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赤脚医生

吴潮

我的父亲是赤脚医生

文/吴潮

我的父亲，是当年大华公社十里八乡人人敬重的赤脚医生。他的名声，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凭着医术和良心，在乡间走出来的。

那时的大华公社辖:东升、北胜、新胜、合心、竹园、红岩、红岭、梁家洞、红丰、栗山、龙藏湾、鸡鸣、刘家坪、柳沙坪、进马江等十几个村落，大半都留下过父亲行医的身影。他的医术精湛到令人敬佩，能在简陋条件下做腹部手术，还承担起妇女结扎的医疗工作，医术水准，丝毫不输如今中心医院的主治医生。

父亲高小毕业，在那个年代算是大队里少有的文化人，起初在大队小学教书。后来大队要选拔培养赤脚医生，他毅然放下教鞭，踏上了学医、治病之路，拜红丰大队的老中医宣堂师傅为师，跟着师傅走村串巷，开启了悬壶济世的生涯。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靠挣工分糊口，一个壮劳力满工是10分，刚学医的父亲是学徒，只能按妇女工分算，每天挣5分。可父亲天生就和行医有缘，学得格外用心。宣堂师傅一共带了三个徒弟，除了父亲，还有红丰大队的吴导运、梁家洞大队的吴世龙，三个徒弟中数父亲最勤奋好学，医术也渐渐独树一帜。从上山辨识百草、亲手采摘草药，到熟练操持手术刀，中医、西医他都样样精通，也正因如此，他多次被大华公社党委推荐，前往县人民医院进修深造，医术愈发精进。

父亲能吃苦、肯担当，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随叫随到”。深更半夜，只要有村民喊他出诊，他从不会贪恋被窝温暖，披衣就走。不管是狂风呼啸，还是暴雨倾盆，他始终风雨无阻，心里揣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信念，从不会耽误一分一秒的救治时间。

那时的乡村，没有通公路，更没有代步的车辆，父亲行医全靠一双脚，踏过崎岖的石板路，走过窄烂的田埂路。平日里吃的是粗粝的红薯饭、土豆饭，可他腿脚格外有劲，凭着两条腿，走遍了大半个大华公社的家家户户，把健康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我记忆里最揪心的一幕，至今清晰如初。夜里去红岭、梁家洞出诊，必须经过牛形山，那片山埋过战死后的日本鬼子，还是本地专门安葬夭折的孩童和非正常死亡之人。我们小孩子白天上山砍柴，都不敢独自路过那段路，可父亲总是深夜孤身一人穿行其间。每当想起，我都满心疑惑，仅仅5分的工分，微薄的酬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他如此执着坚守?

到了计划生育年代，父亲凭借全公社优秀医生的过硬资质，被临时选入公社工作队医务组，主刀结扎手术。他跟着工作队跑遍全公社十几个大队，挨村开展义诊，全程做到手术零事故，这份稳妥，让乡亲们格外安心。

靠着实打实的好医术，父亲渐渐被方圆各个大队的社员们信赖喜爱，上门求诊、请他出诊的人络绎不绝。

我至今记得，三哥劈柴时，一斧头不慎劈在脚杆上，鲜血直流，父亲冷静地为他扎紧血管，摆齐碎骨头，缝了六七针。再用自家研制的草药敷在伤口上精心包扎，短短半个月，三哥就能下地干农活了。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极差，夏天被毒蛇咬伤的患者，根本没有血清可用，全靠父亲的草药秘方。他配的草药敷上，总能药到病除，治好一位又一位伤者，从无失手。

每逢瘟疫流行，父亲更是冲在前面，带着社员上山采草药，动员各个生产队架起土灶，熬煮预防汤药，让乡亲们当茶饮用，靠着土法子硬生生抵御住瘟神，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父亲还有一门当地人口中的绝活，叫“化水”。舅家有个亲戚，四岁多的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把两三厘米长的铜锁芯吞进了肚子里，一家人吓得魂飞魄散。父亲不慌不忙，取来空碗盛满清水，在水中放了点药沫，再用手指在水面比划几下，之后让孩子把水喝下。第二天孩子排便时，只听“咚”的一声，铜锁芯完好无损地排了出来。

父亲还会“收吓”，当谁家孩子受到惊吓，神志不清时，村民就带着孩子来找我父亲“收吓”。他将左手中指、无名指、小手指一个个压在食指上，扳成生姜状，右手就在受惊者头上比划着，又在姜状手指上划圈圈，口念话语，然后将那股从患者头上收来的热气摔掉，反复操作后才算完成。这种“收吓”的功夫听说是宣堂师傅传下来的。每当患者“收吓”前，患者都要诚心请父亲，收完“吓”后，半小时不能跨门槛，否则就失效了。

这功夫，父亲早年也传给了我，他给了我一张图，还有几句话，给患者“收吓”时，一定要按图形比划，口里还要念那几句话，头脑里更要记住师傅传授这功夫时的样子，“收吓”才能起作用。

我因为跟医生无缘，父亲传给了我，我却把他给忘了，但父亲给我传授这功夫的样子，我一直还记得很清楚。

父亲还会“起动”。谁家要挪动大件家具，他就用斧头在要搬动的地方轻轻划几下，口中念几句，之后再搬动家俱，家里就会顺顺利利。老辈人都说，不做这道仪式，重者可能影响家中孕妇，轻者也会让主人眼红疼痛，父亲这一手，也帮乡亲们化解了不少心头顾虑。

父亲学成出师后的工分涨到了8分。在那个靠力气评工分的年代，老师、医生、合作社柜员这类靠脑力、技术吃饭的人，就算本事再大，也评不上10分的满工，8分已是最高标准，父亲也从未有过怨言。

后来集体化解体，公社、大队、生产队成为历史，改成了乡、村、组。可父亲依旧守着乡村，任劳任怨地为村民看病，半收费、半义务。那时乡里条件差，多数村民没钱即时支付药费，都是先看病、后结账，部分药费只能先赊着，等到年关有了收入再还。久而久之，欠账越来越多，有时就连买药的成本钱，都得去借，可只要有人求诊，他从不会因为欠账而推脱，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有些乡亲旧账未清，又添新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款越积越多，父亲却始终甘之如饴。

如今父亲已是八十三岁高龄，我还时常看见他捧着那本记满药费欠账泛黄的旧本子，痴痴地看着，时不时露出浅浅的笑意。说不清他是为收不回的药费无奈苦笑，还是在怀念那段踏遍乡野、治病救人的滚烫岁月。

每次回到老家，上了年纪的乡邻们，总会拉着我的手夸赞父亲，说他的医术，比现今中心医院的医师还要高明，更难得的是，他从不分贫富，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穷苦病人。

我打心底里为父亲的赤脚医生生涯感到骄傲，他用一生的时光，守护了家乡无数乡亲的安康。

父亲把珍藏多年的药书、药方和诊断记录郑重交给我，这些泛黄的纸页，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更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我定会好好珍藏，盼着日后有缘人能接过这份医者仁心，让这份温暖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