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国家

荣玉

选自冯时的《文明论》 荣玉编辑、朗读

“文明”一词于先秦典籍早已出现，那么中国先贤究竟是如何理解文明的呢？先贤所定义的文明又具有哪些基本特点？这些问题不仅是重建己身文明理论的关键，更是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

在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文明”与“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国家而论，封邦建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其实并不足以作为国家诞生的标准，这使我们对国家诞生的标准问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事实上，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条件莫不取决于其实行怎样的君位继承制度，准确地说，作为氏族联盟共主的君位继承制还只是禅让，抛弃旧有的禅让而实行世袭，才是家天下王朝得以建立的根本条件。

早期国家体现的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制度特点。西周毛公鼎铭载周天子命毛公“乂我邦我家内外”，天子既言“我邦我家”，知国家时代所谓之天下实际已为一家之天下，亦即所谓家天下。显然，家天下王朝的建立，世袭王权不仅是其最重要的标志，甚至更是唯一的标志。尽管王朝诞生还应考虑如五等爵、畿服、贡纳等制度的建立，这表明文明的起源显然不同于国家的起源，国家本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其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以世袭王权所建立的家天下王朝，这一历史肇端于有夏，其与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君权是等级社会的核心，形成于观象授时，因而不可能与国家的建立同步。新石器时代发现的原始宗教遗存以及出土的斧钺遗物，无疑为前国家时代君权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物证。体现君权的文字，无论汉字的“王”还是古夷文的“君”，其字形都取象于斧钺之形。

由于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天文授时不仅导致了原始农业的产生，同时更为传统的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舆服制度、哲学观和科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其实比其家天下的国家历史古老得多。很明显，重建己身文明的理论并不等同于简单地重建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建构中华文明的历史文脉，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