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中开出的花——参观叶紫故居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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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益阳市区出发，沿G536往湘阴方向行车约半小时，便到了赫山区龙光桥街道的新月村。这里旧称新茶坊村，是左翼作家叶紫的故里。三月底的江南，田野里随处都散发着油菜花的清香。由著名书法家林凡题写牌名的新建木质门楼告示游人，这便是叶紫故居了。门楼往里是一座青瓦白墙的院落，2010年，在叶紫诞辰100周年之际，益阳市赫山区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旧址上修复了这座湖区土木结构的建筑。故居不算大，正房三间，偏房两间，统共不过三百多平方米。青瓦覆顶，泥砖砌墙，木质的门窗透着朴拙之气。门前是一片开阔的禾场，再远处，便是那望不到边的田野——这个季节，油菜花开，农民正在忙着春耕生产。

　　踏入堂屋，光线骤然暗了下来。陈列柜里摆放着叶紫的作品集、手稿影印件，以及他与鲁迅先生往来信件的一些复制品。墙上挂着余家六位忠烈的简介，白纸黑字，字字惊心。

叶紫，原名余昭明，1910年出生于此地一个农民家庭。他取这个笔名，寓意颇深：“叶”是他祖母的姓，“紫”是血的象征——他曾经说过，自己是从血泊中爬过来的人。

叶紫一家，满门忠烈。大革命时期，叶紫的父亲余达才担任县农会秘书长，二姐余也民是兰溪区妇女联合会会长，四叔余璜是共产党员、红六军的团长，婶婶郭雄也投身革命。1927年“马日事变”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余达才和余也民在益阳大码头被捕，几天后惨遭杀害，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示众三日。余璜与郭雄后来也牺牲在洪湖，尸体被砍为六大块，沉入湖中。

一家六口投身革命，五人牺牲。比毛主席家只少两人。

　　我站在展柜前，看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人面容模糊，但依稀可以辨认出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轮廓——那是叶紫，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大概十七八岁，眉宇间还没有后来那种沧桑。

　　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夏天，正在武汉求学的叶紫闻讯赶回益阳。他来到父亲和二姐遇难的大码头，想要见母亲最后一面。一个远房亲戚在码头边发现了他，急忙将他拉到一处尼姑庵里藏了起来。母亲被人搀扶着来了，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话：“这里没有活路了，孩子你赶快走，到洪湖去找你满叔去。”母亲塞给他几十个铜板，从此母子永别。

那夜大雨倾盆，叶紫乘一叶小舟顺资江而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浪。他当过兵，要过饭，学过道，像一片被暴风雨打落的叶子，在长江中下游飘零。

　　1929年底，叶紫流浪到上海。在小学时的老师、共产党员卜息园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文学的征程。1933年，他与陈企霞创办《无名文艺》杂志，发表了成名作《丰收》。这篇小说写的是湖南农村的农民运动，笔力雄健，情感炽烈，一经发表便引起文坛关注。经周扬推荐、关露介绍，叶紫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故居的一个展柜里，我看到了一封鲁迅致叶紫的信的复制件。鲁迅在信中谈文学，谈创作，谈生活，语气亲切而恳切。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上海广西路梁园设宴，邀请叶紫、萧军、萧红三人，倡导成立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后来这套丛书共出了三种：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鲁迅亲自为叶紫的《丰收》作序，还自掏腰包请青年木刻家黄新波为这本书设计封面和插图。

鲁迅在序言中这样评价叶紫：“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这句话的分量，在了解了叶紫的身世之后，才真正让人体会到其中的沉重。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此时的叶紫身患肺病和肋膜炎，贫病交加，只得挈妇将雏回到故乡。他先是寄住在亲戚家，后来嫌不自由，又怕被反动派发现，便搬到兰溪镇小河口古渡头边的一所茅屋里。

在故乡的最后两年里，叶紫一边养病，一边写作。他无钱治病，就自己钻研中医，学会了配药，尤其擅长治小儿麻疹，给村里的孩子看病分文不取。他还秘密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在村里发展了三名党员。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1939年10月5日，叶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世时，还不满二十九岁。

　　从故居出来已是中午。我看着远处田野农民们还在忙碌的身影，我突然想起叶紫在《丰收》里写下的那些句子，那些关于土地、关于农民、关于抗争的文字，像一把把锋利的犁铧，翻开了那个时代最深的苦难，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叶紫只活了二十九岁，但他用短暂的一生证明了：文学是战斗的，也是播种的。他从血泊中爬起来，带着满身的伤痕，却用笔开出了花。那些花，开在他的小说里，开在鲁迅为他作的序言里，也开在如今新月村的田野里。

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了那个年轻作家的声音，从八十多年前传来，依然清晰，依然滚烫：

浪静风平声歇处，又是哪般天？

如今可以回答他了吗？这世界，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