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印象（下）

韩鲁珩

警察印象（下)

到了美国等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的社会，在民主自由标志下，法制和暴力是维持社会稳定基本工具。每天看电视，枪击，凶杀，毒品与政治新闻，天气和交通报告，体育报道是反复刺激大脑的综合信号。逐渐建立了遵纪守法才是保证个人安全和自由的深刻意识。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对美国警察产生了恐惧。我们有一次租车去加州安纳罕的迪斯尼乐园，欢乐一天之后在高速公路的返回路上的高速行驶中，忽然后座的儿子大声告诉我有一辆闪耀着警灯的警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按照这里的法律要求，我们开始减速，在最近的一个出口出来，然后在路边停下。警车在我们身后十余米的距离停下，警灯继续摇转闪烁。我打开车门刚要走出来探寻究竟，此刻突然听到两个警察的高声吼叫，“不许出来，呆在车里别动”。我回头望去，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站在警车外，倚着车门做支撑，两把手枪指向我们。此刻我们仿佛就是将被攻击的敌人，罪犯，他们随时可以定义我们的生死。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这两个警察在高速路上巡逻时候发现我们租的车的刹车尾灯不亮，所以追踪下来。我们是从租车公司租的一台车，责任完全不在于我们身上，并且我们马上就要退还这台车子，所以就不了了之。虽然是意见意外的小事，但那个被两个警察用枪指着，随时可能丧命的瞬间实在是令人难忘的恐惧，也让我对美国的警察有了一个清楚的印象。

从美国来到加拿大。相比美国，加拿大对枪支控制严格，禁止手枪，所以加拿大的警察显得更加平和一些，很少那种警察随时掏枪对准人的情况，少了一些戾气和蛮横。

但我对加拿大警察的具体印象来自于一次交通告票的出庭。一次，我带着小儿子去看望大儿子，大儿子的公寓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交通极度拥挤。在我们的车距离大儿子公寓两个街口的路段正在维修，通行被不时阻断，超过一公里长度车流完全堵塞，车辆都停在路上等待通行。因为无法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公寓，我把车挡放在停车位置，然后给大儿子打电话说明要迟到，我同时告诉他，小儿子已经憋尿了我不想让他尿在裤子里。打电话的同时我看到一个警察从街的对面向我走来，随即看到对面不知何时停着一辆警车。夏天，我的驾驶一侧的车窗是完全落下的，警察站在窗前要求我出示驾照，汽车保险证明，车辆注册证明。检查完我所有的资料后，他在车外低头写罚单。我收到了三个罚单，一个是行驶中使用手机，另两张是保险单子字迹模糊，车辆注册是复印件，也是字迹模糊。我完全保持沉默，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北美和警察不存在讲理的事情。拿到罚单如果认为警察误判，不公平，上法庭是唯一可能讲理的地方。

出庭日，在面对法官之前，这类交通告票通常由检察官审阅，协商和核实从而加快法庭审议判决时间。当我面对检察官的时候，那位警察也在场。检察官先让警察陈述他给我写告票的来龙去脉，这个警察叙述因为他发现我在行驶中使用手机所以写了罚单。我盯着这个警察假装一本正经的神情问他，“你是从街对面走到我车前的，如果我的车是在行驶中，你能走到我车前吗“？ ”当时交通堵塞，所有的车辆都无法行驶，停在那里，我如何成为行驶中使用手机的”? 你为什么要当面撒谎？ 这个警察看着我坚持说你是驾车行驶中使用手机. 检察官有些为难，无法做出决断，她告诉我取消另两张罚单（因为不具法律效力），但使用手机的罚单需要对法官申述，今天就不会有结果，我可能还需要再次出庭进行辩论，因为我和警察各执一词，焦点集中在我的车是否在“行驶中”。我对检察官说我工作很忙，实在没有时间浪费在出庭上。最终，当日我在法庭上接受了一个减轻的判罚，不扣点，只是象征性支付了一半的罚金。

美国警察因为我租来的车有尾灯故障把两把手枪指在的头上，加拿大警察因为我停车打电话给我开了一张行车驾驶中打电话的罚单。这两件事本身都很简单平常，但其中充斥着暴力和谎言。

我曾被俄罗斯警察截停，2006年一次公务性出差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市，在机场的停车场就被两名俄罗斯警察截停，让我出示护照验明身份，询问到俄罗斯的目的。尽管这个截停行为很是突兀，警察表现还是礼貌和气没有刁难。在去加里宁格勒的转机过程中，我也曾与波兰警察有过接触，只是来自我的简单询问没有其它事情，但我对波兰警察的土黄色制服，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枪有着深刻的印象，感觉更像军事人员。西方的警察，穿着制服的警察给我的总体印象明确，威慑感！当然，印象最深刻，最有对比性的是美国警察。

一。以美国警察为例，我们分析一下警察职业属性所带来的人格变化。

1，权力感对大脑的“重塑”（自负盈亏的心理溢价）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权力悖论”**。研究发现，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拥有支配权的地位时，其大脑中负责“同理心”的区域（镜像神经元系统）活跃度会下降。

内在逻辑： 警察职业赋予了个体合法的暴力使用权和对他人的命令权。这种长期的“高位感”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的意志即是秩序。

表现： 当这种意识内化后，哪怕在非执法场景，他们也可能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职业性格溢价”。

2，职业所形成的角色同化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证明了：制服和角色设定会异化人性。

当一个人穿上象征权力的制服，带上象征暴力的武器时，他就不再仅仅是“张三”或“李四”，而是成为了“秩序的化身”。

为了维持这种“秩序感”，个体往往会下意识地选择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威慑。暴力和野蛮的姿态是成本最低的威慑方式，能迅速让对方在心理上缴械。

美国警察的基本特征是“霸道“。这种“霸道”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如此，而是权力结构对个体的驯化。当一个人被要求成为“意志的执行机器”时，他必须先剔除掉属于人的那种摇摆和感性，填充进去的往往就是冰冷的暴力逻辑。

二，文化异同对警察，警察职能的定义和行为

相比西方社会的警察，中国警察有着不同职能定义和行为。美国模式（法律实证主义+对抗性）： 美国警察的心理底色是**“执法者（Law Enforcer）”。在高度强调个人权利和枪支泛滥的环境下，警察与公民的关系往往被简化为一种“瞬间的敌对关系”**。为了生存，警察必须建立一种“先发制人”的霸道心理。中国模式，在儒家文化中，秩序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法律，还包含“礼”与“情”。警察被视为社区的一部分，其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法律，更来自其对社会和谐的维护。因此，他们表现出更多“和气”与“人情味”，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逻辑是**“平息事端”而非单纯的“武力压制”。不仅中国，东亚的日韩等国家地区也是儒家文化模式，所以警察表现出相似的行为，具有相似的职能。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羞耻感”和“集体荣誉”是强大的心理约束力。警察如果表现得过于野蛮、变态，不仅是个人素质问题，还会被视为给整个系统“丢脸”，甚至遭到社会伦理的强烈谴责。但在美国那种强调个体主义的职场中，只要行为在“法律程序”上能自圆其说（例如：我觉得他有威胁，所以我开火），个体的野蛮行径往往能躲在制度的护甲后面。

上面零零碎碎谈了我一些警察的印象，综合而言我个人更敬重，更倾向于中国，东方社会的警察。无论警察还是普通公民本质都是人，人的社会即使维持秩序，执法也要保持人性，人情，这才是文明的温暖。

制度是由人的意识表达的。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里包含着“克制”与“人情”时，作为意志执行工具的警察，自然也会带上这种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