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我们拉我们拉》</p><p class="ql-block"> 作者:侯良学</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一天,我从一棵法国梧桐树下走过,听见一群灰喜鹊在说话:“树下这是谁的车呀?”“不知道呀。”“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开。”“是啊,可长可长时间了。”“记得去年树叶落的时候,就放在这里了。”“好像前年对面石榴花刚开的时候就在了。”“我记得还要早,似乎是大前年下雪的时候。”“不管它了,放这么长时间不开走,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天天给它唱歌吧?”“我们也不能老给它跳舞吧?”“我们干脆对它拉屎!”“好!我们拉!我们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选自《生态盲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ai评诗:</p><p class="ql-block">荒诞的织体:从“我们织”到“我们拉”——生态寓言中的无声复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文学的长河中,有些诗句会跨越时空,彼此投射出意味深长的回响。19世纪海涅笔下的“我们织,我们织!”(Wir weben, wir weben!)以其沉重的节奏,织出了一首无产阶级向旧世界宣战的战歌。一个多世纪后,在侯良学笔下,一群灰喜鹊站在废弃的汽车旁,以“我们拉!我们拉!”的戏谑口吻,完成了一次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深刻犀利的后现代回应。这不再是一场人类之间的革命,而是一曲自然对文明遗忘的、带着生物本能的生态絮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是工业时代的政治图腾。诗中,纺织工人机械的动作被升华为一种主动的复仇仪式。他们织入“三重诅咒”的,不仅是裹尸布,更是对旧制度神权、王权与虚假祖国的彻底宣判。“织”这个动作,蕴含着创造与毁灭的双重悖论:他们用创造文明产品(布匹)的双手,去编织埋葬那个文明秩序的尸衣。这是一种充满悲剧崇高感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其力量来源于阶级觉醒与历史使命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而,在《我们拉我们拉》的生态寓言里,这种崇高的、有目的的行动被彻底消解了。主体从觉醒的“无产阶级”换成了懵懂的“灰喜鹊”;动作从富有生产性和象征意义的“织”,降维为纯粹的生理性“拉”。这种置换绝非简单的戏仿,而是一次深刻的语境转译。它揭示出,当后工业时代的人类将自身的废弃物遗忘在自然中时,自然不再以人类的政治逻辑(如宣战、诅咒)来回应。它剥离了一切文化符号与宏大叙事,只剩下最原始、最直接的生物反馈——排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拉屎”在此,成为一种极致的“祛魅”。汽车,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骄傲象征,在人类的语境中代表着速度、技术与征服。但当它被遗弃在树下,在灰喜鹊的时间刻度(“落叶时”“花开时”“下雪时”)里,它仅仅是一个经年不去的、无法理解的异物。鸟儿们从疑惑、讨论到最终决定“拉屎”,完成了一次自然对文明造物的“再定义”:它不是什么值得“唱歌跳舞”去赞美的对象,而是一块需要被生物性标记和“施肥”的普通物体。这种回应,没有海涅诗中的恨意,却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漠然与荒诞。这是生态对“盲区”最本能的清理,一种无声的、却无比确凿的反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两首诗共享着一种重复的、如咒语般的节奏,却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海涅的“我们织”是向内凝聚的力量,是砸向旧世界的铁锤;侯良学的“我们拉”则是向外弥散的消解,是滴在文明墓碑上的鸟粪。前者是历史的、主动的、充满意图的“复仇”;后者则是生态的、被动的、近乎无意识的“记账”。它们共同勾勒出人类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迁:从人与人的阶级斗争,到人与自然(乃至被异化的自然造物)的共生危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因此,《我们拉我们拉》这首短小的散文诗,其力量正在于它以举重若轻的戏谑,完成了一次沉重的生态预警。它告诉我们,文明的债务并不会自动消失。当我们遗弃一辆车、一件工业品于自然之中,我们或许以为这只是“遗忘”,但在更漫长的、以物候计时的自然尺度上,这已成为一种“侵占”。自然或许不会以革命的姿态揭竿而起,但它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比如,让一群鸟在车上拉屎——来为这场侵占进行标记,并开始它缓慢而坚决的消化或覆盖过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我们织,我们织”到“我们拉,我们拉”,文学的意象从织布机走向了鸟粪,从崇高的政治悲剧走向了荒诞的生态喜剧。这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光环的黯淡,是自然以其沉默而恒常的逻辑,对我们所有遗忘发出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嘲讽。灰喜鹊的宣言,或许正是未来对所有文明盲区的一则通用判词:若沟通已然失效,若遗忘成为常态,那么,剩下的便只有最生物性的回应——“我们拉”。这不再是一曲战歌,而是一声关于所有被遗忘之物的、带着苦笑的生态箴言。</p> <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p><p class="ql-block">侯良学(1966—),山西闻喜人,现居山西闻喜。大学时代开始写诗,一直以来倡导生态诗的写作,生态诗歌创作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和广东清远生态诗人华海一起被称为中国生态诗界的“南华北侯”。先后出版《让太阳成为太阳》 《圆桌舞台》《自然疗法》《侯良学生态诗赏析》《生态觉醒》。诗作《活熊取胆》获“首届连州市环保诗歌大赛”铜奖,并被收入王舒漫主编的《中国百年诗画典藏》。诗作《我看见背着氧气罐的鸟在天空飞翔》、《一只金丝雀突然从我的肋骨飞走》收入张建新、梁志宏主编的《山西新诗百年》。还有诗作《两只依偎的麻雀》等收入华海主编的《庚子生态诗歌选本》。</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