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乡情散忆（十一）

随方就圆

岁月深处的底色，那年月，那光影

（1957-1962）

那是一段遥远得像是蒙着一层旧纱布的记忆。时光的潮水早已冲刷去了许多具体的细节，只留下斑驳的剪影。然而，那些混杂在童年与青年交替之际的光影、气味与触感，至今仍如陈年老酒，偶尔启封，便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构成了我一生最深刻的底色。

1957年，我十岁。那时的天空似乎比现在更高、更蓝，夜幕下的星星也亮得惊人。我们常在夜里仰头数星星，日子虽不富裕，但穿上一双满耳草鞋便值得在伙伴面前炫耀许久。上学、放学、放羊，生活有一种安然且缓慢的节奏。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几年，时代的鼓点会突然变得急促，连小孩子走路的步调都乱了。

1958年秋，我十一岁，“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来。最深切的记忆，竟是“吃饭不用在家开火”——家里的铁锅生了锈，生产队中心的书院坪却热闹非凡。德培大叔家支起了几口大锅，蒸甑饭，煮合渣，偶尔还有大锅肉。开饭时，白茫茫的蒸汽裹挟着包谷饭的浓香，能飘满整条大路。我们孩子捧着饭碗，觉得新奇又热闹，围坐在四方桌前，稀里呼噜地喝合渣、吃饭。那是一种“从此不再为一口饭发愁”的短暂踏实。

但这热闹像夏日的云，来得快，散得也快。第二年，食堂便难以为继。先是不让孩子吃，后来只供劳动力，再后来饭里开始掺入难以下咽的“代食品”。到1959年下半年，那曾经热气腾腾的食堂彻底垮了。

几乎与食堂兴起同时，“大炼钢铁”开始了。那更像是一场全村人参与的集体游戏，只是格外累人。村头一夜之间冒出许多黄土坯垒成的“小高炉”，形如倒扣的葫芦。我们小学生也被组织去后山背矿石、背煤炭。大人用箩筐，我们用书包。沉甸甸的矿石压在瘦小的肩上，几步一歇，稚嫩的肩膀被勒出一道道红印。夜里，小高炉的火光映红半边天，照在大人们满是汗水和煤灰的脸上，既亢奋又疲惫。那光很亮，亮得刺眼。我们村的高炉集中在林场方向，后来那里改名“铁厂荒”，仿佛就源于此。为了“放卫星”，家家户户被动员捐出铁器。父亲把家里的吊锅、铁锅都砸了送到队里，每户只准留一口做饭的锅，铜器也全部上交。

村里还办过一座食糖加工厂，就设在我们生产队。干打垒的厂房，几台糖机，一座十丈高的烟囱。原料是从苏联引进的“糖萝卜”（甜菜），全村三分之一的玉米地套种甜菜。我们好奇地远远看着糖机高速旋转，像农户的吊锅，片刻后竟能流出白糖和红糖。这糖厂奇迹般地存活了约十年，甜菜渣还能分给社员当“代食品”。

1958下半年到1959年，到处在喊“亩产万斤粮，放卫星”。我常听大人们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相邻的清太坪区被誉为高产模范，传说粮食堆成山。母亲曾随乡里的队伍去那里背粮，往返近百里。他们天不亮出发，脚底磨出血泡，饿就啃一口揣在怀里的“火烧粑”。到了那个地方，并没有“粮山”，只有同样眼含期盼、疲惫不堪的外乡人。大人们用布袋背回一点粮食，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背着全家人活命的希望。

多年后，我任建始县长时，当年的清太坪书记田大迭恰好在我手下任民政局长。他因浮夸受处分调来，同来的还有利川汪营区委书记崔元登。我们聊起旧事，他们唏嘘不已，“供认不讳”，只说“形势所迫”。

1958年，玉米乡新调来的乡党委书记靳世道要在我们乡海拔1400米的高山种水稻。老百姓说不行，他说行。百亩旱地改水田，无水就挑水灌。区里还组织参观，结果连穗都没出。老百姓编了顺口溜：“乡里来了个靳世道，高山上面种水稻，没有水来用桶挑，秋天收了一把草……不如把名字改成‘净是稻’。”第二年，他就被调走了。

那个年月，什么都要票：布票、棉花票、煤油票……1963年每人一尺五寸布票，一斤棉花票。我家四口人的布票，只够给我缝一条裤子——因为我在巴东二中上学，才享有这个“待遇”。一条裤子，就是全家对读书人最沉重的托举。每人每年一斤棉花票，我家四口人要两年才能买一床棉絮。

真正的转折在1960年。各家的灶台重新冒起了烟，但米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空。那段日子叫“瓜菜代”——母亲把萝卜缨子、红薯藤、树叶、野菜，掺着极少的粮食，变着法子做成吃食。味道大多苦涩，但能填肚子，便是天大的幸福。

就在最难的时刻，父亲指着屋旁那块荒坡地说：“往后，这就是咱们的指望了。”政策分下了自留地，每户五分。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全家齐上阵，父亲也挥镢头开荒，母亲捡草根石子，我搬运石头。手心磨出血泡，但看着平整出来的土地，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我们种上最快的蔬菜和几垄红薯。夏天收豆角，秋天挖红薯，母亲变着法储存。虽然还是吃不饱，但碗里终于有了属于自家的、实实在在的味道。

高中下学后，开始参加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渐渐地知道那时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但是很多人对三面红旗理解片面，加上浮夸风，于是生出很多禍端。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于是就雪上加霜。后来参加工作，慢慢地了解，党中央釆取了很多措施，就勿须细述。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看楼下车水马龙。偶尔闭眼，仍能看见村东头小高炉的红光，清太坪那条走不完的土路，还有那五分自留地里绿油油的红薯秧。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又极其困难的时代。今天回想那个年月，虽极其困难，但奇怪的是，人们常常唏嘘感叹时势之艰难，却并无怨恨，依旧常常怀念，像摆古似的。这当然有说得清的缘由。农民刚分得土地，有一段幸福感很强的高光时段。后来折腾得有些苦，但因为苦中有一种难得的“公平”，人心普遍善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好，群众把干部当成政府的化身。那不是一个可以用“对”和“错”，“好”或“坏”简单定论的时代。它有狂热的虚妄，也有朴素的互助；有物质的极度匮乏，也有精神的微光与韧性。

我们这一代人，像一棵棵被移栽到贫瘠土地上的树，经历了风霜，却也因此扎下了深深的根。它教会我：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只要脚下有地、手里有锄，日子就总能熬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