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草又绿，思念绵绵

远方

　　母亲离开那年，二十六岁。

这个数字，我记了一辈子。小时候，觉得它遥远得像天边的星，闪闪烁烁，够不着；后来我活过了二十六岁，又活过了三十六岁，一路活到了母亲想都不敢想的年纪，才真正明白——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岁数，年轻到连告别都来不及说一句完整的话。

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个年代，生孩子是在家里的，床上铺一层干草，请个接生婆，听天由命。弟弟生下的第三天，母亲急性感染，大出血。据说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这些“据说”，是我后来从大人口中零零碎碎拼凑出来的。我那年刚满六岁，没有亲临现场，只记得出殡那天，哭声震天，我被大人用麻绳拴在石杵窑上，妹妹和弟弟也拴着。说是怕被带走——人死了，怕把小的也带走。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死，只记得绳子勒腰勒得很紧。

母亲留在我生命里的模样，其实不多。六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呢？但有一些画面，像刀刻在骨头上，怎么都磨不掉。

我刚上小学那会儿，死活不肯去。三舅在我家住着，每次都是他送我到学校。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的样子——她怀着孕，怀里还抱着小妹妹，身子笨重，靠在门框上，眼睛一直望着我走的方向，望了很久很久。那目光软软的、黏黏的，像夏天的槐花蜜，稠得化不开。我当时不懂，只觉得回头时她还在那里，便安心了。现在每每想起来，心里发酸，眼眶发热。

还有那棵楝树。天热的时候，母亲在树下放了一张床，她躺在上面，怀里搂着小妹妹吃奶。大妹妹蹲在床边玩土，我不知从哪里疯跑回来，伸手就去抓小妹妹的脸。母亲心疼地挡开我的手，嗔怒又怜爱地说：“妹妹还小，不能用手摸。”她的手温热的，推我的力道很轻，像是怕弄疼了我。那是母亲的温度，我记了五十多年。

另一次，我推门进屋，满屋子都是生火做饭的烟，呛得睁不开眼。父亲在发脾气，母亲在哭。我一看就慌了，也跟着嚎啕大哭。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搂过我的头，用袖子给我擦眼泪。那天中午好像没有生火做饭，大人小孩都饿着。生活的艰难，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了，但母亲搂着我的那个姿势，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母亲去世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家里已经挤满了人。我哭着要找妈妈，被人拦着不让进屋。院子里议论纷纷，乱哄哄的。后来我听见姥爷的哭声——那种哭法，不是普通的哭，是整个人碎掉了的声音。我没挤到跟前去看。再后来听大人说，姥爷哭得极惨，因为母亲是他家唯一的女儿。

我当时好像并不觉得难过，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后来，随着年龄一点点长大，每回想这一幕，心里就泛起一种说不出的酸楚。那种痛，不是扎一刀的疼，而是慢慢渗出来的，像地下的水，不知什么时候就湿了一片。

我们家没有留下一张母亲的照片。

大约我十来岁时，姥姥给了我一张。照片是竖长条的，边儿还牙了花儿。母亲站着，脚边放了一盆花，头上戴了一朵。因为是老照片，加上放了太多年，影像已经有些模糊了。可我捧在手里，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我拿回家，不知道藏在哪里才安全。塞到墙上的画后面，觉得不踏实；压在箱子底下，又怕潮了。想了半天，我想到了父亲——那时我还信赖他，觉得他终究是母亲的丈夫，总该有些念旧的情分。于是我把那张唯一的、无比珍贵的照片交给了他。

后来，照片不见了。他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此生最痛惜的事情之一。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藏好？为什么不留在自己身边？哪怕塞在墙缝里，哪怕压在炕席底下，也比交给一个不珍惜的人强。可是那时我才十岁，我懂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给我一张母亲的照片了。

母亲走后，我们那个家，像一间被抽掉梁柱的屋子，轰地散了。

大妹妹被送到姥姥家寄养，小妹妹也被送到了亲戚家。刚出生的弟弟，送了人——附近村的一户人家抱走了。我大部分时间跟着爷爷过，偶尔也去姥姥家住几天。一个家，五口人，东南西北，各不相干。

那时有多难呢？我常常饿着肚子睡觉。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冬天北风像刀子，从窗户纸的破洞里钻进来，缸里的水结了冰。到了饭点，听见别人家锅碗瓢盆响，我站在门边哭一阵，然后背起书包，哭着走在上学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喊：妈妈，妈妈，妈妈。

喊了也没有人应。

那种日子过了好多年。我不能听见别人叫“妈妈”，更不能看见别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撒娇。一看见，心就像被人攥了一把，酸得整个人都缩起来。我曾站在路边，朝着埋葬母亲的方向望——坟地在村外，远远的，看不清什么，但我就是望着，望着，好像望久了，她就能从那里走出来。

我也曾怨恨过母亲，埋怨母亲走那么早。

十一岁那年，因长期营养不良，我得了黄疸性肝炎，严重贫血。每天都要去附近的刘香菜的卫生所打B12针。村里人见了我，常叹气说：“这小孩命太苦，他娘一走，他爹一跑，家里过得不像样子。”爷爷在管我们，可他也难，日子太苦了，他总发脾气，我们总是活在恐惧里。

那时候我常常想：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为什么不管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想法多么可笑，多么不懂事。她哪里是“不管”呢？她是管不了了。她走的时候，才二十六岁，怀里还揣着对这个世界的千般不舍、万般无奈。她比任何人都想活下来，想看着我们长大，想送我们上学，想在楝树下再喂一次奶，想再擦一次我的眼泪。

母亲，您如果有知有灵，请您原谅我当年的年幼无知。

后来的后来，我们兄妹几个跌跌撞撞，总算长大了。成了家，有了孩子，过上了母亲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我们与母亲相处的岁月，实在太短了，短到我几乎记不清她的声音。但生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份共同的缺失，变得格外深厚——我们是彼此唯一知道那段往事的人，是唯一能证明“我们也有过妈妈”的人。

可惜啊，母亲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也无法报答她的生养之恩。这世上最痛的事，莫过于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我的亲，二十六岁就走了，连等一等的机会都没有给。

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泪流满面。

每到清明，心就格外沉重。今年也是这样。我会去坟前烧些纸钱，多烧一些，怕她在那边不够用。我知道这不过是活人的念想，可除了这个，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她走得太早了，早到我还没来得及真正叫一声“妈妈”时，她就成了记忆里的影子。

母亲，您如果有知有灵，应该知道为儿的这片深情。清明时节的纸灰飞上天去，那是我在喊您。

我知道，将来的将来，我会和您相见的。

到那一天，我希望看到的，还是您二十六岁年轻的面容——站着，脚边有一盆花，头上戴一朵花。而这一次，您不要再站在照片里了，您要站在那里，等我走过去，好好叫您一声：妈妈。

这一声，我欠了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