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范

芮永华

“老王范”，是老闵行地区的群众对闵行区首任区长王范同志的亲切称呼。

（一）传奇生涯

     王范 原名张庭谱，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50岁后就早早有了一头白发。

     他资格老，1926年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经历。

     1930年加入红十四军的地方部队，准备武装暴动。他带领党员向地主富农征集3万多银洋，为部队购买一批枪支弹药。不久暴动失败，只得躲避至上海，一边打工维持生活，一边寻找党组织，。

     1931年1月，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夫顺利地考入英租界四马路总巡捕房当巡捕，不久与打入巡捕房的党员贾斌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后任四马路总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书记，归中央特科领导，曾经为特科“红队”成功处决叛徒白鑫提供准确情报，成为了一名"红色包打听"。

     1932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严刑拷打中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敌特没有证据，只得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判10年徒刑，关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1937年抗战开始后被党营救出狱，当时作为南京“八办”主任的李克农为他做的鉴定是:“坚定，精干。表现坚决!”事后参与营救、甄审、安排出狱同志的工作。

     

     

     1937年秋, 化名王凡，经由李克农安排奔赴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延安结识了来自长沙的地下党交通员李仲培，相知相爱相结合。

     1938年4月起，开始从事党的治安保卫工作，担任边保处的侦察科长、副部长等职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毛泽东主席。在此期间，破获“汉中特训班”案等数起国民党特工破坏案件，立下功劳，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彰，被评为“锄奸模范”，由此改名王范。

     毛主席第一次见到王范，开口就问：“你是不是在上海当过‘包打听’的王范？”王范受宠若惊，还未答话，就听主席笑道：“情报有准头，名字早点记住好找你。”那夜谈到怎样识破潜伏者，王范一句“不会种地的人多半是外行”逗得主席连连点头。

•1940年，王范和李仲培结婚照。

•王范与李仲培在延安窑洞前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由冀察热辽地区调入中央社会部，为中共中央机关、毛泽东主席进驻北平做好准备工作。北平和平刚解放时，敌情十分复杂，王范夜以继日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妥善安排住地，布置警卫。3月2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胜利地完成了保卫任务。

•在京期间的王范、李仲培和大女儿栩栩、二女儿林西

     渡江战役后，王范受命组建中共华东局保卫处，负责接受上海以后的安全保卫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硝烟未尽，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妄图谋害华东局首长。王范率领保卫处的一批干部进入上海，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工作，迅速迎头痛击公开的和暗藏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使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培植的亲信、暗杀老手刘金德以及“反共救国军”的一些头目纷纷落网，确保了华东局党政机关及领导同志的安全。

•王范和李仲培在上海市人民广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

•50年代初王范与毛泽东主席在济南车站

     1954年上海市人民“检察署”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后，王范任第一任检察长、党组书记。他坚持重证据、慎捕人、有错必纠的核心原则，要求办案必须重证据、轻口供，反对 “猫儿爪子式”滥捕，并亲自阅卷、复查旧案，为十余起冤假错案平反。

     还主持制定 《清案二十八条》，并汇编冤错案例，统一全市清案政策，规范司法标准，奠定了上海检察制度基础。

•1955年王范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会议上讲话

•1955年9月4日文汇报刊登，9月3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成立。“...在会上，王范检察长指出...其中心任务是继续镇压反革命，保障社会经济建设和民主权利...又讯：上海水上运输检察院及本市大场、江宁、虹口等区人民检察院，亦于八月间相继成立。”

•王范（右一）陪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等畅游黄浦江

     1957年整风运动中，王范被指责“以法抗党”“对敌人手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包庇反革命”；1958年大跃进期间，王范抵制 “运动式”办案和片面追求“办案指标”的浮夸倾向，被被视为 “阻碍大跃进”“不服从领导”。直接导火索是，他坚持真理，大胆直言，公开批评大跃进浮夸风，痛陈虚报产量、征收过头粮，“祸国殃民”，触动了地方领导层。

     1958年底，上海市委作出“调职、不予处分“决定，将其从正厅级检察长直接下放至上海七一人民公社任工业部副部长，行政级别连降十级。

     “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派人经过层层排查，随后作出 “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立即纠正“的批示。在毛主席干预下，上海市委重新考察王范。

（二）惠泽闵行

     1960年6月，王范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闵行区第一任区长兼区体委主任。

（注：1960年1月5日，上海市闵行区正式成立，这是为适应工业发展需要，以原上海县闵行镇和吴泾地区组建而设立的市辖区）

     王范的任职使命就是，快速补齐市政基础、民生配套、社会治理短板，保障企业生产与职工生活，为全面建设"工业卫星城" 奠基。

     牵头协调各单位，解决征地拆迁、管线铺设与施工进度问题，同步配套商业网点、路灯与排水系统，形成 “闵行一条街” ，成为当时上海西南区域的亮点；同时启动闵行自来水厂、闵行发电厂扩建，保障工厂生产用水用电，以及职工新村的供水加压与供电稳定。

     推动一号路中段和西端，十二号路（兰坪路）两侧，及红旗等职工新村建设，1960—1962 年建成25 万平方米住宅，布局菜场、粮店、供销社、理发店等，实现基本生活圈。

•1959年，闵行一号路街坊规划沙盘模型

•一号路街坊总体布置图

•建设中的一号路

•初建的一号路远眺

•初建的一号路中段

•崭新的四层楼工人新村

•1959年10月18日《新民晚报》专版报道闵行一号路建设成就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迁到闵行区后，改名为闵行区中心医院。由于新的房子刚刚建好，建筑垃圾和挖出的土方还没有及时运走，医院无法正常开诊。王范身先士卒，利用业余时间带领机关干部和医院职工一起运垃圾，搬土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让医院得以正常开诊。

•60年代医院全貌（坐南朝北，最北面是竹冈，东边临十号路）

•闵行区中心医院小型压片机调拨申请单（地址：十号路西首，有“闵行区中心医院”印鉴，时间：1963.11.8）

•市卫生局财政调拨单（1963.11.9）

•市五医院历史沿革表

     一号路小学因资金不足一度停工，王范亲自对接市建委追加10 万元投资，协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续建，确保 1961 年秋季如期开学，解决了近千名职工子女入学的大问题。

•1980年一号路小学改名江川路小学

     在兴建医院、学校的同时，为了解决新区人民生活枯燥的问题，王范筹款20万准备建一座五层楼的综合文艺场所。在建造到二层楼的时候，中央通知停止建造一切楼堂馆所，因此这一计划只好下马，造好的部分封顶，后调整为闵行剧院。

•闵行剧院

     时值经济困难时期，市场副食品严重匮乏。他大抓养猪工作，全市每月供应每个居民2两猪肉，闵行区达到4两；为了能让每人吃上3两豆腐，王范不知跑了多少个单位；组织公社与生产队发展养猪、捕鱼、蔬菜种植，专门解决蔬菜及副食品供应不足问题。

     闵行区建成之初，还是没有像样的体育设施。在王范的积极筹措下，先后建成了游泳池、体育场、篮球场等多种运动区域，各项体育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在上海市第三届运动会期间，闵行区体育代表团，取得了3枚金牌、5枚银牌、14枚铜牌的好成绩，其中女子小口径步枪个人赛还打破了上海市最高纪录。

•王范是老革命、老领导，又平易近人，一有休息，就和青年同志掰手腕、打牌、下棋、打球，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比赛，嘻嘻哈哈和大家融成一体。

     闵行老百姓口中的王范区长：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带着苏北口音，嗓门大，性子直，一点官架子都没有。经常头戴草帽、脚穿布鞋、裤脚一卷，就往工地、菜场、职工新村跑。自行车一骑，哪里有问题就往哪里钻，看到脏活累活就上前搭把手。工人新村缺路灯、漏雨、排队买菜难，他知道了就当场拍板解决，从不推三阻四。“老王范是真给我们办事的，心里装着工人和老百姓。”

     他为人刚正，不搞特殊，不占公家便宜，住房、待遇都和普通干部一样。群众见他亲切、可信、敢讲真话，所以才发自内心叫他一声 “老王范”。这不是随便叫的，是服气、是亲近、是口碑 。直到多年以后，闵行老一辈人提起他，还会说：“当年的老王范，是真为老百姓好的区长。”

•闵行饭店，主楼6层，客房134间，室外设停车场、喷水池，四周植四季花卉树木，在当时环境、设施、服务堪称一流，有“花园饭店”之誉。

•1961年夏，李克农（左一）到上海看望老部下，在闵行饭店用餐、留影。从左至右：李克农、王范、李仲培、陈养山（中共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杰出领导人)。

•李克农与王范小女儿李永志

（注：1961年李克农抱病赴上海，专门搜集整理中央特科与隐蔽战线史料，纠正老情报干部冤案，在上海与多位老同事、老部下会面，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大规模探访故地与战友，次年2月英年早逝。）

     1961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到闵行视察工业卫星城，市相关领导、区长王范全程陪同。

     当天详细行程：上午视察 “四大金刚” —>中午在闵行饭店用餐，与王范等地方干部座谈—>下午漫步“闵行一条街”—>游览红园—>登上闵行饭店顶楼阳台俯瞰闵行工业区全貌—>傍晚在闵行饭店挥毫创作，赋诗题词，留下三件重要手迹：

•七律《游闵行》（现藏于闵行饭店）

不到闵行廿四年，重来开辟出新天。

万家庐舍联霄汉，西野工场冒远烟。

蟹饱鱼肥红米熟，日高风定白云绵。

谁能不信工程速，跃进红旗在眼前。

注：郭沫若曾两度造访闵行，前一次是1937年因为参加抗战以闵行为入口；第二次则是1961年视察闵行。从1937年的荒凉渡口到1961年欣欣向荣的卫星新城，感叹“开辟出新天”之巨变，是对闵行工业建设成就的褒扬。

•条幅 “实事求是”，（赠予闵行区人民委员会），是郭老对闵行区求真务实、“实干兴区”的赞肯。

•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赠予区长王范）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老以诗中“孙悟空明辨是非”的意象，高度肯定王范刚正不阿、坚守原则，在 “左” 倾浪潮中仍敢讲真话、为民实干的可贵品格。

•左起：于立群、郭沫若、王范在闵行饭店阳台合影

     1962年7月，王范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离开闵行时，许多职工自发送行。他在闵行的工作，虽时间不长，但却在这座工业卫星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1962年王范奉调南京离沪写小诗一首

•笔者1985年到闵行工作，4年后定居闵行至今41年，为表达一个闵行人的由衷敬意，附诗一首：

（三）决绝尽忠

     王范在江苏体委工作任期同样政绩显著，跑遍全省半数以上县市，推动江苏体育事业发展。

•王范李仲培全家福（南京）

•1963年王范与李仲培在南京灵谷寺

•王范在东山国防体育俱乐部打网球

•1965年春节，王范李仲培全家福，也是王范生前最后一张全家福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爆发，时任江苏省体委党组书记、主任的王范，自然在劫难难逃，遭受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批斗和屈辱。

     家人也受牵连：时任省妇联副主任的李仲培接受批斗，一度身陷囹圄。在哈工大读书的大女儿栩栩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后分配到东北偏远农村当老师。二女儿林西，1965年考上南京大学西语专业，在学校也受到批判，后分配到苏北农村当老师。小女儿永志体弱多病，被赶出学校，不准升学，不准工作。

     王范是个性情耿直刚烈，忠诚勇猛的铮铮“铁汉”。他公开否定“文革”、认为这是“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而且“正在通行”，危害极大，把全党、全国、全军都搞乱了，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秩序。他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汇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意见，结果石沉大海。

     他经常找邻居刘顺元诉说心中的苦闷，他不理解，为什么一大批老革命家，如陈丕显、曹获秋、江渭清、惠浴宇、李士英等，为党和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一夜间就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痞、政客一下子就成为政坛红人?

     他抨击康生和江青：康生曾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是王范的直接上级，其人心理阴暗，以整人为快；善于察言观色，窥探领袖的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骗取信任，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江青在延安时，受中央制约还比较安分。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摆脱中央管束，跻身政治舞台，利用“文化大革命”，竟一步跨进了党中央的权力中心，处处代表主席指手画脚。

     他大骂极左分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并准备和造反派拼命。刘顺元怕他闯祸，建议省委批准他到外地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实际是避祸)。

•刘顺元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曾三次被捕坚贞不屈，是王范的狱友、老领导。

     王范11月去了北京，希望面见主席，想凭借“御前侍卫”保卫主席多年的身份，当面劝说老人家中止“文化大革命”，即使见不到主席，也要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说服毛主席纠正“文革”的错误。

     王范住在老战友王智涛家，又约见了老领导陈毅，他们谈得很融洽，许多看法是一致的，陈老总不反对他面见主席，还提醒他要注意措辞用语，不要过于激烈。他到中南海与陶铸见了面。王范和陶铸早在1932年被关押在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时，就是共患难、同战斗的狱友。几十年来，尽管彼此政治地位已经差距很大，但仍是挚友关系。他俩相互倾诉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陶铸支持王范去见主席，并给主席住地“一组”打了电话。“一组”留下了王范的联系电话，答应尽快报告主席。

•开国少将王智涛

     王范久等未果，几次致电催问，“一组”一直以主席太忙，暂无时间接见为理由敷衍。王范决定不再等了，带着深深的失望又无能为力的心情，登上返回南京的十三次列车。

     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持续围攻；同时得知陶铸被污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停职受审，王范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此刻的他，只想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真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最终作出以死明志的决择。

     1967年1月11日晚，他写下三封绝命书（给党中央毛主席、省体委同志和妻子）：

致中央（毛主席）绝命书（全文 68 字）：

“我跟党走了 41 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地方，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又被坏人利用。我尽了最后的努力，只好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了。我以死明志，望党察之。”

致妻子李仲培遗书：

“望你带着孩子长大成人，誓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彻底消灭干净，救中国。我力尽致死为党尽忠。”

致江苏省体委全体同志遗书：

“我的斗争失败了，希你们继续努力。”

     次日（1月12号）中午，王范在南京宁海路 68 号家中，毅然拔枪自杀，以向党警示，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抗议！时年62岁！

     从“红色包打听”到“锄奸模范”；从“检察卫士”到“老王范”，他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却洒血于自己曾经用于杀敌的枪下，给后人留下无尽唏嘘。

     旁人可以认为这未必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他是个文化程度不高，政治上不够成熟老练的“莽汉”，但王范这人倔，宁折不弯，在他看来，信念丧失比死更可怕。他用一生诠释什么是“尽忠”，选择用极端方式喊出自己的态度，比起那些在动荡年代里迷信盲从、明哲保身、趋炎附势，甚至同流合污的大多数，难道不足以令人尊敬的吗？！

     遗书与王范生前珍藏的《共产党宣言》（扉页题 “生为共产主义，死为共产主义”）一同被发现，这是其忠诚于党和信仰的铁证，成为平反关键证据。

     1978年4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昭雪，悼词评价其“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

     1980年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王范同志在整风反右中错受批判的复查结论》，撤销中共上海市委监委对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范的“调职、不作处分”的决定，推翻了枉加于王范的一切错误的不实之辞，给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是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员，一身正气的检察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题词 "党的忠勇壮士王范"

     中纪委书记黄克诚评价其"认识超前而且准确，源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

     “王范事件”对我教育很大。他是党内高级干部中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全面否定“文革”的第一人。他也是党内高级干部中敢于公开写信，严肃批评毛主席的第一人。王范的赤胆忠心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认识，引导我自“文革”初期，便开始了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这是王范的鲜血对我的教育和启迪。（摘自《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

悲夫，张庭谱！

壮哉，老王范！

（完）

2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