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厝深深 亲情悠悠——两座老宅里的百年风云

水草

　　 一

2021年，我参与《古田前洋》一书的编写。前洋村乡贤余新达先生，曾任小学校长，热爱家乡，对家乡历史深有研究。有一天，他对我说：“能否写篇三中飞机楼的奠基人余淑心的文章，收入在《古田前洋》书里。”我回答道：“很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手头上缺乏余淑心的资料，难以下笔。”这事就这样搁置了多年。

飞机楼，我再熟悉不过了，而余淑心先生，知之甚少，其名只在飞机楼前的墙脚下的奠基石上记着。我在古田三中工作30多年，校园里那栋闻名遐迩的古建筑“飞机楼”，是学校的标志。它的造型犹如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砖土木结构，二层，将功能布局与仿生形态完美融合：机头上层是会议室，下层为大厅；机翼部分上层是教师宿舍，下层立面镶嵌十六个西式拱门，搭配木质栏杆，既保证采光通风，又彰显典雅气质；机身上层高阔是兼具教学与活动功能的礼堂，下层低矮则作为杂物间。楼前花园内，假山叠翠、花木扶疏，与建筑相映成趣。

　　而飞机楼右边墙脚处，有一方青色奠基石，阴刻着三行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日”“奠基”“余淑心”。

历经七八十年风雨，许多人不知余淑心是谁，有人甚至因名字误认其为女性，至于他是哪里人，更是无人知晓。

现在余校长告诉我：余淑心是前洋人。

　　我很想写篇文章，记录下古田三中修建飞机楼的过往历史，可手头没有半点资料。更令人困惑的是，在刚编写的《古田前洋》一书里，竟没有留下这位乡贤的只言片语。

不久后，古田三中八十周年校庆，学校编写《芝山印记》。余新达校长又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帮助我提供余淑心的资料，却依然没有继续跟踪而未成篇。

二

时间到了2025年。

古田政协计划编写《古田华人华侨》一书，我被安排编辑欧洲华侨华人的部分，正为手头没有资料而发愁。

直到某天，余新达校长致电于我，说道：“余淑心先生早年留美，系华侨。我手头存有他的相关资料，你身为古田三中教师，由你执笔记述余淑心先生生前事迹，最为适合。”

我自然欣然接受。接着，他便将余淑心的家族背景写成文字，通过微信发给我。

前洋余国瑚为太学生，其子余超杰亦入太学。余超杰苦心经营，扩大家业，坐拥良田数千亩，富甲一方，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兴建了“余家大院”。余超杰生子余能惠，亦为太学生；余能惠生子余守泗，字鸿斌，考取廪生；余守泗生子余传真，字淑心。余家世代书香，耕读传家，绵延不绝。至余淑心一代，家族财富与社会声望均达顶峰，成为古田当地名副其实的望族。

　　余淑心，祖籍古田县卓洋镇前洋村，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七月初九。他自幼聪明过人，先考取清朝生员，后受家族及兄长余淑夫影响，皈依基督教。他先后就读于福州福音书院、英华书院，后远渡重洋，赴美国深造，入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进入纽约圣经师范学校学习。据前洋父老回忆，他精通英、法、德、日四国语言。

　　学成归国后，余淑心活跃于多个领域。1901年受圣职，先后担任古田福华堂、福州小岭堂、天安堂主理。1912年（民国元年），出任闽海常关总办，时年约四十。他还曾任美国美以美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干事、法国与英军华工青年会干事、福州教区长、省会教区长，以及福建美以美道学院教务长、协和道学院教务长兼委员及主席等职，两次举总议会代议士。

　　最为人所称道的，是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来到福州，福州基督教各界在天安堂举行欢迎大会，正是由时任美以美会省会区长、天安堂主理的余淑心博士组织并主持。孙中山先生发表爱国演讲，强调闽粤革命情谊，呼吁基督徒践行博爱精神，共担救国重任。演讲由同盟会成员丁先诚全程记录并传播。余淑心还编著了《天安堂史略》等文章。

　　余淑心育有六子，后墓碑仅录五人：长子泽民，曾就读于美国武华烈斯大学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裔定居美国；次子泽泛，居福州，其子余日祥生余泉，现余泉仍居福州；三子泽注，毕业于英华学校，后裔定居新加坡；长女余冠英与次女余冠芳，均毕业于华南女子学院教育科，后定居新加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余泉就读古田三中时，因家族具华侨背景，为规避政治运动影响，曾改从外公姓氏，更名为黄于泉。

　　余淑心在福州仓前山（原林森县）建有规模宏大的“施埔迺庐”别墅，连同后花园占地数千平方米。别墅为中西合璧风格，红砖砌筑，拱券连廊，庭院深深，花木扶疏，是当年仓山一带著名的洋楼宅院。据传他在仓山一带还拥有十余间店铺，家资殷实。

　　余新达校长还告诉我：“一定要去一趟福州的天安堂。”

2025年4月，我辗转联系上余淑心的曾孙余泉，终于走进了那座位于烟台山的天安堂。

天安堂始建于咸丰六年（1856年），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花岗岩砌筑，哥特式尖顶，钟楼高耸，可容纳两千余人聚会。现任总理详细介绍了天安堂的历史后，专门讲起余淑心的事迹。

　　我从众多资料中撰写了《侨心系桑梓——余淑心与华侨捐建的“飞机楼”传奇》一文，投稿给古田县政协《古田华人华侨》一书的编委会。编委会认为余淑心不具备华侨资格，文章不能收录。后经编委阮以敏推荐，编辑组向县侨联征求意见，县侨联又请示县委。县委领导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前，凡出国留学的学子均可视为华侨。在书记的指示下，该文最终得以收录出版。

　　在天安堂，我不仅获得了余淑心的资料，还意外发现了一位家乡的名人阮树棠。他曾在1916年至1918年任天安堂主理，智慧异常。

阮树棠？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见过。

三

不久后，邹洋村委驻村书记戴义曦嘱我撰写村中古民居。我为了撰写位于邹洋村65号的一座始建于清代的古民居，参考了《邹陵志》，从中发现了阮树棠的更多资料。

这栋古民居静静矗立在岁月长河里。青瓦覆顶，青瓦护墙，硬山顶屋面透着沉稳的古意。这座由阮华一始建、为阮以光等所有的古厝，以两天井、大厅堂、双书院为格局，撑起四百平方米的天地。正厅高悬的“唯一经”匾额，诉说着这家主人信仰基督教，也见证着从这里走出的阮氏儿女。

　　从《邹陵志》中我得知，阮树棠的祖父阮希元，邑庠生，父亲阮上铨，娶前洋余灯带为妻，生一男阮绍祺，字依考，号卧凝。生于光绪戊寅年，娶杉洋余氏为妻，生六子女三，长女阮贞惠适隆德洋李黎洲，次女阮清惠，三女佳惠，阮树棻是阮树棠的堂弟，曾为筹建古田三中时的邹洋乡代表，担任过保长。

与此同时，古田闽剧团优秀演员阮以清告诉我，她的姑婆阮贞惠与李黎洲有一段姻缘故事。我写了一篇《吾爱吾庐——邹洋古厝纪事》，发给她看，她又转发在家族群里。其中一位晚辈——阮树棠的外曾孙女琳萍，作有一篇文章《吾爱吾庐》，详细记录了家族往事。

　　从文中我得知：阮树棠牧师（1878-1929年），又名阮绍祺、阮震东，古田县大甲镇邹洋村人。他幼年丧父，却天资聪颖，县试名列前茅。受基督教教义感召，他不仅自己皈依，更带着全家信奉。从美会师范学校到福音书院，他始终以优异成绩进阶，最终成为牧长。他由母舅余淑心带往福州从教，进入福音书院，成绩优良，毕业后晋为长牧，后升福州天安堂主任，归任古田连环司，曾于1926—1926年间担任古田超古初中校长一职。

　　阮树棠一生从事教牧工作，九年传道生涯里，他牵头建起五所教堂、一座连环司屋。讲经布道时总是“娓娓道来，毫无倦容”，可面对权贵却始终“傲睨不理”。有人劝他与权贵结交，他直言反驳：“基督教以救度灵魂为根本，勾结权贵非我所愿，更非教义所许。”1929年，阮树棠逝世前夜，仍伏在枕上祷告，临终前还牵挂着年迈的母亲。他育有六男三女：周樑、周幹、周郁、周鼎、周藻、周皓，三女贞惠、清惠、佳惠。

　　而更关键的信息是：余淑心博士，就是阮树棠的母舅。

古田县志记载：基督教约于清同治年间传入古田，邹洋信基督教从清末开始。阮树棠正是由其母舅余淑心带往福州从教。

李黎洲去日本留学，就是从余淑心家出发的；李黎洲女儿李倩云的结婚大合照上，余淑心站在很主要的位置上。

一切线索，终于在这里交汇。

四

我重新翻开琳萍那篇《吾爱吾庐》，里面记录着2025年春节，他们一家回乡寻根的经历。

大年初二，他们驱车前往邹洋村。98岁的云姑记得，外曾祖父阮树棠的家要上高高的台阶。他们在村中四处寻访，走到地势最高的一户人家，房主说村里信基督教的不多，下面一排两户就是了。他们绕到下面，大门口正巧遇到回乡过年的阮以方。正聊着，有人转头一看，身后的老房子门头上，依稀可见蓝色的四个大字：“吾爱吾庐”

厅堂里传来兴奋的喊声：“看！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那一刻，仿佛神迹出现。这座始建于清代的古民居，门楣上阮树棠亲笔题写的“吾爱吾庐”，历经风雨仍温润如初。正厅高悬的匾额，见证着从这里走出的阮氏儿女，如何与近代风云交织。

　　而这座古厝，与百里之外前洋村的余家大厝，隔着百年时光，隔着重重山水，却因一段血脉亲情，紧紧相连。

关于阮树棠的长女阮贞惠，有一段动人的姻缘。

20世纪20年代，青年李黎洲因投身讨袁运动，被反动势力追捕，处境危急。李黎洲（1898-1977），原籍古田大桥，年少时便心怀家国。在超古学堂读书时，他率先剪去辫子，以行动响应辛亥革命；后来研读卢梭《民约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愈发进步，主动投身讨袁运动。策划南平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广州；不久又远赴印尼，主编《泗滨新报》，在海外发动华侨支援国内“五卅运动”。

经阮树棠引荐，他避居邹洋，隐匿于阮家古厝三层阁楼之内。每日为他送饭的，是阮树棠的长女阮贞惠——这位毕业于华南附中的新女性，知书达理，既有传统女子的温婉，又有新青年的朝气。二人朝夕相伴，情愫渐生、心意暗许。1926年春，他们于古田县城成婚，婚后共育三子：长女李倩云，今已九十九岁仍康健在世；次子李勉庸、三子李勉模。

北伐时期，李黎洲回到福建，参与筹建福建省党部；抗战爆发后，主持福建后援会，四处奔走募资二百余万元，支援前线。1944年，他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致力于战时教育，使全省百万学子在1945年秋季都坐到了课椅上，其恢复各级学校的速度和规模为全国之冠。晚年他仍心系家国，参与筹建福建民革。

　　1941年，阮贞惠香消玉殒，李黎洲悲痛欲绝，写下《悼贞惠》十五首，字字泣血。1972年，阮贞惠的骨灰迁葬至邹洋，安放在其父阮树棠墓旁。这场始于古厝营救、盛于乱世相守的爱情，最终以隔世相望的诗笺，画上了令人怅惘的句号。

阮树棠的堂弟阮树棻，也在各自领域坚守初心。据记载，阮树棻曾任牧师，四处传播仁爱教义；回乡后担任保长，牵头修筑围墙抵御匪患，还募资修缮校舍，亲自执教，以刚正热肠赢得乡民敬重。

五

上世纪40年代，古田大东地区的卓洋、鹤塘、大甲、杉洋四乡土地贫瘠，乡民生活困苦，孩子们求学艰难。当地有识之士余寿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便召集四乡热心教育的人士，商议创办私立大东中学（古田三中前身）。董事会成立，余寿图担任董事长，黄绍范为副董事长，余淑心等众多乡贤成为董事会成员，余淑心被聘为名誉校长。

1944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暂时借用鹤塘芝南余氏宗祠上课。筹建新校舍迫在眉睫，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匮乏。1945年春，余家骐写信征求居住在福州仓前山“施埔迺庐”的余淑心的意见，得到大力支持。余淑心凭借社会影响力和海外人脉资源，积极发动华侨捐款。1946年1月，校舍主体“飞机楼”破土动工，年约七十三岁的余淑心专程从福州赶回主持奠基仪式，名字被刻在奠基石上。

　　据余寿图长子余兆升回忆，当年他父亲余寿图为创办古田三中，曾骋请余淑心为名誉校长，余淑心为古田三中捐款创建飞机楼立下汗马功劳，带领华侨捐款一万元。1947年，余兆升与弟弟、黄传向（黄传佐长兄）三人考入福州英华中学，曾与母亲借住于福州余淑心家中三年（1947年至1950年），免费提供住宿。当时在住的还有余泽忠，是余淑心的侄儿，后在师大地理系当教授，曾帮助过余兆升的兄弟余兆康，被分配在省地震局工作，后当任局长。余淑心当年年约七十，余兆升回忆，他未见过余淑心本人，据说都在新加坡女儿处。福州仓前山的“施埔迺庐”别墅，由淑心的女儿余冠英提供帮助。余冠英留学新加坡，后在新加坡医院当护士，未曾结婚，节俭度日，每一分钱都存在银行，余兆升称余冠英为姑婆。

　　据前洋村老一辈回忆，余淑心在地方享有崇高威望，凡村中难解之事，经其出面多能解决。五十年代初，他被定性为“华侨地主”，曾在万人大会上受到批斗，其“施埔迺庐”别墅与十余间店铺均被政府没收，本人后被认定为“开明绅士”。1953年，因工商业公私合营运动遭受冲击，余淑心病故，享年约七十九岁。

2016年《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余淑心家族南洋一系亲属返榕，办理位于福州仓山师大旁“施埔迺庐”别墅的归还手续。昔日占地数千平方米的别墅连同后花园，如今已归还余氏家族。

六

我终于明白了。

2016年，前洋余家大院的家族与邹洋阮树棠的家族原来有亲戚关亲。阮树棠的母亲与余淑心，原是兄妹。

一代人，两栋厝，三地情。

余淑心从余家大院走出，远渡重洋，学成归国，将外甥阮树棠带往福州，引上从教之路。 阮树棠在邹洋的“吾爱吾庐”古厝中养育儿女，他的女儿阮贞惠在自家古厝中庇护了流亡的青年李黎洲，成就了一段乱世姻缘。李黎洲后来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余淑心则以名誉校长之责，发动华侨捐款，为古田三中建起“飞机楼”，奠基石上，他的名字至今清晰可辨。当年李黎洲曾帮助过古田三中，创校初期，由于经费困难，学校历尽艰辛。创办人四处呼吁多方努力，得到时任福建省教育厅李黎洲厅长（解放后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的支持，易名为“古田县立职业中学”。这其中一定是通过余淑心、阮树棠的牵线搭桥。

三代人，两座厝，一处楼，一段跨越百年的亲情往事。

琳萍在文章结尾引用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话：“99%的人在三代以后，都会被时间抹平存在过的一切，被世人忘得干干净净，就如同没有来过人间一样。”

可邹洋的“吾爱吾庐”还在，前洋的“余家大院”还在，三中的“飞机楼”已重建，福州仓山的“施埔迺庐”也已归还，邹洋古民居门楣上的“吾爱吾庐”还在，奠基石上的“余淑心”还在。

它们沉默地矗立着，等待被书写，等待被记起。也为自己，找到了答案。

它们隔着山山水水，却因一段跨越百年的血脉亲情，永远连在了一起。

三代更迭，若无文字记载，往事便如烟散尽。但这几栋古建筑记得，那些镌刻在木石上的名字与故事，还在等待后人去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