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选择》（四）——百位人物人生之路及家庭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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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下面的这几个故事可能和本系列文章的本意有些冲突，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资料来自网络。

　　知识青年在共和国的成长历程中，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为国家化解了就业困境，为广袤乡村播撒了新思想与新文化的火种；他们承载了中年岁月的沧桑，直面下岗再就业的重重考验，为国家发展承担了改革的阵痛与成本；他们以毕生的拼搏与坚守，忍受了生活的艰难困苦，为共和国培育了许多栋梁之才。他们的卓越功勋与无私奉献，共和国将永远铭记于心。

作者感言（一）：

美满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变成经济、政治的追求，那必定是苦涩的。

作者感言（二）：

从城里人和农村人的二元结构转变成统一的居民身份，这一伟大变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当“民主、平等”赋予每一个人时，奋斗就能梦想成真。

作者感言（三）：

刘行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缘分”和“命运”。

作者感言（四）：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追求理想，为国家、为大家奉献的人。

作者感言（五）：

爱情和人生都是需要勇气的，成功在于选择和坚持。

第四篇 知青岁月：一代人的青春与人生

故事一、一段刻在知青岁月里的悲壮姻缘

    1974 年《大众日报》曾以长篇通讯《火红的青春》为题，重点报道了青岛女知青廖晓东在诸城农村插队的事迹。

　　廖晓东是一个青岛女知青，老红军干部廖弼臣的养女。1968 年 4 月从青岛下乡至诸城县桃林公社（今诸城桃林镇）三官庙村插队。她吃苦耐劳：主动挑粪、割草、扶犁、推车，下乡第一年劳动330 个工日。组织文艺宣传队，自告奋勇担任乡村教师，办学教孩子读书。

婚姻选择

嫁给当地农民卢照东，育有一子一女。1974 年 2 月 8 日因急性肝炎去世，年仅27 岁。诸城县委追认其为中共党员。

山东省、团省委发文号召向廖晓东学习。《大众日报》报道将其塑造为 “与工农相结合”的知青典型，强调无私奉献、扎根农村。

《大众日报》的长篇通讯《火红的青春》，事迹曾被编入山东小学语文课本。她既是时代理想主义的符号，也是知青悲剧的缩影。

后世记载：其死亡原因与婚姻存在家庭矛盾与暴力，长期身心受虐，过度劳累，肝病有关。

1968年，21岁的廖晓东还是青岛城里满怀理想的青年，她响应国家号召，告别养父母，踏上了去往山东诸城桃林公社山村的插队之路。一路颠簸，拖拉机开到山路尽头便无法前行，剩下五六里的崎岖山路，只能靠双脚，彼时的她，穿着干净的衬衣，眼里满是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觉得自己能扎根农村，为这片土地做点实事。

村里给知青们安排了两间简陋的草房，土坯墙、茅草顶，屋里除了土炕几乎一无所有。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廖晓东，学着下地挣工分，学着挑水、做饭、干农活，手上磨出了血泡，脚底起了厚茧，可她从未抱怨，始终抱着一颗赤诚的心，想要真正融入贫下中农的生活。

一场忆苦会，定下一生姻缘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场全村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年代，这样的大会是常态，村民们轮流上台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感念新社会的美好。40岁的农民卢兆东上台讲述家史，他祖辈三代讨饭为生，从小受尽苦难，家境一贫如洗，四十多岁依旧是孤身一人，成了村里无人问津的老光棍，家里只有两间破草屋，一床散发着酸腐味的旧被子，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卢兆东的话，字字句句戳中了廖晓东的心。她本就心怀悲悯，再加上当时“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时代号召，一腔热血涌上心头。想着这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孤苦无依，廖晓东猛地站起身，当着全村人的面，斩钉截铁地宣布：“我要嫁给卢兆东，不让他再打光棍！”

这话一出，全场哗然。知青点的同伴惊呆了，纷纷拉着她劝阻，说她年纪轻轻，不该把自己的一辈子困在穷山沟，嫁给大自己近20岁的农民，这辈子都难有出头之日。村里的老乡也劝她，婚姻不是儿戏，城里姑娘嫁过来，注定要吃尽苦头。远在青岛的养父母得知消息，连夜赶来苦苦劝说，甚至以断绝关系相逼，可谁都拗不过廖晓东的决心。

在她眼里，这不是牺牲，而是响应号召、践行理想的选择，是对贫下中农最纯粹的感情。她觉得，自己既然来到农村，就要彻底扎根，嫁给最朴实的农民，才是真正的“扎根基层”。就这样，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彩礼嫁妆，甚至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21岁的廖晓东，嫁给了40岁的老农民卢兆东。

婚后岁月：理想照进现实的苦涩

新婚之夜，没有温情脉脉，只有城乡差距带来的格格不入。卢兆东家徒四壁，土炕上只有一床破旧不堪、散发着酸臭味的被子，廖晓东把自己从城里带来的新被子让给了卢兆东的弟弟，自己盖着那床旧被。卢兆东常年干农活，生活习惯粗粝，不懂温柔体贴，甚至因为廖晓东讲究卫生、想要洗脚点灯，觉得她“城里人娇气”，新婚夜就对她发了火。

婚后的日子，远比廖晓东想象的艰难。家里常年吃不饱饭，每顿只有半碗地瓜干汤，怀孕后的廖晓东营养不良，只能在煮地瓜干时掺上榆树皮，把地瓜干留给丈夫和家人，自己喝难以下咽的树皮汤。她挺着大肚子照常下地干活，下工后还要操持全家的家务，洗衣做饭、喂猪砍柴，从娇弱的城里姑娘，硬生生熬成了能干的农村妇人。

更让她痛苦的，是思想观念的巨大鸿沟。卢兆东没文化，性格暴躁，不懂廖晓东心里的理想与坚持。廖晓东心疼村里的孩子没书读，闲暇时免费教孩子们识字，卢兆东却觉得她“不顾家、瞎折腾”，多次对她动手打骂。即便如此，廖晓东依旧没有选择离开，她始终觉得，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坚守到底，这是她对自己承诺的负责，也是对那个时代号召的践行。

婚后的日子，却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精神凌迟。那间家徒四壁的土房，没能成为避风的港湾，反而成了暴力的温床。卢照东不光无法理解妻子的良苦用心，反而将她的文明与教养视为“城里人的臭讲究”，稍有不如意便拳脚相加。

廖晓东天不亮就起床做饭，白天汗流浃背地劳作，晚上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洗衣喂猪，她试图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去感化丈夫，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毒打。

尤其在1970年代初，她满怀热忱地办起村办小学，白天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晚上还要为了工分拼命，卢照东见她整日在外奔波，猜忌与怒火便如野草般疯长。即便在她身患肝炎、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时，暴行也没有丝毫收敛。她把医院的诊断书死死藏住，眼泪往肚子里咽，还要在众人面前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嘴里仍旧固执地念叨着：“我能改变他。”

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坚韧而垂怜半分。长期的劳累与折磨，早已将她的身体掏空，她像一盏风中残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灯，却照不亮回家的路。

1974年新年前夕，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她在讲台上轰然倒下，昏迷前最后一句话，竟还是在牵挂着没讲完的课文。被送到医院时，医生们看着她那一身伤痕与早已衰竭的脏器，忍不住含泪叹息，“太晚了！”。

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甚至摆摆手，拒绝浪费公家的钱财抢救自己。她走时年仅27岁，留下了年仅4岁的儿子和6个月大的女儿。

她去世后，全县两千多人参加追悼会，都在为这位过早凋零的花朵送行。这个年仅27岁的姑娘，最终没能等到卢照东变好，没能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长大。

2011年，当一群白发苍苍的青岛老知青为她立碑时，那段尘封的往事再次刺痛了无数人的心。廖晓东的一生，是那个年代最纯粹、也是最令人心碎的理想主义注脚。

她用生命也用悲剧揭示了认知的愚昧和带来的残酷代价。这位本该享受韶华的姑娘，没有将自己活成了大山深处的一朵花，而是燃烧尽了最后一滴血泪。

她的故事不应被遗忘，不是因为她的善良与牺牲，而是那份荒诞的脱离人性的选择。

她的故事，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姑娘，用27年的人生，写尽了时代的遗憾，也藏着一代人最沉重的青春记忆。

故事二、成家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奋斗成企业家

　　1969年冬天格外寒冷。18岁的陈志强站在黄土高原的山岗上，望着眼前光秃秃的山梁和零散的窑洞，眼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三天前，他还是北京海淀区一名高中毕业生，现在，他成了陕北延川县李家沟生产队的插队知青。

“小陈，别愣着了，赶紧把行李搬进去。”生产队长李大山拍了拍他的肩，这孔窑洞是队里特意给你们知青收拾的，比社员家的宽敞。陈志强抹了把眼泪，拖着行李走进窑洞，里面黑乎乎的，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些许光亮。土炕上铺着新编的席子，墙角堆着几捆柴火，同来的5个知青开始整理床铺，谁也没说话，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和迷茫。那天晚上，陈志强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念北京的家，想念父母和妹妹，甚至想念学校食堂难吃的窝头，现在他要在连电灯都没有的地方生活多久？

第二天天不亮，生产队的钟声就响了。陈志强迷迷糊糊爬起来，跟着社员们去地里干活。12月的陕北，寒风刺骨，他穿着单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队长分给他一把老镢头，让他跟着大伙修梯田。刚半天时间，陈志强手上还是磨出了血泡。赶到中午，他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手掌火辣辣的疼。吃饭时，社员们从怀里掏出冷窝头啃，他分到的是一块又黑又硬的杂粮饼。下午收工后，陈志强瘫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同屋的知青王爱国小声啜泣着说，想回家。陈志强没哭，但心比哭还难受，这才是第一天，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就在陈志强最绝望的时候，李秀兰出现了，她是生产队长李大山的女儿，19岁，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眼睛又大又亮，是村里为数不多念过初中的姑娘，那天傍晚，李秀兰突然来到知青窑洞，递给陈志强一个小瓷瓶，她说：獾子油治血泡可管用了？陈志强愣住了，一时不知该不该接。李秀兰不由分说，拉过他的手，轻轻涂抹起来，她的手指粗糙却温暖，动作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他。“你们城里娃细皮嫩肉，干不了重活。”李秀兰边抹边说，慢慢来，别急。陈志强的脸红了，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害羞。从那天起，李秀兰经常来教知青干农活的知识，怎么用镰刀，怎么赶毛驴，怎么分辨哪种野菜能吃？

春天来了，陈志强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能挑半担水了，会种玉米了，甚至学会了赶毛驴车。李秀兰总是夸他聪明，学得快，这让他干起活来格外有劲。

一天，陈志强在沟里放羊时淋了雨，当晚就发起了高烧，知青点的同伴们都出工去了，他一个人躺在窑洞里，烧得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人轻轻扶起他的头，往他嘴里灌苦涩的药汤，睁开眼，是李秀兰担忧的脸。傻小子，烧成这样，也不叫人。原来她来送饭，发现陈志强没去上工，进来一看，才发现他病了。那天，李秀兰一直守在他身边，换毛巾，喂药，熬小米粥。陈志强恍惚间想起了母亲，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哭啥，男子汉大丈夫”李秀兰用粗糙的手掌给他擦泪，快把粥喝了，发发汗就好了。

从那天起，陈志强看李秀兰的眼神不一样了，她不再是队长的女儿，不再是个普通农村姑娘，而是一个温暖的存在，是他在这陌生土地上唯一的依靠。

1971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垮了知青点的窑洞，陈志强被安排暂住在李大山家。朝夕相处中，他和李秀兰的感情越来越深。一次上山砍柴时两人在山洞避雨，陈志强鼓起勇气拉住李秀兰的手，“你愿意跟我好吗？”他结结巴巴地问，李秀兰红着脸，但没有抽回手，“你不回北京了？”，陈志强老实回答，“就算回去，我也要带着你。”两个年轻人偷偷谈起了恋爱。

1972年春节，陈志强向李大山提亲，队长抽了一袋旱烟，最后点点头，你是个好后生，把秀兰交给你，我放心。婚礼很简单，两床新被褥，一身红衣裳，三桌酒席，知青们凑钱买了脸盆、暖壶当贺礼，社员们送来了红枣、花生。那天晚上，陈志强看着炕上羞涩的新娘，突然觉得陕北这片黄土地没那么陌生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陈志强和李秀兰住在李家隔壁一孔旧窑洞里，每天一起上工，一起收工。

1973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1975年，知青返城政策下来了，同来的5个知青陆续离开，只剩下陈志强一个人。公社书记找他谈话，说可以安排他回北京。“秀兰和孩子能一起走吗？”陈志强问。书记摇摇头“政策不允许，你要走只能一个人走。”那天晚上，陈志强蹲在窑洞门口，抽了一整包烟，李秀兰抱着熟睡的孩子默默流泪。天亮时，陈志强掐灭最后一支烟，走进窑洞对妻子说，我不走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李秀兰哭得更厉害了，但这次是高兴的眼泪。

从那以后，陈志强彻底把自己当成了李家沟的人。他学会了陕北话，习惯了吃酸菜拌荞面，甚至能唱几句信天游了。

1976年到1980年间，他们又添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五个孩子像阶梯一样，一个比一个小两岁，窑洞里整天热热闹闹的。虽然穷，但很快乐。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陕北时，陈志强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带领村民种植苹果，又联系北京的亲戚帮忙销售：一年赚了钱。第二年扩大规模。第三年成了全县致富典型。

1985年，陈志强带着全家搬到县城，开了一家农副产品收购站，李秀兰负责记账，儿子帮忙装卸，女儿在柜台卖货，生意越做越大，从陕北的红枣、苹果到内蒙的牛羊肉都收。

1992 年，陈志强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举家迁回北京。靠着这些年攒下的钱和北京亲戚的帮助，他在丰台区买了套两居室，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孩子们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对李秀兰说，咱们苦了一辈子，不能让孩子再受苦。

初回北京的日子不好过，5个孩子上学要钱，户口问题要解决，生意要从头开始。但陈志强不怕，陕北十几年的磨练，让他有了钢铁般的意志。他从运输做起，买了辆二手卡车跑长途。李秀兰在家照顾孩子，顺便做些缝纫活补贴家用。慢慢1辆车变成2辆，两辆变成5辆。

1998年，陈志强已经拥有一个小型运输公司，专门跑京陕线的小老板。

2000年后，北京的房价开始上涨，陈志强敏锐意识到这是机会，把公司交给大儿子打理，自己专心研究房地产，他用积蓄在四环外买了两套商品房，当时每平米才4000多块钱，亲戚朋友都说他疯了，这么偏的地方买这么多房子干啥？陈志强笑而不答。他在陕北学会看天象，在北京学会看政策。他知道这座城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房价开始飙升，陈志强又陆续在三环、五环买了4套房。

到2010年时，他名下的6套房产价值，达上千万。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大儿子接手运输公司，二儿子开连锁超市，三女儿当了医生，四儿子留学回国进了外企，小女儿在读研究生，陈志强和李秀兰搬进了朝阳区的一套大平层，过上了退休生活。

2017年，他带着秀兰回到阔别多年的李家沟，村里变化很大，都盖了新房。站在当年插队时住过的窑洞前，陈志强百感交集，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从一个小知青变成了大人，现在变成儿孙满堂的老人。50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年坎坷与艰辛，相视一笑中化为云烟。

2019年，陈志强70岁生日那天，全家老少20多口人齐聚北京，大儿子送了一块劳力士手表，二儿子买了辆奔驰轿车，女儿们准备了各种保健品。但最让陈志强感动的是李秀兰的礼物，厚厚的相册里是他们从相识到现在的每一张照片，知青时代的黑白照，结婚时的红底合影、5个孩子成长瞬间，回北京后的全家福。每张照片旁边，秀兰都工整地写着时间和地点。陈志强对孩子们说，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留在陕北，要不是你妈，我可能早就没今天这个家了。李秀兰在一旁抹眼泪，孩子们都红了眼眶。

陈志强怎么会想到自己从北京知青到陕北农民，从运输老板到房地产投资者，半个世纪的奋斗与坚持，他成功了，成就了一个普通人的非凡人生。

    

故事三、知青刘行军的故事

　　1969年4月，上海小伙子刘行军跟着3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了黑龙江省北大荒插队。一下车他和伙伴们就惊呆了。用他的话来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

一天，本村的王老汉来到刘行军工作的村卫生所取药。由于初来乍到，他给人家拿错了药。幸亏经过医生的抢救，王老汉脱离了危险。这让刘行军感到十分内疚。他特意跑到王老汉家赔礼道歉。就在王老汉家，他第一次见到了王老汉的女儿王亚文。

王亚文当时是村里有名的俊俏姑娘。随着刘行军往王老汉家跑的次数多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有了异样的感觉。在王亚文的眼里，上海青年刘行军有着南方人的特有的细腻；而在刘行军看来，身高1米65的东北姑娘王亚文健壮而朴实。也许，这正是他们相互被对方吸引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爱情简单纯粹，两个人天天一起干活，慢慢就走到了一块儿。几年之后，刘行军因为表现突出被推荐上大学。走之前，他拉着王亚文的手，信誓旦旦的说，亚文，你等我，我大学一毕业就回来娶你。王亚文含着眼泪重重的点了点头。走的前一天晚上，王亚文心里想，得给心上人留一个念想，就把自己交给了刘行军。

从那以后，王亚文一门心思盼着刘行军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三年的时候。王亚文等来的却是一封绝交信。刘行军在信里说，他已经跟自己父亲战友的女儿结婚了，让王亚文不要再等他，还说他俩这辈子是有缘无分。王亚文万念俱灰，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苦苦等了三年，等来的竟是这么一个结果。

可她心里还是放不下刘行军，他的一颦一笑都深深刻在了她的记忆里，怎么也抹不掉。信里寥寥数语，击垮了王亚文的所有希望，她吞下了100片安眠药。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王亚文才捡回一条命，从此骨瘦如柴，拒绝婚嫁，在孤独与病痛中日渐枯萎。

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娶了父亲战友的女儿，这门亲事双方家长都挺满意，说是门当户对，可刘行军对这个媳妇儿了解并不多。婚后两人一起去了国外，或许是因为刘行军有农村插队的经历，实在看不惯妻子的生活习惯。为此两人经常吵架，日子过得鸡飞狗跳。这段婚姻也就维持了3年，最后还是散伙了。

后来，刘行军很快回到了上海，这个时候他才明白，结婚门当户对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夫妻之间得有共同语言，得情投意合，这样才能过得幸福。这时，东北王亚文的影子时不时在他脑海里冒出来，他后悔了，后悔自己当初那么冲动写了那封绝情信。

往后的日子里，刘行军也经朋友介绍处过两个对象，可处着处着就分了。他说再也找不到和初恋王亚文在一起时的那种美好感觉。慢慢的他也心灰意冷，打算一个人过这辈子了。

没想到18年以后，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一起去东北插队的知青战友。战友跟他说了一个消息，当年和他谈恋爱的王亚文一直没有嫁人，还在等着他。刘行军一听，整个人都懵了，震惊不已。那一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买了去东北的火车票。他心里有太多话想跟王亚文说，他得去找她。经过几天的长途奔波，刘行军终于到了北大荒，找到了王亚文的家。王亚文的妈妈见到他，轻轻说了一句，你来了。这个善良的妈妈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王亚文的舅舅在一旁说，18年了，王亚文的弟弟还记得这个男人当年伤了姐姐的心，差点让姐姐没了命，所以不太愿意搭理刘行军。

当时王亚文病得很厉害，正躺在床上，听说刘行军来了，她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穿件衣服都费了好大的劲儿。见到刘行军，他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然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刘行军赶忙上前抱住她，又心疼又自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傻，真没想到你这么死心眼儿。过了一会儿，屋里的人也知趣都出去了，就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哭得天昏地暗。

王亚文神情憔悴，身体瘦的皮包骨头，她本来一米六五的个头，现在却瘦的只有35kg。刘行军忍不住说，我当初就是个混蛋，写了那封信，我和那个女人结婚以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后来又谈了两个女朋友，可没有一个能跟你比的，我都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也没脸来见你。王亚文只是一个劲儿的哭，说我就是这个倔脾气，一辈子就认准你了，你不来，我也打算一个人过，有个念想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命。刘行军一听，立马说：这一次我一定把你带走，带到上海去。

王亚文说：算了吧，我能见到你，心里也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跟你去上海呢？刘行军却坚定的说，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到上海去，我要治好你的病，咱们两个重新开始。他心里清楚，要是不把王亚文带走，他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第二天，王亚文就跟着刘行军回了上海。刘行军单位给他分了一套30㎡的小房子，他以前很少住，平时都在单位值班室里凑合。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那三年，他也基本过着集体生活。这一回，他铁了心要把这个家还有自己都交给王亚文。他看着眼前这个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女人，心里百感交集，刘行军跟王亚文说，我要把这些年欠你的都补回来。

1994年，已经离异多年的刘行军将王亚文背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刘行军花光了积蓄给王亚文治病，恢复的还不错。他们两个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感情，珍惜这迟到的幸福。

可谁知道十年以后，这个好不容易幸福起来的家又出事儿了。刘行军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了肝癌，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以前发过誓，这辈子要好好爱王亚文，要把幸福的日子一直过下去。

王亚文也不甘心，看着刘行军日渐消瘦的脸，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老天开开眼。医生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肝脏移植手术，可是这个手术费用高得惊人，最起码得30万，这可把他俩都难住了，他们存折上就只有1万块钱，这十年来，王亚文光养病了，没有出去工作。刘行军的工资也不高，可不管怎么样，得救刘行军的命。

王亚文没有办法，就翻出刘行军的电话本，把所有亲朋好友的电话都打了一个遍。他一个一个求人家，刘行军还年轻，求求你们帮帮他。亲友们都被王亚文的这份执着和深情所打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刘行军单位的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也组织单位员工捐款。大家一起努力，终于凑够了30万元的手术费。

手术那天，医生把刘行军推进手术室的时候，王亚文趴在他耳边说：“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活着回来。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想活了”。刘行军使劲点了点头，手术整整做了6个小时，刘行军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插满了管子。他费力的抬眼，在玻璃门外看到了王亚文。

王亚文正冲他招手。原来手术这段时间，王亚文一直守在那儿，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怕死神把刘行军带走，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新的肝脏已经在刘行军的身体里正常工作了，这意味着刘行军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一个月以后，刘行军的排异反应也顺利度过，恢复的特别好，连医生都觉得这可能就是爱的力量。刘行军心里很清楚，他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有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一定要活下去。就靠着这股劲儿，刘行军的身体奇迹般慢慢恢复了，他说他不敢轻言离开，他要活着弥补亏欠，用余生回应王亚文的爱，给她幸福，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愧于心。

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情感。它可以让一个人生不如死；也可以让一个人由死回生。

2004年上海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上海的20人”评选活动中，为爱无悔守候18年的王亚文入选。

故事四、一位上书中央，为千万知青争取命运的女知青

　　这位女知青叫萧芸，1951年9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那个时候湘中地区正在土改，母亲意外摔跤导致萧芸早产，出生时连皮肤都没发育好，再加上萧芸爷爷同一天枉死在县监狱里，萧芸的出生竟被家人视为不祥。萧芸之所以童年一言难尽，其实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萧芸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曾是大家闺秀，外祖父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地主，在城里拥有一整条街的商铺。父亲曾是蓝天高等师范（湖南师范大学前身）的数学系主任，与文学大家钱钟书曾是同僚。

但良好的家世并没有给萧芸带来美好的命运，1965年，萧芸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外祖父是地主），导致萧芸没有上学。这一年16岁的萧芸成了千万知青中的一员，被派遣到湘潭县五七大队易家山生产队。

在生产队的日子一言难尽。不仅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儿，水田里还有数不尽的蚂蟥。当时萧芸最怕蚂蟥，每天从水田里出来，萧芸的腿都惨不忍睹，后来对蚂蟥的恐惧伴随了萧芸一生。

后来好不容易转去了老虎岩生产队。那里虽然没有那么多“魔鬼的手指”，但一次意外却差点要了萧芸的命。一场秋雨冲垮了老虎岩的谷仓，三化螟泛滥成灾，生产队不得不采用含有“1605有机磷”的剧毒农药来杀虫灭灾。这本是男人的工作，但萧芸却自告奋勇，加入了“灭虫小队”。可当时萧芸腿上有伤，一块没有彻底愈合的溃疡长时间在高温的水田里浸泡，导致萧芸有机磷中毒。含有剧毒的农药差点儿要了萧芸的命。送到医院时，萧芸的瞳孔都已放大。幸亏老虎岩的房东大姐用土方“安魂茶”替萧芸争取了抢救时间，这才捡了一条命。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老虎岩有一位知青教师休产假，萧芸去代班。后来因为萧芸课讲得好，成功转正，这才让漂泊无依的她过上了一段安生日子。

1979年7月，政策调整，28岁的萧芸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返城，开始了新的人生。

萧芸返城后，通过社会招工，进入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制造公司，然后被分配到南华幼儿园工作。

她从保育员开始做起，一步步稳扎稳打，从幼儿教师到副园长，又从副园长升职为园长，最后带领南华幼儿园成为“湖南省示范幼儿园”。 业余时间，萧芸还坚持文学创作，在《湖南文学》《株洲日报》《湖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当初在老虎岩有机磷中毒的事情，也被她改编成散文《安魂茶》，发表在报刊上，还拿了奖。

虽然萧芸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但她不开心。也并不只是她一个人不开心，大部分知青返城后都不开心。原因很简单，工资低。

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工资与工龄直接挂钩。工龄越长，工资越高。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规定，却让千万知青头疼不已。因为他们只有农龄，没有工龄。

返城后的知青进厂后，工龄都要从头开始计算。这就导致当时一个30多岁的知青每个月只能拿28元的基本工资。

还不仅仅是工资低，知青们还面对一个分不到房子的问题。当时单位虽然都给分房，但分房的资格也与工龄直接挂钩。工龄越长，资格越靠前。而那些返城的知青们分房是遥遥无期，大多数只能一家人挤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干打垒房间里。孩子们别说自由活动的空间，就连日常生活都是磕磕碰碰。知青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希望能把知青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待，在工资晋级和分房待遇上应该有所优待。

萧芸同意这个看法。萧芸说：“如果能把农龄换成工龄，问题就能解决了。”这句话看似合情合理，但在当时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全国知青几千万，要想解决涉及面这么广的重大事项，除了中央，没人有这个权力。

所以，虽然大家都认为萧芸说的在理，却都觉得这件事儿实在太大，不可能实现。但萧芸偏偏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早在此之前，萧芸就曾仗义执笔写报告为知青们争取过利益。这一次她依然自告奋勇，表示报告可以自己写，但需要大家签名。一开始，知青们都同意签字。但没想到，萧芸熬夜奋战写出报告后，大家却像商量好一样，给出了同样的答复：

“让他们先签吧，我最后签”。原本斗志高昂的萧芸不免失落起来，但同时她又能理解，毕竟这样大的事如果搞砸了，上面签的每一个名字都可能成为“追责证据”，日子虽然有点苦，但知青们更不想失去未来。

但萧芸却并不愿意放弃，她硬着头皮敲开一个个知青的门。终于，在敲开幸福幼儿园何秋爱老师的门时，萧芸得到了第一个签名。

不仅是第一个签名，何秋爱还帮萧芸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信是写了，但怎么交给中央，一直是萧芸没有解决的问题。萧芸没想到，何秋爱自告奋勇，说自己堂姐和姐夫都在新闻出版单位工作，可以帮忙把报告递上去。这份突如其来的意外收获，让萧芸十分惊喜。何秋爱不仅帮忙递稿件，还十分细心地抄写了两份稿件，给萧芸留了一份底。

这份稿件在上交后很快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加盖了科技出版社党委会的印章之后，作为一封民情附件被送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这个消息传到萧芸的耳朵里，萧芸既高兴又紧张。因为她知道，接下来收到的一定是个大消息。要么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是自己锒铛入狱。

1983年，32岁的萧芸得到了口头答复，信件已经被中央采纳了。两年之后，国家劳动人事部正式发布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此后企业事业单位工资晋级、分配住房，全体知青都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起点。

　　消息传开，全国的知青们都沸腾了。萧芸成为知青眼中的英雄，她那封书信也被称为“知青福音书”。作为知青中的一员，萧芸自己的命运也开始峰回路转。

原本萧芸的工龄也没有多久，但加上了14年农龄后，她一下子成了单位的老资格。再加上1985年她获得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使得她成功拿下了中级职称。

后来，萧芸就被调到集团子公司党委办，负责新闻宣传。再后来萧芸辞职下海，在民营广告公司担任总经理。她还曾尝试自己开公司，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

终于有一天，她又做了个决定。1999年，48岁的萧芸决定为了文学梦想去流浪。她辞了职，那段时间，萧芸日子过得苦，但她却很快乐。 无数生活的艰辛都成为她笔下的故事，她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换成了稳定的稿费来贴补生活。她的散文《卖蕨菜的小女孩》后来还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多次成为语文试卷的考题资料。

除了稳定的稿费，萧芸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在给《合肥晚报》投了几个月稿后，她接到邀请，让她去做副刊编辑。这个励志的故事被刊登在《江淮晚报》上，影响了很多人。

后来已是《合肥晚报》“心灵航线”栏目编辑的萧芸，又做起了公益活动。

2012年，61岁的萧芸老师创立了“宁馨成长护航工作室”，为更多家里有青春期问题的孩子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2016年，萧芸被媒体誉为“大陆成长之母”。

2017年，她又荣获中国家庭教育学会颁发的“中国家庭教育公益百佳”荣誉称号。

如今，已经71岁的萧芸老师，仍然在致力于拯救那些陷入迷茫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故事五、一位北京女知青李心梅的故事

　　李心梅是北京知青，1968年12月中旬，李心梅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好朋友吴丽娟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到了陕西省洛南县的刘家庄大队，同行的还有另外十名北京知青，到了之后安排工作时，在她俩的强烈要求下，被分派到了同一个生产队，那就是刘家庄五队，并且被安排住在社员刘长发家。

刘长发家有四口人，刘长发和他的老婆，加上他们的一双儿女，儿子叫刘伟民，那年才十九岁，比李心梅大一岁，女儿刘甜甜和吴丽娟一样大，长得眉清目秀，挺可爱的。刘长发两口子约莫四十多岁，都是热心肠，早早地帮她们收拾好房间，还招呼她们一起吃饭，并且多加了两个菜。

李心梅和吴丽娟称呼他们为大叔大婶，刘大叔家的屋子是三间正房加两间偏房，偏房里有一间是厨房。大叔和大婶住在正房的东屋，李心梅和吴丽娟被安排在西屋，与刘甜甜住一起，屋里那张床很大，三个人一起睡，一点也不挤。

几天下来，李心梅和吴丽娟就与刘大叔一家人熟悉了。大叔夫妻俩都很照顾她们，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想着她俩。刘伟民话不多，看到她们就远远站着，很礼貌地打招呼：“小妹们好。”他总是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

可是在一天大队开会的时候，李心梅和吴丽娟意外地发现刘大叔家竟然是地主成分！她们顿时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慌。散会后，她们赶紧找到队长，要求调换住处。队长却告诉她们，他没有这个权利，让她们去找民兵连长。两个小姑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人商量着一起去找民兵连长，看能否调换住所，后来民兵连长告诉她俩：“其实刘长发家里并不富有，只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才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你们不必紧张，刘大叔一家人都很好的。”李心梅听后想道：确实，刘大叔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这段时间对我们也很照顾，我们这么做未免太小人心了。

于是李心梅和吴丽娟就把之前的那些想法抛诸脑后了，还像之前一样，每天放工回到刘家照常打招呼，闲聊，大家相处得都很和谐。

那年冬天天气很冷，队里也没有什么活儿需要干的，李心梅就托刘伟民帮她到镇上买来了一些毛线，开始织帽子围巾手套，她的手艺很好，会好多花样，刘甜甜看了很羡慕，总是缠着李心梅，也想学，于是三个女孩子围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织着自己喜欢的围巾帽子之类。

有一次，李心梅不小心着了风寒，高烧不退，可把大伙吓坏了，各种土办法用遍了，就是退不下去，眼看着人都烧迷糊了，刘伟民二话没说，背起李心梅就往镇上的诊所跑，赶到后，医生说：“还好，还好，幸亏来得及时，再晚可就麻烦了！”原来是急性肺炎，好在后来经过医生的诊治，烧退了，慢慢地恢复了意识，休养了二十多天才彻底好了。

因为这件事情，李心梅对刘伟民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情，她觉得他虽话不多，但是人好，踏实又善良。

而刘伟民对李心梅也是心生欢喜，不过因为身份的问题夹在中间，二人都没有主动表白，只是偶尔眼神交汇时都会脸红。转眼到了来年春天，要准备春耕春种了，李心梅、吴丽娟二人随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大家都知道她们是从北京来的知青，所以都分外照顾她们，挑一些轻松的活给她俩干，刘伟民和刘甜甜也时常给她们俩帮忙，刘大叔刘大婶怕她俩不适应，还特别给她们准备趁手的工具，挑轻便好用的给她们使，刘大叔一家人的细心和温暖，实实在在感动到了李心梅和吴丽娟，李心梅在心里不断为刘伟民加分。

因为地主成分刘伟民有些自卑，平常除了干活很少与人交流，有一次在批斗大会上，李心梅见刘大叔刘大婶站在台上半天，就想送一条凳子过去让他俩歇会，却被队长批评了，说李心梅立场不坚定，得写检查，大叔大婶不停地使眼神让李心梅快搬下去，李心梅才不情愿地搬走了板凳。

那年秋收后，队里给北京知青盖了几间房子做知青点，后来十二名北京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去住了。搬家的时候，刘家大叔和大婶很舍不得她们，李心梅和吴丽娟也不舍得走，这一家子对她们太好了，不过再不舍也只能服从安排，搬到了知青点。

之后的日子，李心梅经常去刘家串门，但是，刘伟民和刘甜甜却很少去知青点玩，刘甜甜说：“我爸说了，不让我们去找你们，我们家成分不好，怕对你们有影响。”李心梅心中甚是感动。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3年，刘家庄有了两个去县里工作的名额，队长说李心梅经常去地主分子家里串门，立场不够坚定，所以这个名额不能给她，而吴丽娟比较小巧灵活，给队长和民兵连长都送了烟酒，所以她和另一个女知青一起被招工到县里去工作了。李心梅继续留在刘家庄。

那一年，刘伟民已经24岁，到了成家的年纪了，不过因为自己家里成分的问题，方圆几十里竟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这可愁坏刘大婶了，后来刘大叔和刘大婶商量着实在不行就让刘甜甜给她哥哥换亲吧。

李心梅知道刘大婶在给刘伟民找对象，心里五味杂陈，她是喜欢刘伟民的，但是她一个女孩子又不好意思先开口，而刘伟民虽然对自己很好，但却从未表示过什么，万一是自己自作多情呢？当李心梅知道刘大婶让刘甜甜去给她哥换亲后，李心梅再也坐不住了，她觉得如果自己不主动，等那个木头先说怕是不可能了，她要为自己的幸福搏一把，就算不成，死也死个明白。

那天李心梅找到刘伟民，对他说：“伟民哥，我喜欢你，你咋想？”刘伟民讷讷地说：“我家成分不好，我怕耽误你……” 李心梅捂住刘伟民的嘴：“这不重要，只要你喜欢我就行！”刘伟民重重地点了点头！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原来她并不是一厢情愿！于是她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和劝阻，毅然决定嫁给刘伟民。

得到了刘伟民的答复，李心梅就给父母写信禀告此事，但她父母坚决不同意，信中说，如果李心梅执意嫁给地主之子，就要与她断绝关系！

后来两人顶着各方压力，领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的生活很开心，公婆对李心梅一如既往地好，刘伟民对她更好，什么活都抢着干，从不让她受累，小姑子也是对这个嫂子喜欢得不得了。李心梅觉得自己掉到蜜罐里了，管别人的风言风语干啥，自己开心最重要。

但也就因为李心梅固执地非要嫁给刘伟民，所以一连好几年的招工招干，都没有了她的份。民兵连长还故意嘲讽她：“李心梅，你就一辈子在这当农民吧，自毁前程，可怨不得别人。”

到了1977年的春天，整个刘家庄的北京知青都走光了，就只剩李心梅一人了，虽然心情有点失落，不过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还有疼爱她的丈夫和公婆，她觉得既使真的一辈子当农民，也没什么不好。

不过刘伟民心里觉得对不起妻子，因为他的关系才会让妻子跟着受苦，所以他对妻子更加体贴照顾了。

1977年冬天，全面恢复高考了，夫妻二人都去报了名，有刘伟民父母的支持，帮他们带孩子，接手家里所有的事情，所以夫妻两人心无旁骛地复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人终于在次年的夏天双双考上了大学，一起被延安大学所录取。

毕业后，夫妻俩都留在了延安工作，李心梅进了一所高中教语文，刘伟民被分配到科研部门工作，两人把儿子和刘伟民的父母都接到了身边。

工作两年后，李心梅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北京，她的爸爸妈妈看到外孙子都已经半人高了，老两口搂着外孙哭得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还问着：“伟民呢？他怎么没有一起来？以后要一起回家知道吗？”李心梅眼眶含泪，轻轻点了点头，心里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看看爸妈，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不会掺假的。

1992年，李心梅儿子的户口迁回了北京，落在外公外婆的户头上，并且在北京上学，在外公外婆的悉心教导下，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毕业之后也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李心梅夫妻退休后带着刘伟民的父母回到刘家庄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刘伟民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后，他俩就回到了北京，在儿子儿媳所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住下。当年的小姐妹吴丽娟也是退休后回到北京的，巧合的是，她们又成了邻居，吴丽娟直言很羡慕李心梅的生活。

李心梅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最终收获了美满生活，所以爱情和人生都是需要勇气的，成功在于选择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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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从农村走出来的党委书记——韩根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