握成拳头在瓢沿上有节奏的往下捶，再瞧，那粗细均匀的粉条就从漏瓢里的眼中源源不断地流入滚沸的锅里(经开水煮沸定型)。

此时的粉坊里一派繁忙，保全叔就烧火就协助天寿哥挑粉捞粉，架条上竿，大家忙个不停……。留给我最难忘的记忆是:趁着他们不注意。走出院时，偷偷把杆子上晾的粉条捏上一截吃。

写到这，又让我想起小时侯母亲给我们做的那酸酸的粉浆饭了，过去的人，日子不宽裕，粮食也紧缺，经常看到村里人端着盆，提着桶去粉坊要粉浆水。而且不管谁要，都不花钱的。有时候母亲也会去粉房要回给我们喝。只见母亲提只小桶要去，回来后静置半天，上层会沉淀片一些清水，倒掉清水后，把粉浆倒入锅中，加进去泡好的黄豆和小米，将米煮烂煮透的时侯，下少须的面，再把切好的香椿用烧开的油炝进锅里头，这时侯米香油香混在一起，满屋子飘着浓浓的酸香味，诱惑着我们的胃，喝完粉浆饭的那股酸味让人回味久长。

现在的年轻人大慨都不清楚，粉浆是啥？粉浆是磨好的浆水经细布过滤后，渣质留在上面可以喂猪，其余的留在大瓮中沉淀，沉淀在底层的精粉部分被挖了出去，摊开晾干，就是粉面。而上面的那些浆水舀出来就是生的粉浆。如今，现代化工厂取代了粉房，粉房也成了人们记忆中的东西。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人们食用的面粉都是靠石磨加工成的。儿时的记忆里，我们村算起来有十几盘碾磨，李眉玄家院子里的西南角安有一盘石磨，姚存礼家后院西城墙下西北角安有一盘石碾，我家的西磨房安有一盘石磨，张巨保家的南磨房安有一盘石碾，铁旦老人院内安有一盘石碾，杨存绪家安一盘石磨，俗话说:″碾磨家家用，喝水不用问"。一盘磨供多家使用，而石磨因使用的时间长了，原有的棱槽磨平光秃，工作起来效率低，磨出来的面粉粗，需要石匠重新凿磨齿。每年到了冬天，有需要凿磨的人家，都会去排号请錾石磨的匠人，一个村里的石磨都錾完后，再转战到另一个村，整个冬天，錾石磨的匠人都会在叮当声中度过。

赵二小，同川人，大高个儿，瘦瘦的身子，背有点驼，他是石匠，肩上挎着褡裢，里面装着锤錾，跑村串户为村里有碾磨的人家凿磨，他不光技术好，力气也大，一扇磨盘上百斤重，一个人搬上来，放回去，没有一身力气是干不了这么重的活的。

这是一个直接关乎的民生的行业，队里念他手艺好，为了村里人銴磨方便，落户到仓街村的。

记得有一年秋上，母亲请他来我家凿磨，錾完磨给他工钱时，推来推去的，因为是一个队的，处的也不错，只吃了几顿饭，象征性得收了点酬金。那个年代，錾石磨匠人也不容易，他为仓街人磨面提供了很大方便，仓街人很尊重他。

六十年代中期后，村里陆续送上电，村里安上了电磨，农家院里风光了几千年的石碾，石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下，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至此，石磨的嗡嗡声再也听不到了，件件往事，都成了心中抹不掉的记忆。这种錾磨的行业也成了人们永远的记忆。

64年9月初，山西省委将原平县列为四清试点县，9月15日山西省委组成″定襄社教工作团原平总分团"，正式进驻原平县。″四清"运动开始，进驻三队的工作队随即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对时任三大队支部书记邢贵书列为首要清查对象。当时农村的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在审查中有人揭发，在食堂管理时期，他多拿过食堂的窝头等。工作队强迫他交待贪污罪行，本来没有贪污，也说不出什么，工作队就诬陷他态度不端正，抵抗运动，在整训大会点名，被定为贪污蜕化变质分子，″四不清"干部，送公社学习班学习，队里大小会作检讨，不交代清楚贪污问题，难过此关，被揪来揪去，受尽了精神屈辱，对他来说:对未来不再抱有信心与幻想，因不堪凌辱，某天夜间跳井自杀。据说他选择走时，井旁边抽下了一大堆烟头，在他走后的二天，工作队抽回县里，"四清"运动结束。

这起案例反映出″四清"运动在执行中严重偏离政策初衷，对基层干部造成了深重伤害，邢贵书的遭遇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干部命运的缩影。

那时的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土地贫瘠，水利设施不完善，高梁是抗旱作物，人们地里养种的都是高梁，品种又不好，品种有:黄茭，八一青，西藏茭，九头鸟，每株苗的主行距稀拉稀拉的，人走里去也碰不到身子，全靠老天吃饭，产量低，据当时政府公布的数椐，小麦亩产只能打135斤左右，玉米和高梁150斤左右，亩产达到300斤是当时最好的收成了。

64年姚保绪被推选为三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经历了艰辛困苦年代那种苦难生活，深深懂得"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源"的道理。上任后，为改变村里基础设施差的状况，在队集体经济薄弱的情况下，决心带领全队社员彻底改变三队的面貌。

正值64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各地在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的口号中到处兴建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工程，而一波平坟运动也随之兴起。

当时王家围，西沟崖这些主要耕地里己是满地坟墓，墓碑，有些坟墓己有几百年历史了，几代人过后又无人管理。地里有好多三四米高的石砌墓栏大包，坟墓周围，荒草蔓延，占用许多耕地不说，直接影响耕种，灌溉，耕地″缩水"效益″打折"，一直成为村民们的心病。在那个不信神鬼，破除迷信的年代里，我大队按照公社的通知，村里所有的丧葬者一律不准埋在大队集体耕地里，(73年大队把城积河干圪梁上的冯家脑上规划为集体坟地，村上的人死后，一律埋于集体坟)。，

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大队从三个小队抽调了一部分青壮年劳力，组成了二个拆葬小组，由大队长杨存绪，乔二旦领队，他们肩扛钢钎，铁锹，洋镐，大锤等工具，把葬上的土包铲开，再折土层下用石块砌筑的墓室，他们用钢钎撬也撬不开，用大锤砸也砸不开，原来古人在建葬时，为了防盗墓，用糯米汤混合石灰浇筑了一层金钢墙，这东西硬度比水泥也硬，这些人轮流用大锤砸上去，只能砸个白点。最后挖下去找到墓门，用同样方法墓室门也打不开。

最后还是找到拆过葬的师傅请教后，才得知原来在建葬室时，墓门上面做了个机关，门关上的时侯，那个大石蛋就会滚下来，死死顶住门扇，外边再大的劲也推不开。经指点，把掩埋在石门下的土层刨开，石门下有块条石，把石条前的土取走，用撬棍把石门下的长条石移出，石条石移走后上面的石蛋就会掉下来，过一阵工夫，门就自然下来了。原来是取走门下的条石后，顶门石蛋掉下来后就不起作用了，石门重量下沉，石门表层夹缝中的石灰全部崩掉，门就掉下来了。(门掉下来后，通过一阵观察，内外空气流通后，几个胆大的先进去打开棺盖，看看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然后将棺材及葬的人一并清理出去，听他们讲:也没有见过什么值钱的陪葬品，只是些纤制的酒壶，焟台座等)，他们把墓室里的拆下来的石块，一块块背出去，用于修建水利工程。通过了平坟灭葬，腾出了大量的复耕土地。这一场重换生机的″土地革命"，书写着′″凉田变良田"的国策实践。

65年，结合本队实际，姚保绪书记在支部大会上大胆地提出，可利用崞阳水库，南韩村水库的水，将西沟崖，王家围，石片上，27亩地，瓜苍等几百亩薄田变丰产田，初步设想修建两条引水大渠。

听老一代人讲述:当年冬修水利工程极为艰苦，他们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迎着寒风开始一天的劳作，工地上，忙碌不停的人群，抬石头，挑渠筑土，用的是厥头，铁锹，萝头扁担等传统简陋工貝，主要靠人担车推的原始作业，有时为了赶进度，中年时分，只能匆匆在工地搬口干粮，喝口稀饭，便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直至天黑，就苦与累而言，要超过任何庄稼活，没有健壮的体格，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坚持不下来的。

他们以战天斗地的精神，经过二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终于修通了从韩村大渠经27亩地，石片上，瓜苍至西沟崖路边地头大约几十个拦水夹口及大约长二公里的渠道；修建了从崞阳水库通往王家围地头大约长达一公里多的防渗渠道。

65年春季，那时侯我刚上三年级，村里栽上了电线杆，拉起了电线，家家户户安装了电灯，大队为解决社员磨面难的问题，花大价钱引进了两台二手电磨，电磨的安装，一来解决了社员磨面难的问题，二来对外加工增加集体收入。

磨坊设在县西街通往下仓街小寺庙丁字路口西南角的迎街大院里。这所院落在日军侵华期间曾做过日军的卫生院。58年成立大队后，做过二小队的饲养处，65年大队做了磨房。

从座南朝北的大门进去，院内的三间正房为磨坊，磨房的后墙上开有一个小窗，朝着大街，我去″城关完小"上下学从这条街经过时，房内传出电磨的轰鸣声，每当夕阳西下，缕缕的光影中，面粉微尘在空中飘舞，然后附着飘落在磨房的屋顶及墙面街道边沿上。

记得秋后队里分了粮食，磨面前，提前到磨坊找亢全礼打探一下，问他大约什么时间能磨？因为他管理磨坊工作，(社员们戏称全礼为磨官)问好后，母亲将新鲜的高梁用温水淘糙宿水后，晾到竹条编的萝筐里，摊开晒到轻轻一咬"嘎蹦"一声就收起来了。那时侯来磨面的人除了本大队的社员外，方圆十几公里以外村庄的村民们也来磨面，需要提前预约排队登记，并把挨着你前面排队的两家人名记好，防止插队，轮到我家时，母亲叫上姐姐，我根着也去了，当前面一家磨完后，负责管理磨房的全礼，协助母亲将口袋里装的高梁倒入上大下小的铁料斗里，开启电匣。电磨的轰鸣声随即响起，高梁从料斗底部一条狭窄的缝隙之间下落，通过电机驱动的皮带轮施加压力进行碾磨，经过箩筛的筛选，面粉与皮得以分离，姐姐站在下方的箩筛出口处，用专用的铁桶接住漏下来的碎高梁粒，当流满桶后，姐姐再递给高台上的母亲倒回漏斗，经过反复的不断操作，随着面粉逐渐变红，直至只剩下一点碎红皮，面粉就算磨好了，关机清扫完机器里的面粉，装入口袋。

紧挨磨坊的二间西房为磅房，几年后，紧挨磅房南面两间西房内分别安装了万能机，剝谷机。磨房:亢全礼，王天官，王顺田，七十年代的磨面员分别是:王顺田，安英英，郑荷英，她们默默接受着队里的安排，肩负着照看电磨的重任。她们深知磨面人的不易和艰辛，每当人们来磨面时，她们的热情好客感受到每一个磨面人。

她们的工作并不轻松，不但每时每刻留意着机器的转动，还要负责换斗填斗，几乎没有歇息的时刻，剝一袋谷子需要十几分钟，她们就站在那儿周而复始的工作，直至一家磨完，又接着一家，碰上忙时，从早到晚也顾不上吃一顿饭，一弄一身面，站在机器旁，老式电磨那种巨大的声音不停的响，震的耳朵都受不了，辛苦可想而知。她们所承担的责任与邻里情深却永远留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她们在磨房间穿梭的勤劳，以及乡亲们带着粮食来的欢声笑语，都仿佛昨日重现，那简朴的磨房不仅解决社员的磨面问题，更承载了乡邻间深情厚谊。

大队部，原来是本村地主老财赵晋武的宅院，土改后被政府没收，63年开始一直由大队占用。豪宅建在下仓街与上仓街相接的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坐南朝北的街门开在宅院的东南角上。寓意着紫气东来。从门前的条石台阶踏上去，走近幽深的门洞。跨过高高的门槛，正对面是砖砌影壁。它既可挡院内的杂物，又可让外来人看不到院内的情况，从影壁前与南房前的拐角处进去是四合头大院，青砖铺院。与大门相连的是三间连通南房与东房是大队保管室。院子的东西两侧是对称的五间瓦房，南侧的三间西房是大队部办公室，简称(大队部，会计室)，也是队干部开会的会议室。从中间门进去，靠北一间是套间，是会计存放历年来物资分配的旧帐本，社员档案管理及为农村赤脚医生临时存放的药物库等等。两间连通屋里挨窗户的南墙边并排摆放着两个文件柜，柜子上放着马灯，看来是经常停电用的。靠窗前并排横放着二个拼在一起的办公桌，桌子与文件柜中间放两把木式椅子，是会计姚存理，出纳张金鱼的办公坐椅。简陋的办公桌上靠窗台处中间放着一台扩音机和一个话筒，是召集社员出工，开会，办理一切事务的语音通知工具。桌子中间放着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是专设接听公社指令用的，放着的算盘是会计离不开的常用工具。挨着套间门与西墙边拐角靠墙摆放着一排木凳，是专为社员们来大队办事及队干部开会时坐的座位。从院内西房与南房的夹角处进去是厕所；与大队办公室隔墙的两间连通西屋，从房门进去，右面是条大土坑，上面铺着席子，土坑前靠后墙盘有砖砌大锅台，锅台上安有口径大约八十厘我的九烧大铁锅，上面盖着锅盖，又能烧饭又能温暖后面的大坑。曾做过三小队的饲养处。院南面搭建的一排横缘顺檩的房屋是原来做饲养处时做马棚用的，后来在靠西大门边和东北角夹处两侧的马棚前垒了墙，安上门，做了放小型农具与化肥的库房。

67年4月大队改为革委会，由姚保绪任支部书记，樊田田任支部副书记。刘官武任革委主任，亢肉任民兵连长，杨肉旦任团支部书记，王毛肉任第一生产小队队长，王顺喜任第二生产小队队长，亢福才任第三生产小队队长，刘官文任治保主任，郑翻身任贫协会主任。

69年大队将三个小队合并为二个作业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大队室的夜晚，经常灯火通明，白天劳作了一天的队干部，晚上还得来大队碰头，明天该做什么营生，研究怎么科学种田，讨论明年的种植计划……等等，常常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争吵到深夜一二点才散伙。

崞阳中水库，南韩村水库的水是由公社电灌站管理，只能轮流服务与水库周边村庄耕地的灌溉用水，按照轮流，只能够解决王家围，27亩地，石片上，瓜苍等地的灌溉，很难满足西沟崖几百亩耕地的灌溉。

我大队大部分耕地都集中在西沟崖，为了摆脱祖祖辈辈缺水的窘境，1967年春天，老支书姚保绪又大胆提出:借用崞阳水库的有利条件，在西沟崖上兴建一座十几米高的砌石大坝和架一座总长一千多米长的高空槽渠，及长达几百米提水站渠配套工程，灌溉西沟崖的几百亩良田。

在经支委，队委会研究讨论中，意见分岐很大，有的认为，不仅工程量浩大，而且施工难度大，搞不好会劳命伤财，但在姚保绪的据理力争下，取得了大家的同意。方案通过后上报了公社党政审批机关，公社经研究考察后批准了这套方案，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紧接着大队从三个生产小队中选出青壮年劳力，砌石坝，垫土方，发扬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精神，奋战在西沟崖这片土地的建设中，当时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最先进的工具是滑轮，道链，社员们用滑轮将铁槽一节一节吊到高高的度槽上。然后进行焊接，如此简陋的工具却创造出如此奇迹般的伟大工程，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伙冒严寒顶烈阳，挥钎弄镐，刨土垫沟，引水架渠，硬是从西沟崖下C沟中整出一块平地，建起了三间人字架房，安装了门窗，垒了隔墙，内屋一间垒了土坑，砌上灶台，外屋二间安装了水泵，配电柜，等配套设施，架上线，安装了变压器，建成了扬水站，并常年派专人看管。

利用一年多时间，依靠公社的扶持，我们看到一座宏伟壮观的度槽干渠腾空而起，直接将水库的水源输送到西沟崖几百亩良田受益。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差的现状，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这项工程还引发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设施现状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农业生产首先离不开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三大队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中间少不了一个时代的产物乡村扬水站的功劳。

随着时代的前进，昔日的渡槽渠道不适应新的需求和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队里进行了拆除，消失。

这座扬水站承载着每个经历过这段历史人的乡村记忆。回顾这些工程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意义，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对这些工程产生了无尽的怀念和珍惜之情。事实上，这些工程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寄托着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无限感怀。让后代了解和铭记前辈们曾经的奋斗与付出。

七一年大队成立了水利专业队，老队长杨存绪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再干生产队大队长有点力不从心了。大队领导知人善用，让老队长继续发挥余热，做水利指导工作。任杨存绪为水利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由原来明渠灌溉改为地下涵管，在西沟崖规划好的地里划线开渠，把一节一节铸铁涵管相接，在杨存绪的指导下，我和姚安仁爬在涵管接囗处，用拌湿的水泥细心地将每一节的缝隙填扎实，试水后将管道埋好。这些管道像自来水管道一样，承受压力大，出水量大，在二号地路边砌了一条高一米五左右坝渠。将抽出来的水，通过这条渠道输送到各块地里，满足了西沟崖所有耕田的用水。

为了保证大旱之年能得到更充分的水源，第二年又选择在二级站前的北弯处前的崖下开采出一片空地，又建起一座水泵房，接通了线，安装了配套设施，直接将水泵吸管安放到水库最深的水源处。这样形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田，也为以后农业生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几年来，他们用遇公移山的精神，人担，车推，取高垫低，把原来高低不平的耕地改造成了规划平展，整齐划一畦田，结合实际，在西沟崖的地里埋上了更瘾蔽，更节省空间的地下引水管道；现代化的水利工程代替了昔日的渡槽渠道。龙王滩打了深井，西沟河滩治理盐碱地，利用南韩村水库的水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统对农田建设的基本设施。通过平整土地，使雨水能够均匀分布地渗入地中，减少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灾和涝灾，三大队百分之七八十的耕地变成了水浇地。

这期间，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大队团支部组建了聚乐部文化室，文化室设在壹路洞东北角署首街巷口处张小保院内的南房里，这三间南房土改后归大队所有，为了方便进出，从迎街后墙上拆开了一个口开了门，成立聚乐部后，这里成了青年人的娱乐活动室。

队员由本村爱好文艺的年轻人组成，当时任团支部书记的杨开录是聚乐部的负责人，谱曲王拉锁，编词王拉锁，他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抽业余时间排练。他们下地能干活，上台能演戏。他们自编自演，有快板，三句半，二人台，表演唱等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他们表演节目都带有本地方言，他们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因为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场简单的表演，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春节前，有团支部书记杨开录，民兵连长亢肉领队，慰问军属活动，大家喜气洋洋，一路锣鼓喧天，吸引村民们沿途喝彩，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祥和喜庆中，按照既定的名单逐户登门，刘献文，李润义，付润梅等家的院子里，扭洋歌，表快板，对主人表示新春的慰问与祝福，递上政府发的慰问信，传递拥军优属的温情，主人棒出早已备好的糖果分给每位队员及前来围观的邻居乡亲。

最后聚集到人多的壹路洞地方，兴高采烈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家自动围成一个大圈，队员尽情的表演，蠃得了观看者的掌声喝采声，这时张林官出场了，只见他梳个告天脖九，眼上画两个圆圈，手拿小锣，就敲就指划说:一寸干草扎三刀，保证畜口能吃饱，三天不喂也满身膘……。逗的人们乐哈哈时，他就饶场转圈就说:″开始咱聚乐部真困难，请你们给咱捐点钱，有多少，捐多少，三分二分不缣少"。说完，把小锣一返，端着小锣儿转圈要钱，这时，场外有五分的，有一毛的，有二毛的，给小锣里放……。

正值正月十五期间，大队聚乐部的宣传队在大礼堂举办演出，十里八乡街上看红火的村民们也闻讯来到大礼堂观看演出，那时侯，我还是个刚满十二，三岁的小屁孩，模糊的印象里，礼堂里坐无虚席，走道上人头攒动，费了好大劲才挤了进去，站在台下一侧观看，当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在舞台上表演，使我兴奋不已，拉锁哥自编反映我大队平田整地事迹的单囗快板书，平田整地战寒冬，顺田哥和天寿哥一问一答的对口唱，顺田哥的口琴独奏，拉锁哥和刘礼兰的逛新城，爬鱼引领的舞稻；还有逗人的三句半，我还七断八圪截的还记下几句台词，"崞阳三大队，改天又换地，人担平车推，推走了二个围"，社员立下愚公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修渠是二条，旱年保丰产，他们用真实的情感歌颂着三队干群在治理山河中那些真实动人的故事。场上队员们热情饱满，一丝不苟的精湛演技搏得了观众们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王拉锁，中师毕业后分到青海教书，由于在工作中发表过对社会不当的言论，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回乡接受改造。

他酷爱文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他演什么，像什么，说出话来风趣幽默，无论他演什么角色，都能把人逗笑，在队里边干活边说笑话，逗的大姑娘，小媳妇笑的前仰后合，他在哪干活把笑声带到哪，吸引得乡亲们都停下手来听他说，给乡亲们带来无穷欢乐，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喜乐哥"。

1968年，原平县剧团曾派遣一名李科长带队来到崞阳公社三大队蹲点，这段经历生动体现了当时文代领域深入基层，体现社员生活的实践。

这一时期，原平县剧团文艺宣传也承担着下基层的任务，剧团人员分散地住在社员家的空房子里，和农民打成一片，与社员一起出工，有时由大队集体安排伙食，有时分散到社员家中吃派饭，使得剧团的人员能深刻了解社员们的生活状况。

记得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坑上坐着地下站着围满了人，其中还有三四个穿军装的解放军，(这期间，由1576部队指挥连副连长田丰国带连队来三大队支左，与社员们在一起忆苦思甜，写到这不由得又想我参军后到部队的一些事，说来也巧，我1977年应征入伍后，分到了繁峙部队，我分到连队指导员正是在我大队支左时的那位田付连长，他与我攀起了老乡关系，在部队得到了他的照顾)见我母亲从锅里给她们拿出了已准备好的用谷糠做的糠团，二个人分一个，当时一些队员吃不下去，刚咬了一口就扔掉了，据说:事后村支书姚保绪在队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上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有些人不要忘记过去艰苦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生活，不要浪费每一粒用汗水换来的粮食。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干部李科长带队与社员们同吃同劳动，正是践行了″深入农村生活，联系群众"精神的体现。这种实践让干部能更直观农业生产与社员需求，从而更好地指导工作或进行文艺创作。

通过体验，把贫下中农出身的王顺喜与妻子石爱香在当队长期间不怕苦，不怕累，带领大家大干快上，热火朝天场面的感人事迹编写成小剧……。

说起顺喜叔，他和我住在一条巷子里，他父母不生育，他是她母亲抱养回来的孩子，为了表达对新生命带来的喜悦，对孩子的祝福与接纳，也寓意着对抚养家庭未来的生活美满，人丁兴旺的期盼，给他起名顺喜。

顺喜叔从小没念过书，他个子不高，年轻时圆圆的脸蛋，红润润的面颊，粗壮的两条腿，特别有力的两条胳膊，显得挺壮实。

顺喜叔家穷，从小就锻练了他操持农事的能力，他勤奋耐劳，抬柴拾粪，锄草建苗，干地里农活，样样都行，是农业地里的一把好手。

顺喜叔从六十年代中期就一直担任二小队队长。他性格直率，老实憨厚，心地善良，社员们都很尊重他，称他为王掌柜。

石爱香，穷苦人家出生的子女，她的生母生下她后，因当时正遇战乱年代，没办法养活她，只好把她送人抚养，她的养父母家住仓街村，受旧传统影响，她的养父母把她要回，当童养媳抚养，长大后又当女儿又当她哥的媳妇，亲上加亲，父母把他从小抚养大后，她哥当兵在外地另找了媳妇。

那时的顺喜叔20多岁，是个帅气的小伙，由于家穷，还是个单身，解放后政府大力宣传婚姻自由，自由恋爱，石爱香看上了他，主动找到他，经相谈俩人情投意合，她们婚后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是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夫妻。

爱香姨姨长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晴，饱满而红润的脸颊，给人一种坚毅而果断的感觉，丰满而健壮的身材，展示着她的体力和毅力，她的手掌粗糙而有茧，是她辛勤劳作的见证。她操持家务，家活农活样样领先，干起活来男人们也比不过她，著称三大队的铁娘子，六十年代中期至七三年，任三大队妇联主任，二小队妇女队长。带领妇女样样工作走在前，是实实在在的实干家。

生产队的队长在那个年代是队里的核心人物，每到晚上，顺喜叔便开始为第二天的农活做祥细计划，甚至会提前走遍生产队里的每一个角落，检查每块耕地的情况。每天吃过早饭，顺喜叔按照实际情况，便早早沿街窜巷喊上了，″出地了"！碰上特殊做的营生，并特意安排谁谁带上什么工具，声音宏亮，风雪无阻，然后站在村口，督促出工的人员，对于个别一惯奸懒行动慢的，训斥一顿，告他以后早点，对于这些嘴尖毛长的人真没办法，农村这点事，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很难。那时候的干部，都是"领头羊"干活多，责任一萝筐。

他为了集体的利益，出工在前，收工在后，一天的劳作便有序中展开了，平田整地，修渠打堰……。他清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些奸懒的人经常背地里讲:搭了顺喜的班，″小腿压成弯，头发锈成毡"。他面对随时随地出现的困难没有消极颓废，总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从不会怨无尤人。

寒天腊月，他带领壮劳力打开城积河挨岸边的冰，从河里捞河泥，脚踏在冰冷的冰上，手指冻得没了知觉，托捞出来的河泥一锹锹扔在河岸上，在他的带动下，一个个站在冰冷的冰上干着，等到第二天，把前一天被挖出撂在河岸上凝固成一块块的河泥，用镐刨起，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和妇女们，用萝头装起，一担担担往地里，脚走在冻硬的土路上咯吱咯吱响……。

那里最艰苦，那里就有他的身影。尤其到了秋收抢收，白天收回来，晚上还得跑到场面上搞突击，时间紧，任务重，通宵达旦是常态，还得安排男女劳力分成上下半夜二班倒，半夜时分轮到下半夜到场面加班的社员。还得挨门逐户去叫，一次次在田间奔波劳碌，一夜夜在场面通宵熬夜。

当年30多岁的石爱香，长的丰满壮实，面部饱满，一看就是农村样样都能干的好手。

每年到了抢收时节，为了完成抢收任务，队里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麦田里劳作，男女老少齐上阵。71年，我从城关完小毕业回到队上，参加了抢收麦子。到地头后，队长按人头分拢，男女劳力每人五拢，我夹在中间，只分三拢。″酷署时节，骄阳似火"，社员们左手抓着麦穗下方麦杆处，右手紧握镰刀，拦腰一划，抓住几根，就舜间割断几根，割下的麦子一束束整齐地放在身后打结下的腰子上，热浪滚滚的农田里，我们埋头弯腰向前割着，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汗水不停地往下淌，割起的麦穗时不时打在脸上，脖子上，如针灼，火辣辣得疼，再一看我落在了最后，社员们一个个弯着腰在一望无边的麦田里紧张忙碌的向前割着，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向性格泼辣，干活拚力的妇女队长石爱香，只见她左手臂上带着个卷长袖，精神抖擞，手拿磨的光亮闪闪的镰刀，弯着腰喳喳喳在前面割着，紧跟着她的是身穿蓝衣的是丁香婶子，在她们的带动下，一场你追我赶的抢收工作在进行着，那些不服输的壮劳力们拚命地追着，也被她们甩得远远的，充分显示出妇女半边天的优势，谁说女子不如男。抢收结束后，大队开会进行表彰，夸″丁香，爱香好社员"。

劳作一年，最忘还是秋天，每年到了秋风时节，被割倒的庄稼，大车小车，驴驮肩扛，不停地都运到打谷场上，收回来的谷子，糜子，高梁，玉米，黄豆，黑豆，绿豆，红小豆等都堆集在场面上，一个挨一个地堆在那里，又怕阴天下雨，发热生芽，又怕引发火灾，使到口的粮食受到损失。此时，妇女队长又返到到场面上，配合负责场面的负责人，保管，会计做好颗粒归仓的工作。

经场面负责人，妇女队长挑选责任心强，多年参与场面工作有经验的:付润梅，黄先先，丁香，杨顺鱼，付水鱼，闹世审子等这些老手都上场了，场面上人头攒动，脚步匆匆，拉庄户的大小车辆把各种不同的庄稼拉入场内，场子中间一根大电杆上挂一个大打泡，到了夜间把场面上各处照的清清楚楚，各种各样辛苦劳作形成了交响曲，有需要分拣晾晒的，有毛驴拉着大石滚不停地转圈在豆弯上碾压，后面不时的有人用木叉将豆禾翻面抄动，使豆弯上的豆子完全脱离……，

那时侯，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机械化程度滞后，高梁等去穗后，女人们武装起来了，一个个头上捂着各色头巾，每个人扛着一把落哥，迈着豪迈的步子上场了，场上每一种需要拿落哥打的农业物都是这群捂着头巾人的高生活，她们像一个个战士，整齐排着队，又像一个个舞者，奋力挥舞着落哥，一弯一扬，有节奏的打场，打场是个苦力活，要有技巧，在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妇女们早已把自己锻炼的个个无所不能，打起落哥来都是熟门熟路的好手，她们两条胳膊架起落哥，动作特别舒展，扬起的落哥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孤线，稳，准，狠地一板一板挨个打着，只有这样排数遍才有效，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流，她们心里想着穷日子会一天天的好起来，秋后能多分点粮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多力量大，低头看着农业物，像一群发了威的母狮，爆发出一股使不完的劲，凭着这股劲，一遍一遍地走场，后面不时的有人用木杈将走过场的作物面翻动，啪啦，啪啦，啪啦的落哥声与走场的脚步形成一支特别的交响曲，至今在耳边回荡。后来用上了脱粒机，人们站在脱粘机傍，一把一把传递进去，脱粒不尽，再填一次，虽说机声震耳，劳作疲累，但心有甜蜜的期盼。现在高科技年代，有了联合收割机，机械化作业。在地里就一步都能完成，这些农作物再也不用进场面了。

秋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陡然间就乌云密布，有时清空中一声炸雷，雨点就飘泼似得落下来了。这时场面上干活的，离场面住的正吃饭的都无奈扔下饭碗，放下手中活儿，赶快跑来，此时，村里全体男女老少都会全体出动，整个过程火急火燎把刚晒的粮食推成堆，用麦桔，席子，蓬布等遮盖住，压上高梁杆，否则雨淋湿后会发霉，生芽，自己也不能吃，这场景叫抢雨。为了粮食免受损失，平时干活偷懒耍奸的人，碰上抢雨，也不会偷懒，犹如电影里发起冲锋时的场景，记忆中这是一场惊心动魂的抢雨战。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她们不仅是家庭支柱，更是社会建设的半边天。尤其是中年妇女，她们承担着最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仅要照顾年长的家人和幼小的孩子，还要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她们总是将最好的留给家人，自己饱一顿饿一顿，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让人深感敬佩。

时光荏苒，如今我们的生活与往昔大相径庭。然而我们不应忘却历史，忘却那些为社会进步付出辛勤努力的人们。

根据队长王顺喜，妇女队长石爱香，夫妻双双带领社员战天斗地，改造三队面貌的事迹编写成农村小剧:于化龙扮演王顺西，田素萍扮石爱香，王敏，聂存贵分别扮演其他社员在崞阳大礼堂进行了演出。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1968年12月1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年冬天，一批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被分到我们大队来，大队安排社员们在欢迎的敲锣打鼓声中迎来了北京知青。支部书记姚保绪，革委主任亢肉陪伴下，安排他们住进了队里各个社员家的空房里。根据房间的大小，分别住二至三人，四至五人的不等，她们分散住在村里的各条街巷子里。城里来的孩子们多半不会做饭，队里安排她们每日在社员家中吃派饭，谁家叫去谁家吃去，并按标准，一顿饭交付四俩粮票一毛五的饭费。

负责知青带队的叫王尚明，瘦高个子，挺着笔直的腰板，瘦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从京来时就是指派他带队的。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初次离开家的孩子们，不弄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由他出面和生产队干部和通过有关上级部门配合协调解决。

那时侯，队里没有喇叭，他脖子上跨个响哨，按照知青住的各条街巷口处吹哨通知集合，每日吃过早饭，在大队门前的丁字路口处，按时排队清点人数，按队长安排，分往各个劳动点。初来乍到，他(她)们不知农活怎么做？由老农带着他们做各种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适应了这种生活。分散到各个小队，随社员一起出工，一起劳动，经过相互交往，社员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知青那种耍嘴皮子的轻飘看法，觉得他们懂事多了，也能吃苦；知青开始也尊重农民和生产劳动，城乡之间的距离开始融合。

在那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艰苦生活环境中，他(她)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

作为知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农业生产，从春耕夏种秋收冬忙，她们与社员一起出工，一起劳动，互相理解，相互体贴，建起了深厚的感情，不仅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还深刻体会了艰辛与不易。

在与知青的相处中，村里的人们渐浙地发现:杨肉旦，李眉玄，王香牛等年轻人和村里的女知青交往多起来了，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他们遇到了与自己有情的人，瞅中了目标，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追随着，正如(刘三姐)电影里所唱的唱词:山中只啊见藤缠树啊，世上那不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咧，枉过一春呐又一春；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帮她们做力所能做的事，在他们的强力攻势下，虽然是农村后生，却有着难得的真诚，这份扑实的情谊，深深得打动了这些姑娘们的心，杨肉旦与张风云，李眉玄与耿志华，王香牛与贾雅林，她们从最初的普通相识，到不知不觉间悄然萌发的情愫，被一条无可见的力量牵系着……。当她们向家里的父母提出这门婚事后，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认为找个农村人将来就会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她们知道未来的路不会轻松，但她们坚信只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没有过不了得坎，她们顶着各种压力，选择嫁给了当地农民为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青与农村青年共同谱写的一曲真情赞歌。

根据公社指示，做好知青的统一管理工作。大队把原来二小队饲养处西房内的驴槽和院内的马棚牛棚拆除后，房内垒上接墙，隔成单间，垒上窗台，安上门窗。靠北面的二间垒上锅台，安上大铁锅，改建成了集体食堂。把原来东北角的大门砌了一堵砖墙，紧挨墙建了猪圈。利用知青们吃下的剩饭剩菜泔水养猪改善食堂伙食。院内东南处建了一所男女露天公厕。院的正南临街一大间是大队会议室。南房正窗，为出进方便，前后开门，生产队开社员大会，队里成立文艺宣传队排练都在这间屋里进行。靠会议室西边和院内西墙夹角处开一口子，没安街门，人门出进自由。二十多名知青从老乡家的院子里搬出来后，都住进了这个知青大院。刚搬进大院成立食堂时，队里安排了干净利素的妇女队长石爱香为她们做饭，一直到她们学会为止。

知青们热情好客，知青大院成了社员们出门前的聚集点，每当人们吃罢早饭，习惯性的跑到知青大院住的宿舍内等待，一间间不大的房间，每个宿舍的地下站的满满的一家人，后来的挤也挤不进去，尤其是唐瑞东与高风芝，高永安与张瑞芬的宿舍，后来的挤也挤不进去，只好另找房间了。可她们从来都是笑脸相迎，没说过一句嫌弃的话。

在农村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与社员们一道，日出而出，日落而息，辛苦的劳作着，繁重的农活，艰苦的生活，使知青们吃了不少苦头，都感到前途渺茫。为了脱离这艰苦的环境，知青们托门路，找关系或通过其它途径脱离农村。

七0年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之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几年间:马爱军被招工当了售货员，李淑贞被招当了列车员，刘燕平太钢当了工人，高志亨崞阳农具厂当了工人，林国本原平铁路车务段当了工人，李东祥原平化肥厂当了工人，冯志安原平印刷厂，金树林被在外省插队原来在校时暗恋他的女同学调走，王尚明，姜美林，王铁力，王林娥，赵素芳，田亚林，陈瑞和，崖丽花等托关系回了城，贾雅林与王香牛婚后发生冲突，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带上小闺女回家与父母团聚了，李化中在太原财经学院上了大学，耿志华，张风云嫁给本队农民为妻，在本村安了家。

知青大院陆陆续续的走了不少，其余的高永安，张瑞芬，唐瑞东，高风枝，常彦如，马玉连，刘翠芝等白天分散在各处劳动，晚上一起回到大院，他们曾生活在一个城市，远离家乡父母，他们命运相同，朝夕相处，他们生活中互相关照，生活中互相体贴。

知青大院的知青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高永安与张瑞芬，唐瑞东与高风芝，他(她)们所以留在最后，他们主要是不愿扔下自己相爱的人。他(她)们约定，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那怕一辈子留下来也不后悔。队里也理解他(她)们，在他们的等待下，终于下来两个同一个市区工作的招工指标，并还在一个单位，高永安，张瑞芬招到了地区钨丝厂工作。唐瑞东，高风芝，是我队插队最长的一对情人，她俩抗战八年，76年唐瑞东招到原平铁路工务段参加工作，高风芝分到原平冷库工作，俩对情人用行动实现了他(她)们相亲相爱，永不分离的诚诺。他们婚后在各自单位分了房，安了家。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了统一返城政策，他们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

这些知青们，在三大队度过了他们那黄金时期的青春年华，度过了那苦中带乐的知青生涯。知青大院留下他们的青春岁月！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怀念那些人，哪些事，更怀念哪段岁月带给我们的成长与收获。一个特殊的年代，给了这一代人一段刻苦铭心的经历，知青时代早己成为历史，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坎坷的人生，曲折的经历，磨炼了知青的意志，也磨炼了她们坚强不息的性格，岁月成全了知青一代的青春年华，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留存在黄土地上那份深深的爱！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和我们一起在三大队这决土地上洒过汗水的知青们一一愿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从我的记事起，村里水井里的水就像是用黄连和盐泡出来的水一样，都是苦咸水，很难下咽，只能供村里人盖房，洗衣服，洗漱等其它用水，村里人吃水还得到城墙外的北桥河里挑水；那时的农村人傍晚收了工或是一大早上起来挑水，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在家烧火做饭忙家务。那时，吃水是大事儿，村里人一天也不能离开水，通常每家的屋前圪台上都放着桶，扁担，每天早晨或傍晚，胡同里就能响起吱吱呦呦的水桶声。

那时侯，到了寒冬，河岸上白化化的结了冰，滑的站不住脚，担水人无法靠近，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滑倒，滑入河中，很危险的。挑水人只能站到离岸边一步远以外没有冰的地方，用扁担上的勾子钓着桶，双手握着扁担另一头，最要紧的是河里摆水这一下，这是全部的动作的关键，来回借力提满水后，还得用力提住扁担，用力气提上来，把水桶转过来问题就不大了。一股没技巧没力气的人是很难办不到的，一是提水是甩摆勾桶吊入河中，二是力气小提不起水来。

村子里的五六口水井中，唯有粉坊那口水井苦咸味小点，能凑乎吃，因此，每到冬天村里人都会去粉坊排队担水。

支书姚保绪看到村里人吃水难的问题，祖祖辈辈靠着村里几口老井里的苦碱水和城积河的溪水过活，冬季一到，岸边冰冻，滑的无法靠近，看到乡亲们数九寒天排着长队，吃着苦咸水，心里很不是滋味。

范中在自己校园内打深井建了水塔，这座水塔容量大，我大队一直和范中邻里关系相处有来往，他找到范中领导，提出从范中接出管道解决三队社员吃水难一事，当姚支书接到范中经协商量同意后时，激动的握着领导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乡亲们连梦也想不到的事，竞然办成了。

69年春季，听说村里从范中水塔接水管为村民送水的消息，全村人都很高兴，每户按米分配挖沟都是义务工。那时水管只能分别接在壹路洞西南角上石冬卯家的房后或上下仓街丁字街口南面的路口边，露天水接头，大人胳膊粗的铁桶管，上面一米二三处开有一道槽，用手抓住左边的手柄，往右一搬，水就流出来了，一只水桶接上，眨眼间就接满了，每天定有时间性放水，每到放水时，水管前早己用桶排好队，大人用扁担挑，妇女孩子们手提小桶来接，谁的脸上也是堆满笑容，连邻村挨着住的人都跑来接，周围几个村里都很羡慕。至此，村里人彻底告别吃水难的梦。

过了些年，村里重新规化，在全村铺设上了水管网，通入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村里人真正足不出户就能喝上深井水。这些年，市里自来水公司把自来水接进了村里的每户人家，自来水的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让农民从有水喝转变为喝好水。几十年的时间，见证了村民从吃井水，集中供水，到自来水入户的时代跨越，不得不使人感叹啊！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毛主席向全国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和房子地下挖地道的召号后，当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农村广泛开展挖地道运动，我大队积级响应上级的号召，动员全村村民，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打地道运动，大队组织以民兵连长苏香金为主力，郑德为指导的打地道工程队，按照村里的规划，在村里的各条街道上和农家院子里的房前屋后，开了若干个洞口，记得那时我还在城关完小上初中，觉得挖地道挺新鲜，放了学跑到各个洞囗上看，有竖井洞口的，也有坡道洞口的，有的在洞口上面安装了辘轳，用辘轳往起铰土的，有的在洞口上用木杆搭着三角架，上面吊个大滑轮，拉运土的，青壮年在洞下挖土，妇女们在上面拉绳子倒土，虽然是冬季，洞里的气温是暖和的，在里边干活站不起身来，只能猫着腰和蹲着作业，土层坚硬，都是料姜石，非常不得力，一刨一个黑印，一阵工夫，衣服就湿透了。只能费力地用小铁镐一镐一镐得往下锛，再用短把铁锹一锹一锹装到筐里，

然后描着腰运到洞外，当地道挖深进去一段后，地道里面漆黑一片，看不见没法干，还得在洞壁上合适的位置上掏出个小坑来，将点燃的煤油灯或蜡烛放上去照明，就这样各小组每天挖土不止，轮班上阵，越挖越远，为了省工，队里用木板钉了个装土用的长方型箱子，下面安装了四个轮，这样地道里的人装满土后，将木箱推到洞口下，将绳头上的挂钩挂在木箱上，上面的人拉动绳索，这样既生工，又能多装土，加快了挖地道的进度……，听挖过地道的人讲:他们在挖地道中最高兴的是:当大家挖的疲惫不堪时，听到远处有咚咚，咚咚声响时，一下子就有了信心，大家争着轮流前挖，声高越来越近，刨土中两面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急性的跑到对方那边听声音去了，这一段时间，高兴的大家手舞足蹈，真的快通了，一两个小时后，当两洞挖洞后，两边的人互相爬过来共同祝贺，尽管满身泥土，满脸汗水，那高兴劲无法形容。

从下仓街小寺庙丁字路口处的主航道挖到上仓街闹世家后院，然后从各处分岔，通往各条街巷，记的往南都通到了小寺庙院内的那株老槐树上。

小的时侯经常看"地道战"电影，这部电影伴随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那段时间，社会上形成了钻地道之风，我们村这些小伙伴们，放暑假后，怀着极大的兴趣，结伴一起钻地道，因为钻地道，还惹出了一身坏名声，原来社员樊召召家的水井与村里地道相通，过去没有冰箱，井与地道相通通风，她把一只煮熟的鸡用篮子吊入井中，进行储存，几天后取起时篮子准备吃时，才发现篮子里的鸡早己不知去向，她把丢失熟鸡的事告到大队，大队找到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们进行询问，我们根本不知这回事，原来是另一群孩子们(段新如，许云田，大眼巴)钻地道玩耍，发现井中篮子里吊着的熟鸡，取走后分着吃了，多少年后说起此事才得已澄清。

回想起挖地道的岁月，已经过去56年了，但想起当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人们身上反映出来那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韧，甘于奉献自强自立的精神。当年村中的地道挖成后，但从没有使用过，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的塌陷废异了。虽然挖地道已成为历史，但那时的人们没有私心杂念，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保家卫国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那个年代，种田没有好种子，农民辛辛苦苦即便在精耕细作，亩产最好也就能打300来斤左右，粮食是个大问题，为了提升粮食产量。进一步搞科学种田，我们大队选派青年骨干共产党员范田田前往海南岛学习繁殖杂交高梁及玉米先进制种技术。

为了尽早尽快掌握繁殖杂交高梁制种，老支书姚保绪亲自带人抓科研，大队分别在王家围，西沟崖选择的二块好地里试种了玉米，高梁制种田。从春天开始，对制种田的规化，培土垄，播种，及田间管理。到夏季的定苗，锄草，浇水，施肥，套袋，治虫，授粉。秋季的护田，撵小虫(麻雀)，防霜，收割，打场，种子入库。每年担负着三大队千亩主产粮食作物种值的制种工作。

在玉米授粉期间，他领着授粉员，带上用铁丝弯成一个圆圈，留出一个把子，上面套个袋子，围缝在圈子上的采粉工具，为了防止早上有露水，他们采粉的时间一般从上午9点左右花开放时开始采集，从公系玉米地里采好花粉后，再来到母系玉米制种田，把花粉倒入用纸做好得像喇叭形状的溜子里，每走到一株玉米穗前，轻轻一磕，花粉落在母系玉米穗的毛毛上，授粉就完成了。授粉期间，她们忙忙碌碌，吃不上一顿正常的中午饭。

西沟崖1号地按照公母分别制种的高梁制种田，正值高梁抽穗散粉季节，为了提高花粉的交配率，上午10时左右，支书姚保绪，授粉员安英英，刘秀兰，来到地里，他(她)们头戴草帽，头顶烈日，冒酷署，手拿一根小木棍，开始授粉，随风轻轻地用木根推动着公系的高梁杆向母系高梁穗处摆动，使花粉散落在母系高梁穗上，或用手摇杆等方法进行授粉……。种子产量的高低，关键是花粉交配率的高低。

授粉后高梁开始逐渐成熟，成群结队的麻雀不停地飞来啄食高梁穗，为了保护制种田不被遭踏，一场人鸟之战在这片制种田里拉开序幕，英英，秀兰，小英等先是在地里敲打脸盆来驱赶麻雀，最经发现麻雀最忙的时间是一大早和黄昏，一大群从四面八方赶来麻雀，唧唧喳喳到地里吃高梁，至此，她们早早来到地里，晚上迟迟回家，刚开时用杆子和敲脸盒等方式还见效，时间长了，你从地这头把它赶走了，它又跑到地哪头了，来回驱赶也赶不走，吆喝也不起作用。他(她)们又在高梁地里立了几个十字架子，把一些旧衣服套在水平架子上，顶端处戴一顶草帽，远看像一个人站在高梁地里，上衣随风摇摆，最初能吓走麻雀，时间久了，就不灵了。有时乘一群麻雀飞来时，猛地突然敲起一阵脸盆来，麻雀吓的仓皇逃走了，从此，几天不见麻雀光临，过几天又来了，两个姑娘各站一处，用声东击西的方法，不断的在地里和麻雀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战术，击退了麻雀一次次稍扰，在他们的精心得守护下，到了收割期，我大队制种田达到了預期的目标。

至此，我们大队在王家围的地里种殖了自己制种杂交的高梁七号，分别在西沟崖地里种了高梁五号和十号和金皇后玉米，都取得了好的收成。

为了保证种子的纯度，她们用套袋采粉，套袋授粉的方式，为高梁授粉。

张考昌房后知青大院门前斜对面的这棵古槐树，在大队集体化时期，是二小队社员出工前的招集点，每到出工前，这棵树下可热闹极了。每天天不亮，队里的社员们就会在这里聚集，生产队长在树下派活，男人们搭着毛巾扛着锄头，妇女们围着头巾拿着篮子带着耗苗的小锄，从这里出发说说笑笑去田里干活。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后，村民们各自忙着自家的责任田，再也不见人们来树下聚集了。粗壮的树干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每一道都锈刻着仓街村的发展变迁。

大队会计姚存礼，身形稍瘦，上中等身材，看上去有50多岁，虽然常年伏案记帐却仍保持着挺直的腰板，长有一双清亮而有神的眼睛。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浅不一的皱纹；两鬓己悄然染上霜色，却更显几分成熟稳重，工作时，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说话时，嘴角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沉思，满脸带笑，语速缓慢，字字清晰，却从不含糊共辞，从不急躁，有问必答。

在社员们的心目中，他是受人䔿重的好会计，地位不亚于队长，其穿装打扮与众不同，常穿一身黑蓝色的中山服，左上角口袋兜上插一支钢笔，却始终干净整洁，即便是炎热的夏季，也没见过他袒胸露背。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头发梳的有模有样，时刻保持着文雅的形象。

据说:他青年时曾参加过国民党，因此，办事格外小心谨慎。他从58年高级社过渡时期到人民公社，就兼任过城关八个联队的总会计。他是由个体化转为集体化经济管理的承截者。他熟悉土地，粮食，生产，工分的每一笔明细。是队里经济活动的″活帐本"。他的工作方式与职业伦理，为后来的大队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

农村会计工作繁杂，他兼任队内的文书，负责开具各种证明，保管财务挡案，接待上级来人等。他的待遇微薄，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集体事业上，年终为了赶制决算报表，常常见他挑灯夜战；为准确核对准确数据，常常奔波与各生产小队保管会计之间，他将个人的家庭事务置于工作之后，记得七四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刚走进大队部院内，见屋里亮着灯光，就听到屋内传出啪啪啪的算盘作响声，我刚要推门进去，只见门被反锁着，他一个人低着头伏在桌子前算帐，原来是他需要心静，把自己锁在屋内处理帐务，以防分心出错。这种默默付出，不计个人得失的态度，体现了他强力的集体责任感。

他手指灵活，算盘打的啪啪作响，计算准确迅速，账薄登记工整清晰，账目日清月结，确保″帐帐相符，账物相符"。他掌握着生产队里200多户社员家庭的财务，记帐，核算，结算，收资管理等工作。他既能算计，还能出谋划策。

每到年终结算时，全大队六百多号人，二百多个劳动力，整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咱新年不欠旧账，为了能按时兑现，关系到每户社员未来一整年的生计指望。到腊月以前必须把钱打到群众帐上。他从早上8点吃过早饭来到大队，带点干粮，忙至夜晚12点连轴不停，每一笔工分，每一户预支的粮款，每一分集体提留，都必须在这把″铁算盘"上归拢清楚。核对是更耗心神的事，他与出纳，队长小队会计将帐目反复审核，逐户核对″总工分"与″工分值"及粪款磨房款项等，减去平日里分发的粮食折款，算出各家最终到手的钞票数额，是余款还是欠款，数字必须分毫不差，这不仅关乎到钱款，更关乎一年营作的公平与信任。有时为查找一分钱的差错，对账能对到天色微明。十天半月也睡不了一个整觉。这一夜夜的伏案劳作……，最终将化为社员手中实实在在的温暖，化为他们对未来日子的一份踏实期盼。

每年腊月前，分到钱的社员们，盘算给孩子们做新衣服，卖新鞋，置办年赁，各种花项等，在那个贫困的岁月里，等钱的地方多呢？他为了全村村民能按时分红，不知熬了多少个昼夜，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正是这份温暖把村民们的心牢牢系在了一起，老百姓称他为三大队的"活财神"。

至1963年担任大队会计开始，(至1976年期间无论是大队合并还是分开小队，一直兼任二小队会计)，在这悠悠十三年的岁月里，他亲身经历了村里五六届领导班子的更替与变迁。在这期间，他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将奉献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任务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凭借着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届领导交付给他的任务。

农村生产化不断的发展，农民生活在不断的提高，到了一九七一年后，村里劳力人均工分粮比之前多了好几倍，村里人都能吃饱饭。七六年，52岁的姚存理不幸患上了肝癌，他的大儿子姚宪午为了寻求最好的治疗，带着他四处求医，花费了好大的力气，经省城肿瘤医院专家等诊断会诊，已到肝癌晚期，意味着患者已无法治愈。他想到父亲这些年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从小到大的养育之恩，所有的一切化作悔恨与遗憾。此时，他的心仿佛被撕裂，带父亲回家后，无其它选择的大儿子，报着死马当做活马医，得病乱求医也许能医好的一线希望，跑遍了省城内专治肝癌的中西医名医开的各种偏方，一次次的奔波，一次次的心灵创伤，尽全力的救治，依然无能为力？这位与算盘账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会计，最终没逃过肝癌的病魔，历经数月的医治后，便阖然去世。一家人痛苦不已，尤其是大儿子，老人刚走后那几天，每当见到他，都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姚存理的离世，让整个村子都吊进了井里，出殡的那天，姚会计家很大的一个院子，人来人往，站满了前来送行的村民及他生前的友好，沉默地聚在一起，我记的，那天是阴天，早上下了一丝丝小雨，仿佛老天也在为他默哀，有人来送花圈，有人来送纸。花圈上的白纸条被雨水打湿，字迹模糊的还能看到:″我们怀念您"，精神永存"″姚会计一路走好"……是痛心，是致敬，是思念，二搬头站在我身旁，眼睛润湿地说:"中国死了个周总理，三队死了个姚存理"。

村里在他家的院子里开了追悼会，在悲痛的哀乐声中，村支书杨开录主持了追悼会，革委主任王香牛致悼词，(悼词由王所龙撰写)，将姚存理同志生平的经历宣告与世，将姚存理一生的功绩宣告与天，姚存理同志任会计期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不幸患肝癌，医治无效，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会计事业。姚存理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三队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大儿子姚宪午代表家属致谢词，说起他父亲时双目禽泪，泣不成声，在他的感染下，在场的村民们都十分悲痛，空气里也全是哭声……，

时辰将至，当主持仪式的总管发出″起灵"的指令时，几乎在同一瞬间，院子里的老青壮年们不约而同地拥到灵前，将肩脖抵向那沉重的灵柩。他们的动作迅速而稳当，所有的人腰背挺起，用全身的力气承托起这份最后的重量。

灵柩被稳稳抬起，那种齐心协力的气场让所有人感动，缓步出了大门，放在了门外的材架上，灵前跪着早已哭成泪人的孝子孝女们，仓街村的父老乡亲们扶老携幼，从他家门前的街道两边一直排至村口为他送行，人群中响起低纸的啜泣声，许多人的眼角还带有泪痕或两眼红肿着，整个场面笼罩在一种深切的，集体性的悲哀之中……。他的灵柩隆重，送葬队伍浩荡，这个场景是仓街村前所未有的。

说实在的，这不是普通的送别场面，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他才52岁，但对现在人来说:他还很年轻，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关键阶段，可他偏偏选择燃尽自己。就这样他带着三大队600多位村民的无限眷恋抱憾而去。他走了，留下的是为民服务的风气，他走了，留下无私奉献的精神已深深影响着一代人。

在这十八年里，他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绚丽多彩，引人无胜的传奇经历，只有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勤勒垦垦，亳无保留地无私奉献。他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兢兢业业，爱岗敬业，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一位财务人员的光辉形象。以点点滴滴的务实奉献，在三大队这片土地上书写了自己的故事。

六七十年代，社员以生产队为家。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年代，粮食是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生产队的保管则管着生产队的粮食及所有的实物。为确保粮食的安全和质量，保管员安恩恩，从我记事起，他就任大队的保管员，多少年来，他养成爱粮惜粮的习惯，为确保粮食存放的安全和质量，他时刻关注粮食的储存情况，面对粮库简陋的条伴，他靠自己的双手，修房顶，堵雀窝，搭货架，填鼠洞，剔挖刮缝，使破旧的粮仓面貌换之一新，防止了粮食受潮发霉，消灭了虫蛀，虫卵，等发生。

一粒粮食值千金。为了节约粮食，安恩恩在库房设置了检粮袋，每次出入库装卸作业结束，他都要做到活完场净，只要看到地上掉有一粒粮食都要随手检起来放进粮袋。一年要领用几十次包装麻袋，每次交回整理时，他都要把剩在里面的粮颗抖搂出来，这样结攒下的粮食也有几百斤。惜粮如金的精神在他身上展现的临利致尽。

在保管仓库里，农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每架犁铧都擦得干净。从这些细节里，藏着那个时代最珍贵的品质，无私。

他珍惜队里的财产，就像过自家的日子一样，车倌邢存德就领几根赶车用的鞭稍，他都说太浪费了，就连领麻袋上用的扎口绳，他都一根也不多给领，就连这么点小事他也检点到位。怪不得存德常说:"好狗的安大爷，花公家的钱他也心疼"。正因为他这样抠门，让集体财产在那动荡的年月里没少一分一厘。他的女儿这样评价他，从他爸手里领东西，不说出个充分的理由来，是很难领到的。要么人们都称他为″红管家"。

他的职责不仅是保管粮食，还包括及时统记和登记粮食数量，在队里粮食出库，入库，交公粮，分口粮时，他都是那个不可缺或的看秤人。每当社员们接到队里分粮的通知时，都会带上分粮的家具和印章来队里的场面上排队领粮，只见保管员安恩恩手拿帐本，立于打谷场称前:神态严肃而专注，过秤开始前:按照队里的分配方案，会先仔细核对帐本上每户人员的应发粮数，按照先来后到排队顺序为每位社员分粮，高声唱名，称完后，再报出，谁，谁，谁，玉米多少斤，声言宏亮，不容置疑，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公正与诚信，蠃得了社员们的广泛信任，从未有人怀疑过他在秤上做手脚。

别小看这个职位，队里的老油条也得点头合腰。只要脸一拉，谁也不敢多说话。

农忙秋季的场面上，保管员更忙，杈把扫帚扬场锹，一天收掇两遍；保管室进仓入仓，开门关门，阵阵要到，从早忙到晚，场面库里来回跑，晚上场面上粮堆起来后，还得与治保主任一起给粮堆上打粮印，看似一种复杂的程序，其实是对粮食的安全守护。连顿安生饭也吃不上。

全大队的农具，化肥，种子，油料都属于他管，到了春季养种时，经常见牛具人员从库房领上化肥，称上籽种，农具等，由于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从来不发生过一粒发霉的粮食。从未耽误过队里每年春种的事情。

平时也闲不住，饲养员称饲料，出粪的领铁杈，浇地的领雨靴，支钱买东西的，带队长批的借条借东西的等等琐事。

看这保管当吗，官不大，责任不小；大事不多，小事不少；挣钱不多，操心不少；成绩不大，教训不少；回忆起来，囗碑挺好。

粮食保管员工作看似平凡，但却责任重大，他们不仅仅是守护着粮食，更是生产队社员的全体保障。在那个物资相对短缺的年代，粮食的充足供应对于生产队的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粮食保管员得到了队员们的一致认可和尊重。他们辛勤的付出，为生产队的粮食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土地下放到个人，保管也随之取消。这么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坐在一起闲聊时，总会回忆起集体化时期，那个倔强的"老管家"。他的故事像风一样吹过村子。却把一心为公的四个字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那时侯的所有生产队，人口统计的截至日期为每年的8月31日，也就是说8月31日以前出生的新生儿参加本年度的粮食分配。8月31日以后出生的，不参加当年的年终分配。这是农村农业结算分配人口的结束日期。

生产队和社员之间以工分为结算方式，社员出工挣的是工分。工分管理是生产队经菅理之一。青壮劳力出工一天，标准工分10分工，女劳力出工一天，为6一7分工，老弱病残社员根据各人的不同状况，最少的是3一4分工，放秋假后五六年级学生参加秋收只给2一3分工。对特殊技术性强年龄大的农活劳力按全年出勤算，出工一天10，5分，为了带动大家，每年要评出十位劳动标兵，(四类分子不参于评标兵)，，标兵出工一天为11分。每年到了12月份，生产队就要开始结算，社员带上记工手册到大队，以生产队记工薄为基础，与社员的出勤进行核对核实，核对后进行放榜公示，

工分值不仅决定日常粮食柴草的分配，还直接影响年底分红。

七十年代后，我大队一个普通劳力除了平均360斤的毛粮外，一个工分还能分到一斤半的粮食，一个好劳力，一年下来连上加班，粪工，能挣400多个工分，光工分粮就能分600多斤，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随着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推进，阶级成份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农村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不论其土地来源或经菅方式如何，都被视为″剝削阶级"，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则多因历史问题，不良行为不良言论或出身而被打入另册。右派分子则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为思想反动的知识分子或干部。

家庭出身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五类分子"的人，这五类人是专政的对象，只要有运动，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人，常常遭受公开批斗。大队的贫协主任，治保主任都可随时叫来他们训话，有时还在大队的大喇叭里点名训他们，扫街扫的不干净，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参加劳动不能挣头等工分，还要出双倍义务工，在社员监督下劳动，其日常生活受到严格控制，出村要向大队治保主任请假，经常汇报思想。

这五类人的家属子女也失去参加工作，参军，参加各种组织，接受教育等等社会的基本保障，在很多方面都难获得正常的待遇。

在那个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了社会矛盾的核心，也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任务。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残留着六七十年代，对那些被专政对象所采取的专政措施，仍历历在目:七0年的一个春天，本队社员在二十七亩地平田整地干活时，被西北风扬起的土刮的一个个灰头满面，社员亢三无意中说了一句″西风压倒东风"，亢三在解放前给日本人干过事，解放后被划为反革命分子，他的一时不慎，为自己惹来了不测之祸，他说的话正巧被身旁一起干活的某某社员听到，反映到驻大队工作组，工作组一听，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立即派民兵去他家抓人，召集社员在大队院内连夜召开了批斗大会。

工作组向公社汇报后，惊动了公社，公社革委会组织全公社社员，城关学校学生，在瓮圈召开了批斗大会，舞台上面扯着大幅会标的标语。台上靠后摆着一排桌櫈，公社干部端坐其后，台前放一张桌子，摆放一个装好的播音设备，会场台下还站着一溜各大队押来陪斗的″四类分子"，两侧站着持枪民兵，可容纳上千人的广场，挤满了各大队的革命群众，这些持枪民兵，为批斗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批斗大会开始，由主持人高喝:把反革命分子亢三押上来！紧接着亢三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亢三，便被民乒用枪押上台来，规规拒拒低头站在台前右侧，随后是三队民兵连长苏香金宣读批斗稿，声音高亢，咄咄逼人，其气势其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当批到高潮时，便有噪音宏亮的人握着拳头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反革命分子亢三……。舞台下群众跟着喊，吼声如雷。台上的亢三低着头，吓得双腿不停的颤抖。当年我还在城关完小七年级上学，随校参加了大会，目睹了批斗大会的全过程。这场批斗会，只是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个宿影。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口号下，无数人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遭受批斗，侮辱，甚至被迫害致死。我大队社员王文瑞，日军侵华时曾在日本人手下当过翻译，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成份，由于历史问题，经常被揪出来批斗，在文革期间，他的一个远方亲戚从北京回来探望他，为他召来不测之祸，据说这位亲戚曾因偷听台湾对华广播电台受过管制，被公社或大队工作组指任为与台湾方面有敌特勾结活动，企图反攻倒算。在此过程中，被公社带走，昼夜审讯，强迫他交待企图变天的罪行，被揪来斗去，受尽了皮肉之苦，实在熬不下去了，某天夜间选择了服药自杀。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对于这种悲剧，除了感叹他们生不逢时之外，再无其它选择。那时的自杀，会使本人及家属政治上名誉上更加蒙羞与屈辱。因为是″为罪自杀"，是″自绝"与人民。

乔高官是我们大队最寃的地主家庭，解放前他太爷乔守未买下了本村大财主子弟赵丑武的房院，本是靠勤劳换来的宅院，土改定成份时定为地主，就成了被压搾打压的对象。

过去生产队时期，队里拉田送粪主要靠马车拉运，高官是队里赶大车的车倌。七五年秋季的一天，高官赶着车，正挥鞭吆喝牲口，未曾看到从路边骑车经过的妇女，扬起的鞭稍从她的脸前甩过，受到惊吓的妇女随急下车用不当的言语辱骂车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争吵。

高官并不知道，眼前和他争吵的这位中年妇女竞是大名鼎鼎的公社妇联主任郑还叶，受到一肚子气的郑还叶回到公社后，急忙打听这位车倌的来龙去脉，通过了解，得知这辆马车是三大队的，马上把在三队蹲点的公社干部兰云叫到公社询问，被召到公社回来后的兰云，得知车倌名叫乔高官，家庭成份是地主，当时郑还叶的丈夫张兰玉任县劳动局局长，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劳动局长掌握着全县招工的分配指标，是许多人攀也攀不上的实权人物。这还了得，一个地主之弟，敢辱骂公社干部，反天了，锹准了展露自己的好机会，当做典型，抓住不放，成了阶级斗争的瞬间雕塑，当晚就组织社员在大队粉房召开了批斗大会，口口声声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大会上把这起事件描述得如此严重，发动群众不能包庇坏人坏事，提出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会上某某社员揭发乔高官偷盗过生产队里的化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据乔高官交待，是他父亲在轩岗上班，托人捎回的一袋化肥，会场气氛异常激烈，一些极左运动分子提出，当即上调下查，取证落实，要求严惩。为防止患供，大会直接指定:姚保绪，任明德二人第二天去轩岗取证，经查明，经办人是饭店一名工作人员帮乔玉根购买了化肥，乔玉根托人稍回的，情况属实。

在革委会上讨论处理意见时，兰云提出:有些干部对阶级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要严肃处理这起事件，时任队干部的姚保绪，任明德，王田寿提出:乔高官在队里干活表现一直不错，他的行为是无意的，最后，经革委会决定:免除了他政治上的追究责任，改为批评教育。

那时的阶级斗争成了农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而公社派工作队蹲点抓″阶级斗争"，则成了这场运动的具体体现，大队召开的批斗大会，声势没那么大，也有数百人参加，与会者大都是生产队的党团员，运动积级分子，青壮年，妇女，及一些十几岁孩子听说要开大会，又要揪斗人，跟着跑到会场看热闹，当社员们到场后对四类分子批斗，在批斗期间，民兵连长令某某人低头认罪，老实交待罪行，谁如交待的不如他们意，铁面无情的民兵连长苏香金，通常会带领大家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经常挨批斗的:王文化，邢福寿，王文瑞，刘四玄，杨所寿，亢百岁，姚柱柱，杨昌贵，亢三，冯林寿，王顺田，王拉锁，

在批斗中，民兵连长经常派民兵对他认为不老实交待的四类分子进行捆绑。

改革开放之后，黑五类的身份也逐步被平反。1978年以后，随着政策的调整，全国范围内掀起对历史冤家错案的清查，许多原本遭受不公的人，也恢复了名誉，曾经的地主，富农，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队时代，严禁农民个人私自外出务工劳动，只能固定在本生产队从事集体劳动。否则，就会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加以限制和打击。

大队允许泥瓦工外出务工是有交换条件的，那就是向生产队集体交钱来买工分，泥瓦匠外出一天交二元五角计10分工，小工外出一天交一元五角记10分工。差价归大队集体所有。当时生产队派泥瓦工外出称为搞富业。

如果是队里从单位包的工，这些收入由施工单位与生产大队结算，生产队给工匠们记出勤，到了年底按普通社员评分，这样，生产队所赚的钱，比做其它及卖公粮赚的钱还要多。

七十年代，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状况。为了相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各地掀起了兴办农村医疗的热潮。公社要求每个大队设立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赤脚医生，大队为其提供房屋，由大队选派到公社卫生院培训学习医疗知识，大队记工分并给于一定补助。回村后背上药箱当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为半农半医的基层卫生人员，一般都是由大队推选的优秀社员经专业学校培训实习后回大队担任赤脚医生。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基本医疗服务。

我大队相应公社的号召，指派经县卫生学校毕业多年跟公社医院实习，有一定医疗知识的李连鱼为大队″赤脚医生"。

在公社医院指导下，我大队赤脚医生李连鱼，为了方便，把医疗室设在她家，常备的药物有:感冒退烧，消炎止痛的药物，她包扎，打针，接生，等技术好，深受社员们的好评。

多会去了她家都是笑脸相迎，她负责计划生育宣传，免费发放计划生育药物，负责免费为儿童们发放糖丸，接种麻诊，卡介苗等疫苗，告给孩子们勤洗手，不要喝生水。

在村时，经常见社员们到连鱼姐家处理感冒，包扎跌打损伤，肠胃不适等常见病。为村民们进行简单的诊断，打针，拿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种″随叫随到"的服务，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赤脚医生，她们坚守在基层医疗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她们的身影成了农村医疗事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为了社员们心中的温暖的记忆。

农村生产队里，集体生产是生活的核心，有这么一群受人高看的人员，是生产队里不可或缺的支柱，他们勤劳朴实，耕，锄，耧，耩，养种，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摆弄性口更是行家里手，是队里公认的全把式人才:老跟丑，郑巨元，亢福才，王存才，刘月寿，乔天官，这是一项技术性强又辛苦的活计，春耕时，他们熟练地驾驭牲口，平耕土地，扶耧播种，掌控深浅；拌种合粪，点种玉米土豆，播种谷黍，留苗均勺，又省籽种，夏管秋收，他们肩扛农具，踏着露水走向田间，无论是间苗薅地，都干的细致踏实。队里遇到技术性难题都会找他们，如抗旱播种，调配农具，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以集体为依托，用艰韧不拔的精神和对土地的热爱，成为那段特殊历史中平凡而闪亮的书写者，用双手和汗水在田野上诠释了劳动者的伟大。

在那年代，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干部与农村群众的联系，省，地，县，公社，经常派一些干部到各个大队驻队蹲点，指导运动，指导农业生产，帮助农村解决实际问题。记忆在64年的社教″四清运动"中，县里为我村派驻的下乡干部是先后担任过县交电公司书记的韩二怀同志为队长，及由从各单位抽出的四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四清工作队，男姓老朱，一名留着剪发头叫刘桂枝的女性使我印象最深刻。"文革"期间，县，公社经常派工作组指导文革，″斗，批，改，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记得到了七三年后是公社主任丁虎拴到我村下乡包队，住在署首街某家院的小正房。在我脑海印象最深刻得是公社干部兰云，1975年正值”农业学大寨进入高潮中，对于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成份不好的，只要被他揪住一点事，都要拉你上钢上线，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批斗。76年左右，县里为我村派的下乡干部是曾担任过石豹沟煤矿的党委书记尚鸿如为队长。原平矿业公司的碧新华，及贺红梅，李全海，四人组成的工作队。

工作组住在村里有空房人家的院子里，轮流在社员家中派饭，那时候生产队长派饭是最头疼的一件事，一是因为当时物资匮乏，家庭经济困难，大部分家庭都是过时过节才能吃上顿白面，家常便饭拿不出手。二是家里卫生环境较差的人家多。派饭一般是头一天就通知到被派饭的人家，到了第二天早饭前，管饭的人家做好饭后就会让家里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到下乡干部住的地方叫人，并领到家里来吃饭，派饭一天三顿，每家一天，队长在村里挑干净的人家派饭，吃完饭都自觉得留下粮票和钱，一般人家也不好意思收下，往往拉扯几下拒收，工作组怕管饭人家拒收，往往伺机将钱和粮票压在盘子或碗底下。

那时，对于每天变换着吃饭的下乡干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单是吃得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管饭户的卫生问题，农村很多家庭的卫生状况特别差，因为养猪羊鸡狗把院子弄得脏乱不堪，小孩多的家庭一般屋子里不干净，往往当你吃饭的时侯，小孩拉屎拉在坑席上，有的社员从田里干完光着脚Y，脸不擦，手不洗就和你同坑吃饭，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喉咙浅的是很难咽下去的。

这些派饭制度，一是能拉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从而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二是通过亲身体验农村生活，更能体会到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三是通过吃饭拉家常，聊生活，了解民情，从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四是通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群众能及时了解党的最新动态和国家发展的方向。五是更深入了解农村的生活状况，发现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向上面反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六七十年代农村工作队是当时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实的重要载体，贯彻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政策，推动各项运动，组织阶级斗争，开展政治宣传，完成国家粮食征购，农田水利建设等任务。

随着1980年代家庭联产责任制推行，工作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特殊年代，公社干部兰云进驻我大队指导工作。

兰云，说起搞阶级斗争整人来一套一套的，小事能变成大事。他整人不作手段，无中生有地扩大事件，反脸比反书也快，刚才还风平浪静，转眼就能拉钢上线，指导农业生产是一巧不通。群众对他没一点好感，都拿冷眼看他，由于他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双面人″烂大头"。

据说一次派饭，某家做了一顿杂面面条，由于下锅早，结果，面条下的一塌糊涂，端上桌子后，女主人家看到他皱着眉头，硬着端起碗吃下了一碗，为他添饭时，他苦着脸说什么也不让添，女主人关切地说:是不是饭做的不合口味，他眼一白，拉下个脸说:一碗就够了。站起身来生着闷气起身离开了。出来后他和村干部说:这家人故意挤对他，让他饿肚子，并骂了些很难听的话。队长知道他说法多，怕对管饭的人家造成麻烦，至后，队长为他专拣好一点的人家家派饭。

按照公社规划，大队把西沟崖地割成井字方型的万亩方田，在三号地段中央修了路，路边栽了大叶杨，城积河崖下那条壕沟里栽了树林。

说起这些树，老支书姚保绪操心不小，刚栽上幼苗时，怕人们拆断损坏，长成材时，不是怕牛羊啃了，就怕夜间人们砍了；他经常蹲在西沟崖路口处与城积河崖上，"守株待兔"，夜间拿个手电筒，沿着路边巡逻，有想偷砍树木的，都害怕遇上这他这尊"黑保公"。

秋收后，有些羊倌赶着羊群从地里吃草走过时，有些羊啃起了树皮，被老支书巡逻看见了，当场训斥了羊倌。

有一次，他在城积河巡逻，见树林里树上系着绳子拴着一只羊，让羊吃树下的那片草，谁知羊放着青草不吃，却啃起了树皮，树干露出了白茬，也不见放羊人，他把羊牵回了大队，到了晚上放羊人去林子里牵羊，不见羊的某社员找到了大队，老支书训斥他后，对他处罚五元，他乖乖把罚款交到大队部。从此，再也没见有人敢去林子里放羊。可老支书为保护集体的财产，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在七一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深翻土地成为了一项重要而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当时，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深翻土地。全县总动员，全民参与，吃饭在田间，从上至下，层层下达指标，人人分配任务，深翻有严格标准，我村深翻标准为一尺二寸，口号是″深翻一寸，增产一倍"。

我大队深翻土地大会战的地点安排在108国道以东通往镇内公路北的王家围地面上。这片土地成了深翻土地的理想战场，立冬前，全大队的青壮年劳力在大队革委主任亢肉带领下，人人扛的铁锨奔赴″深翻土地"的战场，到达地头，七八十号人分二组摆开阵势，按人头划分，刚分开，每个人拿起铁锨就干开了，只听到嗖嗖，嗖的翻地声，听不到大伙说话声，展开劳动竞赛，比进度，比质量，场面宏大壮观。

一个个挥汗如雨，铁锨翻飞，泥土飞扬，石冬卯，乔天官，亢更生，任利如等脱的身上就剩一件单衣，冲在队伍前面，那时的我年龄虽小，但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奋力向前……，为了保证深翻土地达到一定的深度，革委主任亢肉拿着卷尺不停地测量着每个人翻的深度，不断地鼓励，除了中午半个小时快步跑回家搬干粮吃饭的时间外。不停地干活，大家都是争分夺秒，相互鼓劲，一直干到晚上天黑，一天下来，对每个人的翻地面积进行了丈量，冬卯，天官，利如他们翻地面积有一亩二分，其他社员也都在一亩至八分以上。

大家辛勤的劳作，为粮食增产起到了作用。如今，农业机械化越来越高，牛耕田和人工翻地时代早己成为历史，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巨大贡献。

壹路洞十字街，东北角拐弯处小院内住着村民张小保，紧靠他家迎街南屋后山墙角上立放着一个碾轱辘，房沿下台阶是一块磨的光而亮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繁体字碑文，不懂得上面的字迹，更不知记载着什么内容。过去农村人除了听听广播，没有其它娛乐活动，

每当闲暇，没事干的人们都习惯性的聚集到这里，成了仓街村人们谈天说地的文化中心。人们围站在一起，聊地里的收成，东家长，西家短，谈婚论嫁，人情世故，谈笑风声，碰上盛夏天热，人们早早地吃过晚饭就来到这里，住的近的端着碗就吃饭就来凑热闹，这条十字街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本村的聚会厅。村里的所见所闻，大家的喜怒哀乐都能从这分享。这里也成了一小队队长每天安排出工人员的集中点，每天吃过早饭，人们也习惯的扛着锄头，带着铁锹等劳动工具来到这里，等待队长分配任务。

一个先进大队的发展历程，往往与其下属生产小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竞赛密切相关。

七二年取消大队核算后，分成了两个生产小队，暑首街，县西街为第一生产小队。队长王毛肉，妇女队长杨存风，保管员王玉喜；上下仓街为第二生产小队，队长王香牛，妇女队长石爱香，保管员安恩恩。

各生产队的队长，大多是经验丰富技农娴熟的生产能手，他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对于整个生产队发展说至关重要。队长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他不仅要领导管理生产队的整个生产，还要带领社员在劳动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王毛肉，二十多岁年龄，中等身材，年轻有为。岁月的风雨造就了他精瘦而强壮的身体，眨着眼晴，笑眯咪的。他不仅是精通各项农活的″庄稼好把式"，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公正无私的品质。作为基层生产的直接组织与带头人，通过激发社员的集体荣誉感和生产积级性，推动形成了，比，学，赶，帮"的热朝，从而促进了整个大队的全面发展。

在那片广袤的农田里，他就像一匹俊马，奔波在劳作的最前方。他家住在署首街村北头最边远的一个院子里，凌晨，天微微亮，他就往出走就走就顺着街道吆喝人们带好工具出工，他的声音传到了社员的耳朵中，社员们纷纷走出院门，来到壹路洞，支起耳朵听毛队长安排今天的活计任务。

男的扛着锄去西沟崖锄田，女的由妇女队长杨存风带领去瓜苍耗糜黍谷子苗。

到了田间地头，毛队长身先士卒，拿起大而重的锄头，呸呸，朝手上淬了两下，抡起锄头，躬身弯腰，奋力挖着，坚实的苗周围的土被翻松，那熟练的动作让人看的眼花了乱，走到了最前面，社员们在队长的带领下，一个个鼓足劲奋力向前……。

一个队分成若干个劳动场地，各项农活安排就绪后，队长还得深入到各个劳动片走走，是否有误工现象和那些地方做得不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时因为那个社员劳动质量上做工粗糙，偷赖，受到队长指责，发生口水战……。

″双抢"和秋收季节，是队长最忙最累的时候。那时队里种着几百亩耕地，都是连片的玉米，高梁，谷子等各类庄稼，没有什么机械，全靠队里男女劳力，耕地下种，挥镰收割。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村干部"。在这关键时刻，生产队长带领社员投入一场紧张的夺粮大会战，每天都是起早摸黑，常常是天刚亮就下地，晚上看不见才收工，别提有多累。

72年，全国遭遇大旱年，我大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几年来建造的各种渠道和水利工程，使西沟崖，王家围大片地里种的高梁，玉米，能得到灌溉，长的绿油油的，逾外壮气，过路人谁看谁夸，这片庄户长得才袭人了。大旱之年其它村庄粮食减产，老百姓喊苦连天，我们大队仍然获得了粮食丰产。

每年春冬两季，除了平田整地，春耕冬汇地，修建水利工程外，这二段时间也是积肥的黄金季节，不光是挖河泥，铲草皮，类灰碴等，秋季把各块地里的秸秆拉回来，除了留下一大部分玉米杆喂性畜及分给社员做柴用得外，其余得用铡草机粉碎在在大队门外及二小队饲养处院内开挖的两个沤肥坑内，加上水，在一层一层压上杂土，发酵后沤制成桔杆肥，第二年开春后地里使用。

农业科技化的今天，机械化代替了人工。这也成了永久的历史。

大队民兵连长，受支部书记领导，是队内的核心人员，地位仅次于书记和大队长。他不仅组织民兵训练，战备执勤，巡逻放哨，还深度参加大队管理，治安维护和政治动员工作。

每当中秋节，国庆节，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为了预防各类犯罪活动发生，民兵为大家保驾护航，崞阳公社武装部组织各大队基干民兵配合派出所在全城范围内发出(从晚上18时至凌晨1时)的统一警戒令，除抽调到公社值班室和各大队守护电话值班的外，各大队在村口，路口设固定岗哨，有流动巡逻的，随后有民兵连长赵长胜带着全副武装姚殿生，亢海龙，张长江等开始清查，对成份不好的，有偷盗前科的，家里不三不四的，卖过毒品的，叫开门盘查询问，如发现有陌生人立即带往派出所。在巡逻中，经常在街巷把正在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带到派出所。

民兵不仅承担着保卫村庄，守护集体财产，夜间巡逻，节假日值勤值班等安全职责，还在兴建水利，抢收抢种，抢险救灾中等劳动中发挥突击队作用，是大队各项工作中的骨干作用。

我们大队六十年代初，复员军人亢全礼任三大队民兵连长，64年至67年由亢肉任民兵连长，68年至71年由复员军人苏香金任民兵连长，72年至75年由赵长胜任民兵连长，76年由刘月礼任民兵连长。

年满16周岁至30周岁之内的贫下中农之弟为基干民兵，31周岁至45周岁之内的贫下中农之弟为普通民兵。

民兵按年令分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普通民兵不发枪，基干民兵发枪不发支弹，到了冬天，公社组织民兵进行射击训练。

每年农闲时，公社武装部都是组织各大队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当年公社武装部为各大队基干民兵配发的56式半自动步枪，子弹袋，50式冲锋枪，带子弹袋。都由民兵自己保管并保养。并按时发放枪油，进行检查。

七十年代初，根据战备的需要，忻州地区军分区在108国道沿线配备了一批五七战防炮。我们大队是公社先进民兵连队。公社武装部为我们大队，沙沟大队，下王村，各配备二门五七战防炮。我们大队由基干民兵组成二个炮兵班，赵长胜，任利如分别任炮兵班班长。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三个村的炮兵班进行操练。

七三年冬季，在忻州地区军分区的组织下，原平县武装部招接各公社的炮兵，在原平县雷家峪口山里进行了穿甲弹实弹射击。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受到军分区的表彰。

记得我们小时侯，生产队，大队开会或举办各种政治和文化娱乐活动都是队干部沿门逐户及邻里互相传话或手拿铁筒喇叭通知，如国家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或县，公社重要事项需要宣传，除开会通知外，就是利用每户安的小喇叭宣传通知。公社广播站广插员每天早六点半晚七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纸摘要节目，农业科技，天气预报，县，公社新闻，通知，播放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了十二点准时报点，十二点半开播刘兰芳评书，到了70年，大队买了圹音器，大队部在院外的东后墙上栽了一根电杆，安装上了高音喇叭，从此，广播成了联系外界的重要媒体。队里开会，通知，社员出工，及邮电员送来包裹，汇款单等都由大队广播告知，

到了七十年代，那时人们能买上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就算略有钱富裕点的人家了。那时侯，受经济条件限制，个人买不起收音机，李福才(二元元)，利用买上旧部件，结合买些电子管组装成收音机自己用。

七一年大队院里安上了大喇叭，每天清晨，大喇叭就开始广播。到了农忙期间，要么大队干部，要么管生产队长用喇叭做些鼓动动员，安排大的生产任务，通报各生产小队的生产进度，表扬先进督促后进。

令我记忆最深，吆喝声最大，铭刻与心督促社员们下地干活的就数牛队长了。七一年秋后大队领导班调整后，王香牛任第二生产小队队长，王香牛，三十出头，身材高大，脸上胡子拉渣，摇头晃脑得骂起人来总得过了劲，特别是秋收农忙期间，为了发动社员们趁早出地，尽快下地干活，天刚黑蒙蒙的时侯，就在大喇叭里开始吆喝了，他吆喝的特点是:第一遍吆喝，噪音虽高但比较舒缓，男劳力一一妇女们一一带好镰刀，一一拿上中午干粮，去那块地里收割高梁，吆喝完第一遍后，走到街道上不见一人出来，

第二遍吆喝就不象第一次那样了，声调高而变的越加严厉了。第三遍就高声嚎叫了，更加急促与严历，大忙季节，上至不死的，下至不吃奶的，能出工的都得出工，越骂越急，针对个别拖拖拉拉老不着急出工的，指的到性，破口大骂……，骂完三炮后，领着早出来的人出地了。碰上懒的动也想动的死皮，你骂你的，我磨磨蹭蹭就不早出来，队长遇上这种人也没办法，能出工就不错了，骂的平凡了，人们也习惯了。

在乡村讲究辈分关系，王香牛队长的意欲骂人，也达不到相应的效果。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喇叭这个生产动员令的功能自然也没有了。分田单干，这个政策确实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级性，各家各户真有点″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那块地什么，什么时侯种，什么时侯浇水，什么时侯锄草，什么时侯追肥，什么时候收割，那都是自己操心的事，用不着村干部劳心费神了。

在锅脑下的城积河沟里栽了杨树，对全村的土地做了全面规划，绘制了村发展草图，1973年将处于丘陵浇不上水的冯家脑建了公坟，解决了村里老人去世后的安葬难题，在锅脑上栽上了苹果，杏，桃里树，号称花果园，任杨丑拴为园长管理果园。可惜水土不适应生长这些树木，没达到预期的目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所饲养处，我们队的饲养处建在县西街路西北离保和门不远紧挨大街的一所院子里，座北朝南的迎街大门，院内正北面，西面各搭建一排马棚，马棚前的东北角上盖有三间人字架连通房，存放草料。紧挨西马棚边建有一间土屋是饲养处的饲养室，当年王月和任二小队的饲养员，后来又在院子靠东面建了一间土屋，一小队的饲养处也集中挪到了这个大院里，杨根心任一小队饲养员。

对牲畜的饲养，饲养员肩负着重要的作用。生产队挑选饲养员，必须是从贫下中农中挑选出政治思想先进，忠诚老实，心思细腻，勤勤恳恳，爱好牲畜，并且懂养牲畜经验上了年记的成熟社员。队里的饲养员，主要负责喂养生产队里的骡马牛驴牲畜，为了照顾好这些家伙们的吃喝拉撒，还得烧火煮料，每夜晚睡在嗅气熏天的屋里，夜半时分，还得起来给性畜添补草料。一年到头，不论酷署寒冬，天天如此。等上工套车前，也得给性口喂一遍草料，等性口吃完，再给性口饮水，车倌套车走了，还得出圈垫圈，等中午赶完活回来卸车了，又开始喂性口了，傍晚喂牲囗也一样，一天重复三遍。

饲养处是性口的家园，也是车倌们套车前，卸车后，听了晚饭没事干，聚集在一起聊天的地方。记忆中的饲养处的院子里总是停放着胶皮大马车，小平车，耕地用的犁耙等农具，院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牲口粪便的气味。

饲养处喂牲口的饲料，是黑豆与带壳的高梁两部分混合组成的。饲养处的屋内盘着一个大锅灶，安着一口九稍大铁锅，经常见饲养员在热气腾腾的锅前煮饲料。这些饲料是专门为干了一天的大骡大马晚上补充营养添加的料。我们小时侯也不知道是饿，还是嘴馋，我，寿寿，殿生，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密谋到饲养处偷饲料里的黑豆吃，我们几个进入院内，慢慢推开房门，看到饲养员不在屋里时，趁没人锹准机会，伸出小手从放饲料的竹筐子里抓出装到衣兜里，慌忙跑出去，在外面无人处掏出饲料，把里面的黑豆一颗一颗挑出来，放到嘴里吃，那种盐香味越吃越好吃，吃完后把带壳的高梁扔掉，把嘴上粘的一圈黑擦掉，怕回家后让父母看到挨骂，很难忘却童年时的这些趣事。六十年代，一小队饲养员张登高，二小队饲养员王月和，三小队饲养员王三五。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中，畜力运输工具是维系集体生产运转的核心力量。马车是生产队的重要资产。惯穿了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马车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运输任务，堪称生产队的″半壁江山"。

大马车不止是简单的运输工具，更是集体经济的″实力认证"。我们大队的一千多亩耕地，从春耕时期的送粪，到秋收的庄稼归仓，缴纳工粮，冬季的社员的取暖拉炭等等，全靠骡马牛驴和大马车，全大队四辆大马车，两辆牛驴车，大队车把式有，杨根心，王田寿，一小队车倌:石润瑞，杨还堂，杨福堂，杨存心，樊金海，二小队车倌:亢上反，邢存德，乔高官，杨二仓，邢存有。

王田寿，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蛋，红润润的面颊，说话时眯着眼睛，笑眯眯的。健壮的体格，特别有力的两条臂膀，由于壮实，人们称呼他(搬材材)。

田寿哥刚二十出头，政府大力宣传姻缘自由，自由恋爱，那些少年少女情窦大开，几年工夫，队里自由结合，成双成对的不少，这当儿田寿哥与本队的翠兰姐恋爱了，婚后俩人过日子的心气挺旺，成天前前后后打理着这个家。

他勤劳朴实，一年四季不歇着，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好衣服。他在队里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耕，锄，耧，养种样样都行。他酷爱性畜，拨弄牲畜是他最大得兴趣，他精心护养马匹，熟悉马的脾性，经过十几年的操作，成了远近几个大队闻名的车把式。

田寿哥是负责掌管二小队马车，马匹及驾驶员这些关键岗位上的马车组组长。他工作作风踏实，有强高的责任及管理能力。他不仅精通驭马驾车，车辆维护，还具备协调调度与高度的事业心，他待人城垦的品格蠃得了社员们的尊重，也是生产队长信赖他，队里遇到什么遇难，常与他商量，是队长眼里最为信得过的人。

我和田寿哥住在一个巷子里，经常见他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巷口处走回，身上粘满了泥土，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神情。

田寿哥比我长九岁，他一直把我当作兄弟一样关照，我也把他当作哥一样对待，我经常吃过晚饭后，去他家坐，聊着聊着就响起了鼾声，他劳累了。在队上几年里，对我帮助不小，我很尊重他！

改革开放后的田寿哥，承包了队里的土地，辛勤的打理这个家，他盼望着他的孩子为能念成书，不要像他那样且不识丁。他让他的女儿好好读书，他的女儿们有志气，一直努力刻苦学习，一个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大女儿福鱼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原平机械厂技术科工作。他的二女儿福青大学毕业后，在太原学校当教师

三女儿大学毕业后，考入了公务员，在矿产资源局工作。为家里人增了光，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和回报吧！他的三个女儿都已成婚。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

田寿哥青壮年的艰苦奋斗，为他晚年的生活奠定了基础。他的孩子们对他都很孝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产队上的大马车见证了那个时代运输工具的辉煌，也成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年雄壮威风的大马车，最终成为了蜷缩一处墙壁的废旧品。千千万万个车马把式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使用性畜的技艺也几乎失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总有一些熟悉的东西会在我们碗惜声中成为历史的定格，这是无法回避的必然。

抓阶级斗争，大办水利，科学种田的同时，利用本大队泥瓦工技术的优势，大队组织精壮劳力组成″工程建筑队"，通过塾人关系二小队由樊卯科，等带人北上大同。一小队张楞虎，李银亮，等带人南下阳泉等地，修建单位房屋，仓库，围墙，等小型建筑工程。

本城镇内由李贵文，张怀龙，邢天才，刘官文，等引领队里闲杂劳力承揽城镇内503部队，崞阳分院，范中，综合公司，铁木社等单位的房屋建造及垒墙，抹灰，房屋修缮等零星工程。常年派出富业队增加收入。

队里还有粉房，电磨，买公粮，卖余粮，这些富业有效提升了集体的收入和社员工分值。

一个优秀的′党支部书记能够激发整个队的活力，确保社员的辛勤付出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经过七年的努力，把一个靠天吃饭的后进队，提升到一个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农富业全面发展的先进大队。三队搞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许多社员家庭盖起了新房，购买了缝纫机，年轻人出地劳动都骑上了自行车，戴上了手表，三大队成了崞阳公社著名富裕村。

我们大队粮食年年获得丰收，被崞阳公社授于的先进标兵大队。公社隔差五的领人来西沟崖开现场会。

至此，外村人都羡慕三队，戏言说，嫁女嫁到三大队，干活一年不白忙，年底分红能见钱，吃饱穿暖住新房，一年一个新花样，日子越过越兴旺。

随着人民的生活提高，村里修建房屋的逐渐多起来，那时侯，村里人盖房都是土木结构。都是石头做好地基后，在上面用白灰砌几层围平砖，用胡绩砌墙(土坯)，那时的胡绩很抢手，我们队里的杨还堂，杨福堂，郑同身等一批年轻人是队里出了名的打胡绩好把式，他们打的胡绩又快又结实，又有技巧，不管谁家盖房，都离不开找他们打胡绩，不但好吃好喝款待上，每天给一盒支烟，还按胡绩数目付工钱。

打胡绩是个技术活，要打好胡绩，首先要找没有沙质的黏土，我们村盖房打胡绩，都选在城墙根，事先，用镢子把城墙上的土刨下来，整理后挑水引透，几天后，带上胡绩模子，杵子，垫板，铁锹，草木灰，来到场的第一件事是，先平整垒胡绩的根基，平整好根基，下一步用铁锹将土反复倒腾，拌到黏土的干湿度要恰到好处，放一块比胡绩模子厚实大的底板，胡绩模子放到底板上，在模子里撒上防粘连的草木灰，把模子里填满土，双脚尖往前一踩，双脚后跟往后一踩，再一脚从中间一踩，将土踏复下来，双手抓起石锤柄，由中间至两头捶十几下，一个胡绩就做成了，两手从底板上把模子扶立起来，上手掰开模子，两手掌夹起胡绩下部，轻轻提起，紧接着左手托起胡绩立面的底部，右手护着胡绩立面顶端的隔板，两手同时用力一提轻轻一转，使胡绩背面朝外，心面朝人的怀里，端着放到胡绩垛上，将隔板取下，摞成墙使其通风快干。

然而，随着九十年代现代农业机械化的迅猛发展，这种传统的劳作方式逐渐淘汰，甚至连相关的劳动工具也几乎销声匿迹。现在农村人盖房都用钢筋，水泥，砖块，曾经风光一时的胡绩再也见不到了。

七十年代，以李银良，郑小狗，石冬卯，亢所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二代泥瓦匠，他们能吃苦，出手快，技术高，能出活。他们在大队的支派下，每年春夏秋三季从事瓦工，承揽着对外承包建筑工程任务，秋收农忙时节被大队抽回忙乎农田，还承担帮助村里个人建房，及外出邻村建房，他们信誉极好，美名远扬。

郑小狗个头不高，临小细巧，识图掌尺，技术全面，还有聪明的头脑。八十年代，公社为满足城镇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需要，决定在西门外王家围路北位置建一座人民舞台，经召标，郑小狗应标承览了这项工程。他带领了数名泥瓦匠及各它工程人员，圆满地完成了舞台的建筑。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石冬卯，人高马大，膀大腰圆，干活出手快，有过硬的技术，砌墙把角是他的强项。而且讲信用，重质量，不糊弄人，不施泥带水，不挑吃，不挑喝，非常有同情心，理解农村人盖房不容易，知道帮助东家节省材料，能用上的尽量用上，那怕是一块砖头也不糟损。

亢所虎，七十年代未，公社组建建筑工程公司，亢所虎为瓦匠头，率各村数名瓦工或其它工种数十人在此效力，成为了该公司的半壁江山，他在108国道五大队瓷砖厂对面的路边修建了大影壁，拼出了精美的宣传图案。得到了路人的赞扬。1986年，在他主持下承包了原平县前进街路南的粮食大楼，听说修建大楼时技术员放线后，他一眼看出了误差，经重新测量误差几厘米，令人叹服。在当时，他所建造的大楼，造型美观，质量上乘，羸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写着写着想起了李银亮喂猪一事，七十年代初，李银亮响应国家号召，与社员们一起参与到大力发展养猪的热潮中。由于常年累月在外做活，养猪喂些泔水拌粗糠，吃不上有营养的鲜野草，结果喂了一年，猪也没长大，肥也没攒下。越想越生气，过年时专给猪圈上贴了一副对联:喂猪一年整，杀肉整十斤，辛苦糠列外，赔本十三块，灰猪，灰猪。说着银亮贴对联，又想起张所有过春节时街门上贴的对联了，由于张所有不识字，大年下贴对联时，竞把猪圈上的对联贴到了街门上:猪羊满圈，骡马成群，把厨房门上的斗方贴在了厕所墙上，厕所墙上贴的斗方是:对酒当歌。

六，七十年代，国家号召多养猪，多积肥，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三年政府要求一人一猪，社员普遍家家户户都养猪，队里按养猪出槽率给养猪户发猪饲料，养猪是家庭中最大的一笔富业收入，当时，国家(通过公社食品站，每年向生产队下达生猪派购任务数，家庭喂养的猪政府免费打防役针，猪长到120斤以上，卖猪时拿上针票交售给食品站，能得到大几十块钱，为了鼓励社员多养猪，国家，生产队对上交任务猪的还补发给布票，肉号。猪粪又是重要的农家肥料。通过猪粪积肥还能换取工分粮增加收入。这在当时对于一些会喂养猪，一年出槽好几头猪的社员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劁猪匠是当时走村串户非常吃香的手艺人。他们专门上门为刚买回来的猪娃做阉割手术，凡是需要育肥的猪，买回来的猪仔必须经过阉割，阉割猪仔是有时间性的，猪娃长到四十天是最佳阄割时间，阄割后的猪娃野性消失，就会变的温顺，能吃能睡，从而容易长膘，肉味香，不阄割的猪，长大后会分泌一种非常难闻的膻味，这种气味很难通过烹饪去除掉。食品公司也不予收购。

五十年代初，俩名靠劁猪技术活谋生的劁猪匠从河北一路走来打拼到山西崞县，“技能是专业手艺人的立身之本"。他们凭借自己的精湛手艺，走门串户，服务上门，他们不仅技术高超，还深谙猪性，猪一见刀具就会嚎叫，而他们却能稳，准，恨地完成手术，被村民们似为″通灵性"的能人。他们细致入微和专业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那个通讯手段相对落后的年代，通过人们口耳相传的方式，他们的手艺很快地在崞县周边逐渐扩大影响。

经过考察，他俩瞅准了崞县城这片黄金宝地，落户与仓街村。段笑峰住在了临街紧挨文庙街路口处的大院内，段六全住在与他家斜对面的临街大杂院内。开始了他们的生涯。

这种行业之间有严格的行规，比如，″不抢活"，若听说某村已有师傅在做，即便认识，也会主方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二人通过协商确定了各自的工作场地，崞县城以北，河东以东的村庄为段六全活动的地盘，城南至西山各村为西为段笑峰活动的地盘。

这种活累脏，可收入高，劁猪是季节性活，春季是他们最佳的阄割猪娃季节，俗话说:″正猪腊狗"，因为农户多在春季购入猪仔，年底出槽。在那个落后的通讯年代，每年到了正月阄割猪娃时期，他俩分别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扎一条红布条，按照和村里乡亲们通过传话提前约定好的时间来到村里，当村里人看到就会上前接应，然后就扰村吆喝起来，劁猪娃的来喽！劁猪的来喽！谁家买回了猪娃需要劁的人家听到喊声，都会出来回应，通常在劁猪时，总能听到猪们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村里的邻居有哪家需要骟猪听到这个声音也会起紧过来，缴请骟猪师傅过去给自家猪骟。他们挨村逐户从早到晚不停歇，处理完一家再处理另一家，养猪人家多，通常一个大村需要来好几天，按照顺序排列处理完一个村，再到另一个村。

我家喂的猪，通常找段六全劁割，只见他跳进猪圈，走近小猪，猛的一下提住小猪的后腿，提出圈外，从腰间皮夹内掏出个心型的长柄小刀，迅速地在猪肚皮上刺一小口子，再用刀柄末端的小勾子勾出小猪体内的肉链子，他们手法迅速，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抄起腿顺手又扔回猪圈，可怜的小猪从抓起至劁一直在不停的嚎叫着，直到被扔回猪圈找个旮旯慢慢恢复罢了，小猪皮实，几天工夫在主人的精心护养下，伤口就愈合了。

那时侯，劁阄猪仔，公猪3毛，母猪5毛，劁阄后母亲给人家钱，人家说:本村人不收，母亲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到了腊月，母亲找到粉粉，(六全的老婆)，用线绳量了她家水瓮盖子的尺寸，用高梁杆串了啪啪，送到她家，以示心意。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技艺并不仅是劁猪，还骟牛马，生产队养的骡马，为了好驾驭也要阄割，劁猪匠曾是一门不可或缺且颇能赚钱的手艺。

段笑峰，段六全的劁猪骟牛马技术，成为了邻里间羡慕的对象，不仅为村里人提供了方便，还为队里做着贡献，同时也赢得了村里人的爱戴，乡亲们的尊重。

在仓街的这片土地上，流传着两位劁猪匠的故事。这门手艺虽然都流传到他们的后人手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风靡一时的劁猪行业也渐行渐远，消失于历史的烟云深处。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要求。

在农村，建新房，娶媳妇是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大队社员都能吃饱穿暖了，过时过节也能吃到白面了。一个普通男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加上粪工能赚四百多元左右人民币，劳动力较多的家庭纷纷批地基，盖新房，开始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半导体收音机，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农村人建房娶媳妇办大事用钱，还得从嘴头上慢慢积攒，建一座房子要准备几年，才能盖得起房子，还得寻亲朋好友借钱，那时侯建房都是瓦房，用得是:柱，檩条，柁，椽子等木料，建一座房子，一切准备好后，才请泥瓦匠根据东家定的尺寸，结合木匠，开始挖根基，做好地基后，木匠进行立架，上梁，架柁，房架子做好后，泥瓦匠开始砌围砖，砌好围平墙，到了起墙的这一天，村里和东家有来往的人听到后都会来帮忙，那时侯帮工只吃三顿饭，不要工钱。我们队里的泥瓦工多，来帮忙的大都是泥瓦工，东家只能委派信得过的威望高的泥工师傅进行安排。

当年，各自被村民请去能独当一面的老一代瓦工有:樊卯科，张楞虎，周恩，张怀龙，邢天才，李贵文，李银亮等这些工匠们技艺高超，吃苦耐劳，还经常被外村请去建房，信誉极好，美名远扬。

起墙后，木匠在檩条上用钉子定好椽子，在前檩条椽子露面的地方铺上用废木板劈成的木条及枝条，在紧挨板条后面铺上一层苇连，就能压泥了，压二次泥干后，就能选日盖瓦了。

盖房称瓦房，到了瓦房的那一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甚至全村的人都会来帮忙，自家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营生过来帮忙，建房的人家都会用薄记着，以便日后还工。瓦房的这天早上，天刚亮，院子里一下子就来了三四十号人，有的是东家请来的，有的是主方过来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角色带着准备需用的工具前来帮忙，女人们是忙呼做饭，忙忙碌碌的东家满脸笑容就上前打招呼，就给来参加帮工的每人发一合烟，泥匠大师傅结合每人的特征，开始分工，担水的，和泥的，和白灰浆的，搭泥的，浸瓦的，及房上打泥，摆瓦，倒灰，将泥的等一一作了安排，干活时，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作，默契配合，井井有序，为了赶工，中午时分，东家从付食品门市上买回光奎，三尖，饼子等食品，在不误工的情况下，大家各拿上自己爱吃的，有蹲着，有站着的，拿着就吃，吃完接着干……，通过一天的紧张劳动，离阳婆落山一杆子时分合笼口了，爆竹声声，人们欢呼的庆贺着，随着下架后的大师傅们也洗了手来在东家住的宅院，院子里的桌子上，长长门板上摆放着山凉拌山药丝细粉条，凡是参与帮忙的左邻右舍和望瓦笼看热闹的人，都参与了大会餐，热菜是猪肉白菜炖粉条，炒豆腐，吃食有:饱子，花卷，馒头，油炸糕，喝得是纯粮白酒，很难忘这狼吞虎咽，划拳热闹的场面，天色不早了，人们才陆陆续续的离去。

房子的主体工程算完工了，真正的搬里去还有好多劳作，垒烟囱，砌马头，砌窗台，抹外墙，内墙挂白，垒土坑，砌祸台，铺地等泥瓦工活完后，还有木匠安门窗，吊顶棚等许多活需要做。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困难，家家盖房都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无论找到谁，没有推辞的。就因为互相帮衬，很穷的人也能建起新房，也正是这样的互相帮衬，人们才携手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几十年过去了，七十年代乡亲们之间不计报酬，互帮互助的友好情谊，还是很让人怀念。

改革开放后，建筑和工程领域走向私营，个体开放，那些头脑灵活，交际广泛的泥匠，拉起了包工队，承包建设政府工程和机关单位建筑程建设，成了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包工头，赚了个盆满钵满，成了继万元户后，又一群发达的群体。

七十年代中期，每年公社都要召开学大赛誓师大会，大动员，表决心，定目标，组织男女老少社员上马平田整地，我们大队以西沟河取崖垫地为工地，工地上搭建了工棚，垒了锅灶。每天凌晨5，6点钟，大队院里的高音喇叭里一阵清脆的号子声，划破天空，打破了乡村的平静，队长王香牛吆喝声人们出地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穿好衣服，带上铁锹，干粮，匆匆忙忙赶往工地；四，五里的路程，到了工地，天刚蒙蒙亮，人们把带的干粮交给看工棚的社员，就进入工地了，工地的崖头上面插着红旗，崖下一派热闹景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社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只见挖土的挥舞着镢头奋勇当先，挥汗如雨，装土的手拿铁锹上下翻飞，挑土的你追我赶，推车的争先恐后。

地处黄土高坡高寒地带，冬季特别寒冷，黄土地上的冻层越来越厚，一镢头下去，只能刨个白印，为了对付冻土，社员们创造了掏空取土的方法，冻层下面的软土层取走，崖上面的冻层就会掉下来，对于掉不下来的，两个壮劳力上去，一人稳住钢钎，一人用大锤砸，砸出一条缝来，冻土就掉落下来了。在这种智慧与力量交织，热情与干劲的并存中，一个个土崖与坡梁被削下去了。沟壑被填起来了。但有时会有很大的危险，不注意会被掏空的冻土块掉下砸伤。我大队亢三就是在71年冬季西沟河削崖垫地中，被掉下来的冻土块砸中，不幸不幸身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把西沟河荒滩地改造成良田，社员们起早达黑，不辞劳苦，他们除了学会掏空取土法以外，为了提高劳动效益，他们学会了用硝胺炒炸药，打眼放炮，在轰隆隆的巨响中，四周烟尘弥漫，一大片土崖瞬间变力一大堆土。

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早上出工时，社员们把吃的干粮带上，队里在西沟河崖上搭建工棚内设有锅灶，劳动一个多小时后，炊事员送来稀饭，早餐约30分钟，立即开始劳动，中午工地上吃饭需40分钟左右。太阳落山收工，回家吃晚饭，但要碰上检查，要加晚班，干到天黑才收工。那段时间，还得向公社汇报劳动进度和参加人数，劳动时间，公社干部经常下来到各工地抽查检查。

原马路北的西沟崖四号地由于坡度大，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造成不保商，不耐旱，等因素。为了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增强抗旱农力，促进粮食增产，稳产。74年秋收刚结束，在大队的统一号召下，展开了开膛挖肚，取高垫低的冬季农田改造大会战，

工地上红旗招展，一个大队，两个小队在挨着的两块工地上展开劳动竟赛，每个小队分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五六人搭配组成，社员们用铁镐，铁锹把坡上表层的熟土先堆到两边后，从中间开壕取土，用铁镐将土刨起，其过程是挖土，装车，推车，倒土，男壮年用镐刨起土，小伙推着平车，老人和妇女手拿铁锹装车，倒土有讲究，平车不挡后板，挡着前板，装车的时侯，车要辏的平一些，或者干脆车辕摆在地上，车尾巴起，好装土。车装满土，架辕的扶好小平车，屁股撅起，两臂用力，再用力推起。车子两边分别两个女青年帮着，架辕的推着车子惯性跑起来，推跑到坡地边，就是洼，快到地洼边了，两边帮车的人撒开了，推车的猛的停车，辕条用手往起一抬，停住走，车里的土由于惯性就全倒出去了，顶多再颠一颠车，车上的土就会干干净净的。

社员们每天8点钟左右出工，冬天天短，为了节省时间，中午不休息，下午5点前太阳落山收工后回了家一并吃饭，旧日农村人普遍都吃二顿饭。顶风冒寒，艰苦奋战，当时有的社员认为，已经种熟了的土地，经过这么一折腾，整块地至少一尺以上的地面上变成了生土。三四年影响庄稼成长，现在想起来，这是长远大计。虽然当年受了损失，但是造福了后代。通过取坡垫地，平整土地，由过去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高产，稳产田。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强了农业抗旱能力。

为了赶进度，队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白天突击队员们随社员一起出工，一起劳动。吃过晚饭后，突击队员们继续夜战，并分组展开劳动竞赛，每组5至6人，男女搭配，刨土的，上车的，拉车的，每组挖的立方按壕的长x宽x高计算，那个组夺得第一，流动红旗就插在那个组的工地上。他(她)们顶着寒风，刨土，上车，推车，帮车，每组的男女青年相互协作，相互鼓劲，脱掉棉衣，轻装上阵，你追我赶，一个个满头大汗，推跑着将装满车的土一车车倒入坡下最低处。当年突出队表现最实出的青年队员，男队员:任利如，亢所虎，樊二官，李兰田，亢更生，張长江，石冬卯，乔天宫，亢海龙，唐瑞东(知青)，高永安(知青)等。女队员，杨存风，杨玉萍，亢美婵，李素风，姚风英(知青)，罗青平(知青)等。那种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力争先进的政治气氛至今激荡心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了工程进度的一天天加快，土坡一天取低，在没有机械设备，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取坡垫地，在神州大地上编织起纵横交错的水利网，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一曲改造山河面貌的壮丽诗篇。

″时光如梭，沧海桑田"。农业学大寨运动己经过去60多年了，往事如烟，当年开展轰轰烈烈地造田，建水利，状观场景仍历历在目。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即改善了农田基本建设的辉煌，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回忆。

崞阳三大队坚持″以粮为钢，全面发展"，1974年，任村科研技术员王成生，领料着年轻妇女们，在上王村前的瓜仓种植的棉花采摘棉花。

74年冬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公社又提出学习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经验，要求各大队办政治夜校，成立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开录，根据公社指示精神，以小队为单位成立了政治夜校，每天社员们白天劳动，吃过晚饭，各小队队长按选定的活动场所，组织社员开展理论学习。(二小队的政治夜校活动场所设在二小队场面上的公房内，屋内设有土坑，冬季烧柴暖家)

大队党支部在抓办政诒夜校的同时，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委派当时任革委副主任的任明德为宣传队负责人，

我们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活动场所设在村里的会议室，宣传队的成立，首先通过导演，编剧，选择爱好文艺，并有文艺特长的人才，

张向军，酷爱文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早年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文工团工作，受过专业指导，在文工团谱写过好多曲谱，是个难得的文艺人才。

王拉锁，他酷爱文学，中师毕业后，曾是一名语文教员，他是编剧高手，既能写出结合实际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剧本，又精通各类乐器，悟性极高，无师自通。善长各种表演，64年在编写反映农村体材演剧中(三句半)，单口快板(大寨大队干部贾进才三战狼窝掌，带头凿石铺路的事迹)等，表演时的手势呀，表情啊，深受人们喜爱，套句现在的流行语讲叫真正的接地气走群众路线的表演，在崞阳大礼堂演出时，好评如潮，掌声不断。

随后经张向军，王拉锁着手物色人选，从队里挑选那些爱好文艺，嗓声好，心里素质好，有表演天赋的男女青年，有北京和本地插队知青，还有当时本队的在校学生，在张向军，王拉锁的协助下，组成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宣传队。

在下仓街知青大院前的大队会议室内排练，出与对文艺的热爱，队员们早早吃过晚饭就来到知青宿舍，等待着排练，热情好客的唐瑞东，高风芝，高永安，张瑞芬，每到晚上，她们住的宿舍，本来一间的屋子，前来排练的队员们站了满满的一地，肩拼肩，脚碰脚，熙熙攘攘的人们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但她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恕言，当听到结合哨声时，大家争先恐后从各个宿舍跑出，参加排练。

为了让大家尽快地正确掌握音准，唱法，王拉锁把编写的各首歌曲节目单，让我交与邢福寿制板，用蜡字刻出，经油印机打印出来，发给每人一份，由张向军写在黑板上一字一句都大家唱……。

张向军对表演技巧要求严格，为了让每个队员练好每个动作，说好每句台词，他总是不厌其烦的热心辅导，比如唱时站立姿势，要求，昂首挺胸，唱时眼光要最大限度的望向观众，当一个演员说台词时，别的演员不要有动作，以免干扰观众观看正在说台词的演员的表演。一个动作要反复地做，直接做到位，做到家。

由于我们的条件太差，乐器，服装，幕布，等导具太差，经张向军牵线搭桥，与邻街的崞阳农具厂两家合并组成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和农具厂的贺玉来为宣传队领导，一切乐器等都由农具厂提供，包括乐器人员。第一个出场的节目是大合唱，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学大寨为教材，我们人员整齐，动作一致，声音宏亮，唱出了学大寨，在挖河泥中，人们不俱严寒，在冰冷的河水中那种战天斗地的奋战精神。我记得:歌词是:同志们哪，用力挖哪，千斤的重担挑在肩……，

王拉锁和刘秀兰扮演的老俩口，用压糕面的调唱的，月呀，亮呀，满呀们，满呀们，满天星们，依木呀合嗨，咱二人出门哎就去拾粪们的柳叶青，走呀，走呀，走的快，快呀，快呀，快如飞，那是依呀嗨……，抽早晚时分，出门拾粪的生动场面。唱腔醇厚，声音绝好，就走就唱，情不自尽的动作表情，蠃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由王虎梅，王美青，表演的二人台，毛主席召号咱农业学大寨，大寨红花啊就遍地开，花呀，花呀，哎花花花……她俩配合默契，声音一低一高，面带表情，满场飞舞，活龙活现，礼堂内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改翠的报幕，清唱(龙江颂)里江水英唱的″担重任乘东风急回村上，而对着波浪翻滚的九龙江……，一次次独特的清唱，蠃得了台下阵陈掌声，农具厂的舞蹈，张长江，罗青平的二重唱，山也笑，水也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航程，形势无限好啊…一，樊增寿的电影闪闪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王拉锁，刘秀兰的老俩口同年那五十八们那哈……，王拉锁的单口快板:"西门豹巧斗河神，三句半等等节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喜悦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仓街村老一代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仓街村人爭光添彩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

七四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平县委的口号是:一年达″钢要"，二年过″黄河"，三年跨″长江"。亩增百斤粮，总产四亿斤，做出新贡献。

在县委的号召下，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当时任崞阳公社书记李志明，主任丁虎拴，在三干会上讨论时，书记杨开录没到场，(我当时任革委副主任，让我代他参加了三干会)，会上要求各大队书记表态，拿出增产的计划方案来，三大队陈家崖以下为数不多的土地，依靠水量不大的南韩水库有限的浇灌，庄稼最多只能浇两次水，远远不能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导致粮食亩产很低，当年亩产能过″黄河"(200公斤)的村队很少。为了达到上级提出的目标，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須要打深井，但当时队里很穷，根本拿不出几万块钱来打井，怎么办？

三干会后，经支委会革委会作出陈家崖打井的决定:得到了在三大队蹲点的公社革委会主任丁虎拴的合理化建议。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土法上马，人工打井，经过堪查，陈家崖下有一片底洼河滩地，每次大雨后，滩洼里都会存一些水，很少时间也干不了。即时没水了，下面的地也是湿润的，杨开录书记和村里老人们认为，这块地下面可能有丰富的地下水，于是决定在这里打一眼大口井，解决陈家崖以下这些田地的浇灌，这个方案上报公社后得到了公社大力支持。

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开录，委任革委会副主任任明德为打井队队长，于是由我带队挑选队员，选出了打井筒队员，石冬卯，苏香金，亢所虎，杨全卯等，完成了打开筒任务。

由14名青壮年组成的打井队成立了，选择在陈家崖下的河滩地傍打了土墙，搭建了一间座西期东的土屋，屋内垒了锅灶，栽上了电杆，通上了电，开始备料，打井桶，完备后，用铁管搭起了三角井架，从其它地方借来了滑轮，倒链，钢丝绳，水泵等配件。打井队按人员分成二个班，我带一个班，民兵排长张长江带一个班，实行二倒班制，每个班7人，一个开卷扬机，其他队员除上面护运井峝，倒挖出来的土外，轮流下井作业，大队派亢福才住在工地，为打井队员们做饭。开始了人工打井。我们班人员有:亢所虎，赵长胜，郭海成，杨全卯等。队员们靠人力滚动把井桶运到三角架中间，从井桶内开始均匀往下挖掘……。

土法打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开始几天还挺顺利，每个班能下一二节桶，当打到水层时，井筒下出水量逐渐增大，半个小时就得抽一次水，人们只能穿雨裤雨衣在下作业，井下又潮又湿，挖出来的都成了泥沙碎石，两条腿泡在水里冷的尽骨，背上出的汗流不出去，干一会儿浑身都难受，井口上的兄弟们一个劲地喊，快上来吧！当一个队员上来时，井囗边站满了抢着下井的人，谁都争着要下，亢所虎一边往前挤，一边喊，你们谁都不要争，我下，紧接着换上了我脱下的雨衣雨裤，抓好绳索，小心翼翼地站在筐内慢慢送往井下。井下很快传来洋镐刨石子，铁锹铲泥石的声音，一筐接一筐淋着水的泥沙从井口拖出来，井上面的人把拖着泥水湿淋淋的筐摘下，挂上另一只筐吊下……。

每下一节筒，水流越大，打井的人盼着水大，大家越干越有劲，人不停得挖，水不停得涨，超了膝盖就得抽水，这样连续几个班倒，泥沙越挖，出水量越大，就挖就抽，一阵就的换人，人们穿着雨衣雨裤，聚集在筒缝里的水像水管一样从四处往下灌，淋的满头满脸，连眼都挣不开，不停地换人，想不到的困难来临了，越挖水流越大，井筒底下的流沙不停地从四周往里涌，由于地下结构层都是流沙石，井筒受处界的冲力挤压，开始向一处倾斜，你一挖流沙就会不停的涌入，顺着泥浆冲力倾斜度就越大，己经打到沙石层，井筒四周沙石不断脱落，外层的挤压力把井筒挤破，大量泥沙涌入井中。已造成部分井体坍塌，如果再挖下去，井筒内操作人员就会被泥浆埯埋，已经威胁到生命危险，己无法再进行挖掘。

费了好大劲，却打出了一眼废井，有些队员们灰心丧气，但支书杨开录却信心很大，一直为大家鼓劲……，一定要把这眼井打成。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认真考虑后，分折了上一眼井的失败原因，重新制定了新的方案:首先从井筒的质量开始抓起:为了应对井壁外层带来的更大水压和地层下泥石流的承受压力，确保结构安全和长期使用，井筒井壁水泥混凝土在原来的基础上普遍加厚5公分，由原来的河卯石改为石子。

为有效地防止井壁开裂或变形，提升井壁的抗拉和抗压强度，井壁中钢筋从原来直径为6毫米的钢筋改为8毫米，由原来的6根立筋增加到8根。

井筒重新做好后，在同一块地边又选择了新的位置，启动了二次打井工作。结果笫二眼井的效果和第一眼井一样，这里地下流沙层太厚，地层不适合打大口井，这口井又被报废，只能选择放弃。″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二次的失败，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后经过垦查，这里地形只适合打深井的条件，选择了打深井，打了深井，造福了人民。

1975年12月31日父亲退体，我顶替上班。七七年参军到部队，复员后又回到工厂，从那时起，我对生产队所发生的一切了解甚少，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也陆续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但很多社员还都是住在土改时分的房子里，一家五六口挤在一间窄壁的屋子里。家里子女不多的在院里挨房子旁建间房屋居住，许多家里子女们多的还是住不开，但最大的问题是有的社员连建房的房扯都没有。大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政策规定，农村社员建房不可占用农田耕地。队里把村中日军侵华时被轰炸后房屋坍塌未恢复的(三清观，弥陀寺，旧日的粉房，小寺庙路东，上下仓街丁字路西)的空闲地批出建了房屋。到了八十年代，公社干部陈补增，屯瓦村人，户口迁来我队，急需建房，与公社打了召呼，将南城墙下批了宅基地，从农机站派来推土机驾驶员，用推土机将中南门城墙西侧推开一个大口子，将南城墙外的池壕堰垫起一部分，挨城墙边盖了房屋，扩展了面积，这样一来，大队决定将南城墙外地段上的所有土地批给了三队xx户社员做房扯。

有了房扯，社员们拆老屋，买材料，那时，建新房拉石头做地基又防湿又比较省钱，因此，许多人家房体一尺多以下全是用石头砌墙，一公尺以上才用砖块，房梁和柱子都是水泥钢筋浇铸，房子房面都是用6一7公分粗的红纤圆木做椽子，椽子上盖上芦苇编织的苇帘，撒少许麦秸及稻草，抹上泥，铺上瓦，安上门窗……。房屋中间为堂室，两侧为卧室，堂屋后面隔一堵墙，留有后窗户，垒有灶台，半间的厨房，半间做蓄藏室。

当时盖房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盖房的人家很少，都是今年你借给我，明年我借给你，大家互相帮衬着建房，因为那时没有房贷这回事，九十年代后，建房都是用混凝土浇铸现浇房了，很少见到这种砖混结构的材料房了。

就这样，逐渐地靠村子南面，北面，保和门北面的西城墙都被推土机推平，批了房扯的社员在上面建了新房，昔日的古城墙除了留下三个残缺不全的城门洞，再也见不到城墙了。仓街村的村扯就这样比原来扩大了约有三分之一大的面积，城中村的仓街村再也见不到城墙了。

时光流逝岁月沧，昔日少年今日翁；

日子虽苦情珍贵，风风火火共度日；

古槐树下来聚集，说说笑笑去上工；

壹路洞前话语多，聊聊村里新鲜事；

如今村中大变样，抬头不见城中墙；

故园风貌今已改，唯有街名还记取；

新街难寻旧时踪，只在梦回记忆中。

前后的二十多年时间，生产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1979年，中央下达了1号文件，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制度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户，农户可以自己经营土地。农业生产队集体经济体制也就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生产队又正式恢复为仓街村。

"大集体""生产队"已成了历史，但我们不会忘记三队的全体社员在历届村干部的带领下，把队里七高八低的荒滩地，坟滩地，耕地整的平展展的，打井，修渠，大建浇灌水利设施，旱田变成了旱涝丰收的稳产田。为村里干了一件又一件的好事，他们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们辛勤劳动的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基石。

历届大队书记:高友才，安保月，郑德，邢贵书，姚保绪，刘官武，杨开录，樊田田，王所才，刘月寿，王香牛，

副书记:樊田田，任明德，

大队长:杨存绪，乔二旦，杨四旦，

革委会主任:刘官武，亢肉，王香牛，樊田田，王毛肉。

民兵连长:亢全礼，亢肉，苏香金，赵长胜，刘月礼。

妇联主任:石爱香，姚风英，王官娥，

团支部书记，杨开录，姚爬鱼，任明德，姚军钰，刘秀兰，

治保主任:杨四旦，刘官文，郑翻身，

贫协主任:樊铁旦:疤润官，

历任生产小队长:樊铁旦，杨丑拴，杨根心，杨开录，王毛肉，李贵文，王贵庭，杨所寿，樊二旦，亢全礼，苏香贵，王顺喜，王存才，亢福才，王香牛，任明德，王田寿，

政治队长:王毛肉，王顺喜，

副队长:亢福才，任利如，田建民，

妇女队长:付润梅，郑记春，付水鱼，石爱香，姚风英，杨存风，亢海风

大队会计，亢加羊，姚存理，张金鱼，王所龙，

小队会计，石田田，刘宽云，姚德录，刘俊堂，

保管员:王巨财，杨玉喜，郭富增，安恩恩。

电工:亢全礼，王顺田，张向军，

人民公社的时代已逝，但它留下了深远的物质基础与精神遗产一一自力更生，无私奉献，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信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岁月不绕人，以往的事情好像在昨天。其实我还是很怀念生产队时期的那段生活的。不单单是它记载了我的青春，还有哪生产队的劳动成果。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受益非浅，难忘与我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三大队父老乡亲们对我的关怀厚爱。在这谨借此文向他(她)们表示深情的谢意！

我出生在仓街村，成长在仓街村，是土生土长的仓街村人。和仓街村有着深厚的感情，2024年我加入了三大队微信群，闲聊中，经常在群里忆起在村里时的这些往事，王所龙提出:让我写写三队的历史，我对三队以前的历史和长辈们在那艰苦岁月里创业的事了解甚少，自己又文化薄底，在加上记忆力衰退，实在难以动笔，我思量再三，通过群聊回忆了解，共同完成三队集体时期的这段历史记忆。把大队时期留给乡村的这些宝贵遗产镌刻在这块土地上，让日子越过越好的仓街村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他们，感谢他们！

任明德

202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