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云斋闲话》苦乐年华

许嘉鸿

人一上了年纪，便会有各种对旧时光岁月的回忆。这回忆，不受控制，一有闲暇，便不断的浮现。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交织着，碰撞着，链接着过去与现在。

当岁月的痕迹无法抹去，它仍在岁月的链条上灼灼发光时，我想，这便是记忆深刻的事了。

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除了对土地庄稼的记忆，剩下的就是吃和穿了。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吃和穿的记忆也最深刻。

有时侯，一个岁月中的变化点，也会让记忆伴随终生。

1971年的秋天，那年我十六周岁不足，虚岁十七，正是身心不安分，荷尔蒙爆棚的年纪。

在生产队里，我仍然算是半劳动力。为了改变身份，我便想着要当整劳力，要一天挣十分工。要改变家里年年欠生产队口粮钱的现状。

当时，在生产队里，整劳力的标志就是能单拱车子上东岭送粪。一推车粪的重量不一样，牛粪类的约四百来斤，猪粪类的约近五百斤左右。

一人一车，单拱上岭，车子是独轮的，车架两边各有一个粪篓，非常富有挑战性。

村子的东面是东岭，村子前面是南岭。村里共有八个生产队，一二三四生产队的地大部分在南岭，五六七八生产队的地基本上在东岭。村西还有一片水沿地，村北一片河套地，各个生产队都有。

南岭的坡略缓一些，东岭的坡较徒一些。我家在第五生产队，所以送粪就是推着装满粪的小推车爬东岭。

第一次争送粪的活，我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我要当整劳力，二是秋天送粪的小推车，谁送粪归谁管理，车子收工后可以放在自己家里。三是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整劳力。

能争来单拱车子送粪，也是因为这个活累，没几个人愿意干。加上三秋大忙季节，劳动力不足，小青年愿意干，队长自然高兴。

我记得当时上东岭送粪一般是上午，下午各送四趟，送完两趟时休息一会，再送两趟后放工回家吃饭。

我为了能成为整劳力，开始送粪时，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我要成为家里的整劳力了，我长大了。当时，能为家里多挣工分，是我最大的动力。

送粪开始了，推着满满的一车粪，平行走个三五百米后，便开始爬坡，每上一步都会用上全力。稍一松懈，小车便停了，稳不住还会往后倒，往一边歪。推车子这活既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带动小推车往前走的主要动力是套在肩颈上的车绊，腰腿，肩颈协同带动车绊，车绊牵动推车，缓缓前行。

后来年龄大些的告诉我，爬岭不能走直线，要走之字线，要稳住气息，不能急，一步一步地稳步行走，才省力气。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终于在送粪的过程中掌控自如。一连三天的考验，在评工分时，我被列入了整劳力的行列。而且单拱车子送粪每天能挣十二分工。在生产队里和我同岁的四个男性小青年中，我是第一个成为整劳力的。

母亲当时是极力反对我单拱车子送粪的。几次劝我，你还小，身体还嫩，还要长身体，干这么重的活，会压的身体不长了，等等。

在哪个时侯，母亲的话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我觉得，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心思，只要我能单拱车子送粪，这小推车便归我优先使用。当生产队里分了地瓜，我便能第一时间推回家。

因为之前，由于家里没有整劳力，毎当生产队分地瓜，是我最头疼的事。母亲知道下午分地瓜，总是上工前捎上两三条破麻袋，地瓜分好后，装在麻袋里，求张三给捎一袋，李四给捎一袋。每当这时，我便要给我家捎地瓜的这人拉车子。先帮人家把地瓜送到目的地，才将自家的地瓜送到地方，然后拿上麻袋返回，继续装地瓜，再求人捎带。

毎次将分到的地瓜运完，我家都是最后。当我家运完地瓜时，快的人家已经切完了瓜干。所以当我家切完瓜干晾开后，往往已经是深夜。

现在，我自己成了整劳力，生产队再分地瓜，我就不用求人了。连车带篓，现成方便的使用，一举两得。

第四天，上二道岭送粪，还是单拱。

因为一连送了三天粪，便开始播种小麦了。那个时候种麦子是用耩子。

耩子就是小型播种机，人畜共同操作。耩子有两个木漏斗，一个漏种子，一个漏粪，底部是铁制的犁头。两条长长的木杆搭在牛背上，前面一头牛拉着，后面的人扶着耩子不停的晃动，旁边还有一人斜挎着装满粪的筐，用碗一碗一碗的将倒细的粪倒在漏粪斗里。这样，种子和粪一起就埋在了地里。

继续说送粪，二道岭，是比东岭更远的岭。到了地头，便要顺着墒沟往塇地里拱车子。

有心眼的人知道地的状态，提前走在前头，到地方后先把粪倒在第一堆。后来的便要往远处倒，越最后越远，费的力气越大。

二道岭的这块地是个岭坡，越往坡上走越费劲。我经验少，没有跑在前头，所以粪堆便比别人远了几十米。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几十米，如果是平地，多走几十步的事，无所谓。但这是刚耕过的，准备种麦子的塇地，而且还是上坡，这就需要你拼上全力，加上一股猛劲才能推的动。

我拱腰蹬腿，斜着身子，拼尽全身力气，憋着一口气，朝前猛冲。

这个时侯，意外发生了。我正冲着，嘭地一声，车绊断了。我也一头拱在了地上。小车倒是没有翻，只是我的头拱进了小车底下。这惊险的一幕，现在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万幸的是，除了满脸的土，我竟没有受伤。

后来分析起来，除了幸运，还因为我当时身体与地面形成的角度有关。当时我用尽全力拱车子，身体的倾斜度几乎与地面平行，车子前行，我的脚也往后滑了一下，才结结实实的趴在了塇土地里。否则，我如果碰到小车的车架上，头破血流都是轻的。

这惊险的一幕，被扶耩子种麦子的韩大爷全程看到了。

韩大爷以前干过村里的村长，后来叫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文革前期被红卫兵夺了权，后来成立村革委会，又被结合进了革委会，成了村革委会委员。也算是大队领导干部之一。

″嘉鸿啊！明天别送粪了，跟我扒粪起吧！"

韩大爷虽然不是生产队长，但在生产队说话还是很管用的。第二天，我便加入了韩大爷这个耩麦子的小团队。

团队一共四个人，一个扶耩子，一个傍牛，两个扒粪。我是扒粪的一员。

虽然扒粪也不轻松，但比单拱车子送粪要轻快的多。工分每天十分。比单拱小车少了二分。

扒粪除了力气，还有技巧和判断力。从这堆粪到另一堆粪之间，要均匀地用碗将粪倒进漏斗里，不多不少，正好接给下一位，也是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一开始没数，不是粪不够了就是剩下了，两三趟之后，便自如了，轻松而有规律。韩大爷说我是个扒粪好手。

那年从秋分开始，整整一个月，才将生产队里该种的小麦耩完。种完小麦，天气也冷了，进入了冬天。冬天，又是另外的农活，只是我算是正式的劳动力了，无论干什么活都是十分工。这类似于现在的职称制，你是什么职称，就拿什么工资。也是在这年，我在生产队里当了记工员。

记工员，除了晚上在小队部将社员一天的劳动工分记明白，还兼着每隔一天下午放工后的收个人捡拾的粪，毎家每户攒的尿，青草等，记账换算成工分。这多忙活的一两个小时，也算二分工。所以，这个兼职，也能给家里多挣些工分。

再回到耩麦子，我们这个小团队，出工都比生产队正常出工晚一些。因为出工前要检查耩子是否正常，工具是否需要修理，还要找保管员称麦种，拉耩子的牛吃饱了没有等。

社员们都下地了，我们才慢悠悠地走在东岭的路上。这个时候，韩大爷就喊我:嘉鸿啊，去场里抱些果子捎着，歇歇的时候烧着吃。因为我们队的场在东岭的半坡上，场里一垛垛的花生或是豆子，果实朝外晾晒着，等到秋收秋种完成后才开始摘花生，打豆子。

毎次我都用扒粪的粪筐，装的满满的，有时候是花生，有时是大豆，到地方后放在地头上。

当干完一会活，人畜休息时，我们划拉些干草，韩大爷便会将花生或豆子点火烧。烧熟后的这一刻，便是我们几个人最开心的时刻。

将发烫的花生皮剝开，迫不及待的将花生仁送进嘴里，顾不得烫舌头的疼。那种野生的香，那种意外的美味，那种极度的诱惑力，将疲劳，将饥饿，将馋虫，统统的赶跑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半干不干的花生烧熟了，在当时的那个贫穷的年代里，吃起来绝对是极品美味。

当黑黑的嘴巴停止咀嚼，当心满意足的表情呈现在毎个人的脸上，韩大爷便会说，赶紧上沟里找水洗洗脸，洗干净点，叫别人看到了，会嫉妒的，洗完继续干活。

人一但尝到了甜头，便收不住了嘴。何况在哪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要去生产队的场里拿花生或大豆烧着吃。当然也不是只拿一个生产队的，东岭这一路有四个生产队的场，只要韩大爷一打招呼，我便去场里往粪筐里装花生或大豆，即使看场的心里不舒服，也不敢反对。有会来事的看场者还会帮忙多装点。毕竟韩大爷当了多年的大队干部，去生产队里拿点花生，大豆烧着吃，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权力，在那个年代，还是相当管用的。

因此，在这半个秋天里，跟着韩大爷干活，算是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这口欲之福。

我当时算了一下，这一个月的播种麦子期间，大约烧了四五十次烧考。几乎是天天有烧烤吃，有时候一天烧一次，有时侯烧两次。除了花生大豆，有时候还烧上一炉地瓜，也是美味的很。

因此，这一个月，是我青少年时期过的最舒心的一个月。这种深刻的记忆，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觉得口齿留香。

我完成了从半劳力到整劳力的转变之后，母亲也觉得我长大了。第二年春天，拿着自己家织的粗棉布，带我到集上给我做了一身制服式的衣服，深蓝色的。

当时我是不同意穿新衣服的，穿惯了带补钉的旧衣服，猛的穿上新衣服极不适应，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在母亲的连哄带劝下，我才别别扭扭的穿出家门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穿着新衣服到生产队后，立刻引来了一阵小骚动。有开玩笑说我新郎官的，有说我成了脱产的了，还有说要给我说媳妇的，弄得我尴尬极了。总之，这种不自在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衣服洗了几次水，颜色浅了不少，心里才踏实。

从那时起，便时常听母亲和姥娘在一起嘀咕，嘀咕的内容便是要给我说媳妇。

那个时候，由于我成为了整劳力，到第二年秋收完生产队算账分红，我家就分到了四元钱。尽管不多，也实现了由负数到盈数的转变。

往年，我家每年都欠生产队的口粮钱七八十元。母亲终于能将养了一年的猪卖掉后，给家里治办些衣物，生活用品了。

给儿子找媳妇，一直是压在母亲心里的沉重的思想负担。我兄妹五人，妹妹最小。母亲要操持着给四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农村的孩子，家庭出身不好，兵不能当，招工更是不可能。我是长子，所以母亲便早早地谋划，先给我说上个媳妇，开好了头，后面的几个弟弟便希望大了些。

有了这想法，母亲便托本村的一个二姥娘，连着在本村说了好几家媒，但都没有说成。回复的措词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孩子是不孬，可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如果结了亲，影响了我家儿子当兵，招工咋办？

二姥娘也是一个执着的人，说:这家不行问那家，我就不信凭咱这么好的孩子，说不上媳妇？

几个月后，二姥娘终于给我说成了一门亲事，也是本村的。当我在生产队干活时，便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某某是我的媳妇。我当时就懵了，矢口否认，他们便说你回家问问你娘便知道了。

中午放工回家，我便问母亲此事是否真的？母亲说是真的，还没有和你说，你二姥娘给说的媒。

我楞了半天，不知是喜是悲，内心一片混沌。我想，我才十八岁，怎么就要找老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难道就这样……？

看着母亲喜悦的表情，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说不明白，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心感受，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我悄悄地转身走了。

我在想，我该怎么办？我才十八岁，我还有很多梦想。又细一想，我又似乎前途渺茫，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我纠结着，一时竟恍惚了。

下午，我没有去生产队干活，我不想再听到那些关于媳妇的玩笑。我躺在床上，慢慢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掉进了一口没有水的枯井里，怎么爬都爬不上来。我想大喊一声，却喊不出来。我努力的挣扎着，低吼着，仍无济于事。

梦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母亲过来说，该吃饭了，然后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有说。

许嘉鸿 202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