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自新中国成立,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改造敲打似乎就没有停歇过。如此走过来的这个群体,无论表现的多么奇怪都不为过。</p><p class="ql-block">若是给这个群体分分类,我的小舅无疑是最傻的那一类。他兜里本没有几个铜钱,大学毕业结婚成家后,要养自己两个孩子,还要负担双方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老人;更甚者,他姐姐的孩子,成长期间经济上也要由他负担抚养,那就是我。</p><p class="ql-block">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几个方面必须先安排到位,就像是交税一样,哪方面都不能少;待轮到自己的开销,已经捉襟见肘。常常需要安排出野外拿那点儿补贴弥补;甚至出差住店,也要先问清楚,管不管饭。读书人的那点儿面子和自尊被揉进了生活脚下的烂泥里。</p><p class="ql-block">如此状况下,他还要“位卑未敢忘忧国”。</p><p class="ql-block">我小舅62年兰州大学毕业,地质地理专业。几个同学一毕业就主动去了新疆。新疆自治区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是在他们手上创办的;后来还创办了新疆环境保护研究所。我的舅妈是学物理的,是新疆标准计量研究院的第一代骨干元老。他们是妥妥的“疆一代”,也是饿过肚子倍受折腾的一代。</p><p class="ql-block">人的一生,总该做点儿让自己也值得骄傲的事。</p><p class="ql-block">中国广袤的地理环境中,新疆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两大沙漠戈壁盆地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干旱缺水,自然生态脆弱。</p><p class="ql-block">从解放大军进入新疆转为新疆建设兵团开始,一直陆续到后面的各地知识青年等建设大军填补新疆。几十万、上百万大军要吃要喝、要烧火做饭;戈壁滩和沙漠边缘几十上百年才长成的红柳树黑刺树胡杨树,砍土曼挥起来只几下就成了烧柴。</p><p class="ql-block">一直以来人们头脑中环境意识也非常薄弱;</p><p class="ql-block">几项因素叠加,沙尘暴越来越频繁,水土流失严重。</p><p class="ql-block">那个时候的《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上级也只是要求关注工厂的三废处理问题,对于越来越严重的大环境崩塌基本熟视无睹。</p><p class="ql-block">专业出身的小舅们忧心如焚,多次呼吁汇报无果。说的多了,领导还烦,认为你不听话,给你小鞋穿。</p><p class="ql-block">1979年,争取了一个荒地考察项目,非常可怜的一点儿资金,要考察13个县市。</p><p class="ql-block">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从中专门抽出了一台卡车,自行成立了一个环境组,沿着塔里木盆地疯狂的跑了43个县市,由于缺乏资金,工作期间夜间睡卡车底下和路旁是常态。由此,调查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形成了《塔里木的环境问题报告1979-1980》;利用出差去北京的机会,小舅说,他以两封挂号信的形式,直接将这份报告分别寄给了当时的主政者华国锋和邓小平。</p><p class="ql-block">这应该是直到目前中国唯一惊动中央的环境专题报告。</p><p class="ql-block">不久,当时新疆的主要领导汪峰、司马义艾买提约谈。</p><p class="ql-block">又随着当年王震秘书张劲的平反出山,他组建挂印自治区环保局并组建环境保护研究所(现在的环境科学院)。</p><p class="ql-block">新疆的环境保护走上了轨道。</p><p class="ql-block">后来的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中国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宣言“乐山宣言”的起草人也是小舅,这份《乐山宣言》还被刻在了不锈钢板上,目前暂存放在岛上,我的身边。</p><p class="ql-block">顺便说一句,当年我刚刚毕业来千岛湖工作时,原王震秘书张劲先生来过杭州和千岛湖;当时他提出让我联系一下淳安县政府,是否可以由新疆方面安排资金在淳安千岛湖建立一个相关工作基地。</p><p class="ql-block">当时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工作意识和联系渠道,没有设法推进。后来张劲先生将这个项目安排在了成都灌县青城山。</p> <p class="ql-block">1983年陪同张劲先生在淳安千岛湖</p> <p class="ql-block">1983年与我的姨夫和681厂的张丽曼在杭州陪同张劲先生</p> <p class="ql-block">如今,小舅已经耄耋之年,最近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说起新疆的环保,并要求我,将来有一天,若是国家成立环境保护博物馆时,让把那个刻在不锈钢板上的《乐山宣言》送过去,陈列起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