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雷锋杂志”创刊十周年庆祝活动。第298篇

白杨

会议室内，大屏幕上的“星光耀泉城”四个红字沉稳有力，像一束光，悄然落进十年光阴的缝隙里——这光，是从《雷锋杂志》创刊那年亮起的。十年来，它不喧哗，却始终在讲台上、在屏幕中、在每一张摆着名牌与水瓶的桌面上，静静铺展着一种信念的秩序。

我坐在台下，看台上那位演讲者声音沉实，背后红色大屏上“星光耀泉城”几个字映着灯光，也映着台下一张张专注的脸。那一刻忽然明白：所谓星光，并非高悬天际的遥远符号，而是由无数个“在场”的人，用专注、用倾听、用一次又一次起身发言、一次又一次提笔记录，一寸寸擦亮的。

当“永远的雷锋”在舞台大屏上浮现，金色字迹映着红底，像一枚温热的印章，盖在时光的纸页上。郑学之与张男的声音叠在一起，不是表演，是传递——十年间，《雷锋杂志》何尝不是这样一位“合诵者”？一边捧着历史的稿纸，一边写着今天的回响。

“抗战，抗战”四个字压在屏上，沉得让人屏息。杨艳春与曾悦站在光里，声音不疾不徐，却像从岁月深处打捞起的回声。我忽然想起杂志创刊号里那篇《烽火里的笔记本》，写一位老兵如何把雷锋日记抄在战地油印本的边角。原来传承从不是复刻，而是让不同的时代，在同一束光下，各自站成自己的姿势。

“雷锋杂志社出品”几个金立体字，在渐变红底上微微泛光。没有口号，没有修饰，只有一行落款——像一封十年未拆的信，信封上写着地址与署名，其余空白，留给读者自己落笔。

六位代表手捧红色礼盒站在“百城万企学雷锋启动仪式”的背景板前，盒子不大，却装着十年来从山东到新疆、从社区到车间、从校园到军营寄来的手写信、剪报、手绘海报……礼盒打开，不是奖杯，是沉甸甸的“在场证明”。

屏幕上，那位戴军帽的军人伏案书写，左侧浮出一行字：“心是那样的滚烫”。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笔记本的边角——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杂志每期的选题会纪要、基层通讯员发来的语音转文字、还有编辑部凌晨三点改稿时窗外的路灯。滚烫的，从来不是口号，是伏案时手心的温度。

“您有厚度”，屏幕左侧这行字轻得像一句耳语。可我知道，这厚度是十年间240期杂志摞起来的高度，是编辑们在泛黄的雷锋原始手稿影印件上逐字校对的耐心，是每一篇“一线雷锋”报道背后，踩过泥泞、穿过风雪的采访足迹。

颁奖台上，他们举起奖杯与证书，笑容坦荡。可我更记得其中一位“最美新闻人物”在后台悄悄说：“不是我写得好，是雷锋的事迹太亮，我只负责没把它挡住了。”——这大概就是《雷锋杂志》十年最朴素的编辑哲学：不添光，只让光，照得更实一点、更近一点、更真一点。

屏幕缓缓翻过一页，《雷锋》书封静静呈现。没有旁白，没有音乐，只有纸页翻动的微响。十年来，杂志重印过这本经典七次，每次加印前，编辑部都会重读一遍序言里那句：“他不是神龛里的塑像，是推着车、读着书、笑着擦汗的普通人。”——我们始终记得，自己守护的，是一个可以走近、可以学习、可以成为的“人”。

“红星闪耀新征程”，红白相间的背景里，那位穿浅蓝衬衫的讲述者正指着屏幕上的老照片。我听见后排一位年轻记者小声问同伴：“这照片里推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好问题。《雷锋杂志》十年，从不只讲“他怎么样了”，更常问：“我们，现在正推着什么车？”

“全国雷锋学校”授牌仪式上，白衬衫与蓝制服站成一道流动的风景。我翻着手里刚领到的新一期杂志，封二是一所乡村小学的“雷锋角”照片：孩子们用旧纸箱做的“节约箱”，贴着歪歪扭扭的“向雷锋叔叔学”字条。十年了，杂志的纸张越来越厚，而它想抵达的地方，始终是这样一些有温度、有笔迹、有未干墨痕的角落。

屏幕上，公交车驾驶员与五位同事并肩而立，背后是济南公交的红色车身。“学习雷锋好团队”几个字映在车窗上，也映在他们微笑的眼角。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所谓十年庆典，不是站在高处回望，而是蹲下来，看清方向盘上的指纹、看清工装口袋里露出的半截笔记本、看清每一张平凡面孔上，那点不肯熄灭的微光。

星光不耀于天，而耀于人。

十年了，《雷锋杂志》依然在做一件最笨、也最诚恳的事：

把光，递给每一个愿意伸手接住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