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三日游（二）

腊梅

　　我和成艺姐游玩咸阳湖渭滨公园的半途中转出，两人乘坐公交车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参观。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分馆，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三路东段，毗邻秦咸阳城遗址核心宫殿区和西汉帝陵遗址带。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国内首个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缘起、发展和贡献为主题的博物馆。场馆总占地面积约300亩，建筑面积39809平方米，展陈面积10362平方米，由（中国）工程院首任院士张锦秋女士主持设计，建筑群按北斗七星布局并以复道相连，体现“象天法地”理念。该馆集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2024年5月18日正式开馆，并承办“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基本陈列“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通过两个展厅、1500余件（组）文物及多媒体装置展现秦汉政治、经济、文化成就，专题展“城与陵”展示秦汉遗址考古成果，“技与美”专题展呈现秦汉艺术与科技。馆内90%展品为首次亮相，包含杜虎符、鎏金铜蚕等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打破了以时间为序的叙事方式，以平行的结构架构整个展览内容，以版面文字、文物和多媒体方式，多个层面、多个角度阐释秦汉文明的发展，以及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贡献和作用。

　　进入博物馆序言大厅，首先看到的是大气恢宏、气势磅礴的《秦魂》大型雕塑。这组史诗长卷青铜组雕由著名雕塑家刘艺杰教授设计创作。雕塑高度达到9.5米，长74米，纵贯了整个序言大厅。雕塑塑造了秦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华夏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脉搏、历史人物。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这组青铜雕塑涉及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众多。雕塑右上角的浮雕是非子养马。秦人最早是给周天子养马的部落。首领非子，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于秦邑，成为封地不足五十里的周天子附庸国。左边的秦穆公，他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是春秋五霸之一。但秦国当时仍实行毁灭人才的殉葬制度，秦穆公死时就用了177人殉葬，非常有才干的子舆氏三位大臣（奄息、仲行、针虎）也被秦穆公拉着一起殉葬，史称“三良殉秦”（《诗经》中的秦三良），这件事影响极为恶劣，秦国被中原各国视为野蛮落后不开化的蛮夷。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原诸候之会盟，夷狄遇之”。所以从秦穆公死后的三百年秦国寂寂无闻。秦国的国运转折始于商鞅变法。雕塑正中的这排风云人物，大气磅礴，右侧的头像就是变法功臣商鞅，法家代表人物，在秦孝公支持下推行变法，深刻改变了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富国强兵，秦国被视为“虎狼之邦”，使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感到空前的压力。从秦孝公开始，秦国才有资格逐鹿中原，睥睨天下。商鞅头像的下面，是徏本立信的典故，商鞅在城门下竖立一长木，下令搬运此长木者重赏五十金，言而有信，为秦政赢得令出如山的公信力；左侧第二位是六世余烈秦昭襄王嬴稷，他是举鼎砸断腿的秦武王的弟弟，宣太后芈月的儿子，他在位长达五十六年，在位期间持续扩张，为统一六国进一步积蓄力量。‌‌‌秦昭襄王最大的战功就是任用白起为主将，大杀四方，威震六国。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一共战死二百万人，白起就杀了一百万。伊阙之战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华阳之战大破赵魏联军，斩首十三万，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四十万。雕塑左侧，描绘的就是秦赵决战一一长平之战，这是中国军事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解决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也是战国时期的收官之战，经此一战，秦国的统一进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白起之后，秦国的另一位战将王翦上场，雕塑右侧浮雕王翦拜将灭楚。秦王嬴政拜王翦为主将，尽出精锐六十万，楚国就此亡国；雕塑中间最大的人物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始皇帝开创大秦帝国，结束了五百年的诸侯纷争，奠定了两千年的政治格局。雕塑的最左侧浮雕是秦始皇东巡。秦始皇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为了宣德扬威，求仙长生，五次巡行天下，最终崩于沙丘，死在第六次巡游途中。雕塑的最右侧，雕刻有秦国两项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穿凿泾洛的引水工程郑国渠。两项工程，使成都成为天府之国，关中沃野千里，秦以富强卒并诸候。雕塑还用很多细节，刻画了大秦文明的经典造型，比如李斯书写、通行天下的货币一一秦半两（钱），秦军调兵的虎符等等。

　　站在《秦魂》雕塑前，环视解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史诗长卷，我仿佛穿越时空，走入心灵震撼、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重回沧桑厚重的大秦帝国。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大部分珍品集中在“天下同一 秦汉文明”为主题的一、二号展厅中。

天下同一，“制”启华夏

秦汉以开创性的制度，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中国版图的确立，“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创建，“儒学”成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以及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都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以新的政治制度为根基，中华民族凝聚力量，奋进崛起，同时放眼世界，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使中国迈向强盛，自信的新时代。

秦、汉大事件年表

　　制度一一秦汉文明的基石

历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风雨，秦始皇初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西汉王朝继承并发展完善，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贯彻，基本确立了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发展2000余年的政治体制。新制度的创建，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社会其他层面发展的核心力量。

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大事件年表

　　秦人尚武，求实，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积极吸纳其他地域文化为己所用。这些宝贵的品质与数代先祖努力经营的基础使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

法律保护下的国家机器运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能力主要依赖于皇权的控制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遵循法家思想，制订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并在全国推行。秦法制主要包括“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以及“轻罪重刑”等方面。

西汉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秦的法律思想，主张将“礼”教和“德”化与刑罚结合起来使用。他们沿用秦制的律，令，科，比四种形式，并将其规范化，使之成为此后较为稳定的法律的基本形式。汉武帝时期，采用“春秋决狱”的判案推理方式，对整个封建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础，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文治武功奠定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达500余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完成了统一。之后，秦军南逾五岭一统南越和西瓯地区，北击匈奴拓地至阴山。汉武帝即位后，继续向南北拓展，先后设置河西四郡，西南七郡，东北乐浪四郡，使汉代的疆域空前辽阔。秦汉两代400余年间，早期的核心区域（包括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部分等）的版图基本奠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杜虎符‌

战国晚期秦国制作的青铜调兵信物，整体呈卧虎造型，长9.5厘米。虎符表面以错金工艺篆刻40字铭文，大意是说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右边在国君手中，左边由大将掌握，每当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有国君命令，并且两个虎符要合二为一，明确了调兵需左右符相合的制度。它是研究战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实物，1973年出土于西安，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跪射俑‌

出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该俑雕塑手法高度写真，形体比例同真人大小，衣纹和铠甲伴着体态变化而曲转，承载着千年的凝思。‌‌

秦国的士兵与装备

秦国的强大武力与士兵的勇猛作战密不可分。士兵们披盔戴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严格的训练，使他们具备出色的战斗技巧，加之无与伦比的严明纪律，使他们能以出色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征服众多敌人。

秦弩

弩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远射程兵器，具有射程远，命中率高和杀伤力强的特点，成为各国军队重要的武器之一。弩的出现，促使车战时代的结束，引领了以步战为主，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新时代。秦国先进的弓弩，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弩兵方阵，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

石铠甲及石冑

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K9801陪葬坑出土的铠甲，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用的札甲(用较大长条形甲片制作的铠甲)，鱼鳞甲(用小片甲片制作的铠甲)和马用的石马甲。这些用于陪葬的铠甲，均用青石甲片和铜条编缀而成，其形制和编缀方法与实用铠甲一致。甲片有长方形，舌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圆形等多种形制，用扁铜条将其联缀在一起，除了可以保护士兵的胸腹，后背和腰肋外，还方便他们做出挺胸，弯腰，举臂等动作。与铠甲一同出土的还有石胄，用来保护士兵的颈项。所有石胄都由一整片圆形顶片和若干板瓦形或等腰梯形不带弧度的侧片组成。石铠甲和石胄的出土，为研究秦国的用甲制度，秦军的装备，以及蕴含于甲胄里的秦代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物证。

汉代的武备

汉代的武备，在秦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迭代，无论是防御用的铠甲还是利兵利箭，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新型铠甲材质更为坚固耐用，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汉代改进了弓弩，长矛，剑等武器，使其更加精良。这些武备为汉王朝开疆拓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区域融合走向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构成了汉代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意识；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也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秦汉王朝，开启了中华民族从区域融合走向文化认同的新征程。

国家祭祀体系

秦汉时期国家祭祀体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时期秦国所具有的广立神祠的传统。战国晚期，秦的畤，庙，祠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原六国山川祭祀及齐地八主祠也被纳入其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

汉初，承秦旧制，至汉武帝时期，虽对国家祭祀进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手段仍以在全国广修神祠为主。这种广布神祠的祭祀形态，直至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才得以真正被改变。这种改变，也深刻影响着东汉以来人们对国家祭祀的认知。

多媒体演绎展现中国二十四节气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策。统一货币，在全国推行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币制的统一，克服了以往币类多样导致的使用与换算困难，便利了各地的商品交换和经济的交流。秦代外圆内方的货币形制，一直沿用了2000余年。

此外，秦始皇颁发诏书，统一度量衡，在全国通行由国家制作的标准度量衡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统一货币

秦朝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了统一货币：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将通行货币统一为两种，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同时，改黄金的单位为“镒”，一镒为二十两；铜钱是铸有“半两”二字的圆形方孔钱，俗称“秦半两”。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群臣，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原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之用。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后，不同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秦王朝以秦国原有的度，量，衡为标准，并在商鞅曾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统一诏书，制成统一后的标准器发布全国，而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被禁止使用。

‌ “重卅斤”铜权：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标准砝码，为带有鼻纽的平底扁状半球形。刻有“重卅斤”铭文，重7.5千克，底部有矫正重量误差的凹槽，体现了秦代对计量标准的严格要求。‌‌

汉武帝整顿币制

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地方势力扩张，中央政府无力有效调控货币的生产，诸侯贵胃私铸货币盛行，币制混乱阻碍了经济发展。汉武帝经过多年经营，不断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执行力，经过数次币制改革，实现了铜料国有，不仅禁止私人铸钱，而且有效遏制了郡国铸币，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下来，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扫清了障碍。

统一标准铸五铢

“五铢”钱，因货币表面有“五铢”两个篆字而得名，是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的币制，由中央政府设置的水衡都尉的属官锺官，技巧，六厩三官统一铸钱，三官都是管理铸钱的官署，它们既是铸钱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官办的铸钱工场。由中央统一铸造的五铢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通行全国。

　　金饼、马蹄金，用于赏赐、馈赠以及大额交易。

世界货币一览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不仅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挑战，而且思想领域亦群情激荡。各国竞相改革，士人四处游说，讲学，促使思想家们开始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探索。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面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展开了辩论，形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四方学者云集，议论时政，交流学术，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阵地。

从“焚书坑儒”到《为吏之道》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禁止不利于统治的各种言论的传播，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独尊法术，禁止儒学。从此，“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其上”，留给士人的政治空间急剧压缩，战国时代从容择主，睥睨权势的自由已经丧失。“禁私学”和“以吏为师”成为官府强制推行的政策。吏师合一，由官方完全垄断教育事业，客观上有利于秦的文化专制统治。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秦朝在文化教育方面，以西周时期的“官师合一”、“学在官府”为蓝本，奉行法家“壹教”思想，焚毁民间藏书，禁绝私学，明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即由“法官”、“法吏”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秦王朝重“法”而轻“学”，把思想文化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并在中央设置“奉常”作为列卿之一，分管教育及其相关事宜。

　　历史上，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都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予评论。我更觉得鲁迅的见解客观。

经学的普及

东汉时期，经济生活祥和安定，统治者的政治风格也与前代迥然不同，他们主张“修文”、“崇德”、“宣教化 ”，使儒学的文化权威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统治者重视经学及经学教育，扩建太学，官办儒学教育进入发展高峰期；士大夫中出现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经学在民间兴起，蒙童教育进步，不少熟悉典籍文献的知识女性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尊崇儒术

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董仲舒在继承孔孟学统的同时，大量吸收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其倡导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统治需求。儒家学说被立为正统思想，其忠君守礼的观念成为“大一统”政权的精神支柱。从此，儒学在思想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为历代王朝所推崇，影响深远。

罢黜百家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也都为活跃，并不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的重大文化改革，结束了各源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也强调了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对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传统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统一文字

“书同文”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字政策。秦始皇为巩固统治，一方面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六国文字，焚烧古代典籍。另一方面编写正字课本，规范文字书写。他确立了小篆的通行字体地位，限制隶书的使用范围。“书同文”政策，保障了政令畅通，提高了行政体系的工作效率，稳定了新生政权；“书同文”也消除了战国时期汉字形体混乱的隐患，统一了汉字的笔画，偏旁，为汉字的笔画化和直线化奠定了基础；“书同文”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翻开了新篇章。

汉初，统治者依然实行了严格的汉字律令。汉字书写不正确或不标准的官吏，甚至会因此遭到罢免。

汉代的“正字课本”

为了规范汉字教育，汉代的统治者组织官员编写文字蒙书，来充当儿童学习的“正字课本”，史游的《急就篇》即为其中一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对比

学术成果

秦汉时期，学术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司马迁和班固开创了史书体例的先河；散文，汉赋佳作绝唱频出，富于生气，反映时代生活的乐府民歌到处传唱；目录学和堪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书·艺文志》堪称秦汉时期学术成果的指导手册，网罗各类典籍，并将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这是中国图书“六分法”的基础。对学术成果的整理和对天地规则的认识，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庞大而复杂的零散知识中建立秩序和系统的决心。

史学的发展

秦至汉初时期，史学的思想主题是“过秦”一一对秦的覆灭做出合理解释，并为新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从汉武帝开始，政治上空前的统一要求史家阐发“大一统”之义，“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吸收了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各种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而“成一家之言”。东汉时期，“宣汉”成为史学的主旨思想。班固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作为其书写的目的之一，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汉族形成，民族意识增长。这一时期的史学，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又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走向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的兴盛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秦汉时期，形成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散文是古代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贵粟疏》等，都是卓有见地的政论散文。赋，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在汉代发展到巅峰，诞生出如寓寄感慨的《鵬鸟赋》，辞藻华美的《上林赋》和简短言志的《归田赋》等诸多名篇。乐府诗是由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多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或者采集来的民歌。其中，民歌记录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并具有相当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

目录学的兴起

目录学是整理各种图书，概括其内容，梳理学术流派，确定图书类别，编制目录的学问。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目录学的成果，去了解已经失传的古籍。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学者刘向编写的《别录》。刘向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并校勘异本，且每校完一书，就梳理其篇目，编撰其内容提要，最后集成《别录》二十卷。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编写《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

堪舆学的蓬勃

堪舆一词出自《史记·日者列传》：“堪，仰观天；舆，俯察地。”堪舆学是研究天地的学问，天文与地理都属于它的观察范畴。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称：风水学。这门学科，为人类的基本营建活动一一住宅与坟墓的吉凶趋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四时、四方、天干、地支、律令等表明了时空与方位，阴阳、五行、八卦阐释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秦、汉人眼中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堪舆学著作，既有讲述地理知识体系的《青囊经》，也有记载神异故事的《山海经》等一类的著作。

乐舞之美

青铜时代的终结，宣告了先秦最具代表性的“钟磬之乐”的衰落。六国的灭亡，导致了旧时的礼乐失传。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的乐官世家，对宫廷雅乐“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但这并不代表秦汉是个乐舞衰微的时代。《乐府诗集》云。“自汉以后，乐舞浸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了艺术的南北融合，“北狄乐”张扬着狂放健朗的时代色彩，“楚舞”长袖中蕴含着婉约的优美韵味。新生的乐舞形式，具有鲜明的感性化，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贵族宴会上，回荡着助兴的乐曲，舞者婀娜多姿；乡间田头，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歌口口相传，流淌至今。

彩绘陶乐舞俑

龙骨水车（模型）

冶铁水排（模型）

神兽金饰‌：战国时期匈奴首领的帽饰，纯金打造。它融合了羊、鹰、鹿、蝎等多种动物特征，全身隐藏17只小鸟，工艺奇特。‌‌‌

1957年出土于榆林市神木具纳林高兔村。这件器物是匈奴人制作的，反映了匈奴金银器制作的高超。

　　彩绘雁鱼铜灯‌：汉代青铜铸造的环保灯具，设计精巧兼具艺术与实用价值。造型为鸿雁回首衔鱼，灯体由雁首、雁身、灯罩和灯盘四部分组成，可拆卸清洗。点燃时，烟气通过雁颈导入腹部的水中，以减少室内油烟污染。‌‌

动能一一科技成果的助力

不论是哪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助动力。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耀眼，相关学科体系形成，多项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大型工程不仅体量浩大，而且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造纸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那个时代所展现出的发展动能，是国家强大实力的充分体现。

造纸术

造纸术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西汉时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的蔡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完善造纸术，“蔡侯纸”的出现，是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转折，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象。此后，造纸术传到了世界各国，促进了文明的交流和发展。

算术与数学的进步

《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两部著名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的方法，及采用复杂的分数算法以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九章算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汇集了从先秦至汉代的算学发展历史，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方法的形成与数学体系的确立。

算筹

算筹，是中国古代常用的计算工具，也叫算，筹，策，筹策，算子等，应用十分广泛。古代的算筹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的。算筹记数遵循十进位值制，不仅使用了先进的记数法，而且有一套表示未知量和代数式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代数符号的功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并将之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先秦两汉时期的哲学家创立了这一思想，后代的哲学家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最高，最完整的表现，弥补了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不足。

二十八星宿星形图

中医学体系

中医和中药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我国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临床医学理论得以奠基。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不但为后世留下了各类医药学名著，而且良医辈出。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当时已施用全身药物麻醉术进行外科手术。

医官制度

秦汉时期的医官，分为中央医官和地方医官，医官制度日益完善和规范。同时，还制定了开明的医学传承政策。这些是医政活动开展的基础，也是医政发展的保障。

医学著作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名著，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奠定了后世本草学的基础。《伤寒杂病论》则确立了理，法，方，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大大充实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内容。

医药配方与计量

秦汉医学成就之一便是药物方剂的进步，西汉初期，以方治病已成为主要手段，许多方剂已有固定方名。同时，方剂的进步也离不开对药物认识的提高与针灸技术，医疗用具的发展。

药物剂型的转变

人们对于药物作用的认识，主要着眼于药物本身，剂型只是作为更好发挥药效的参考因素。在病急，病重时多采用煎剂，病程较长时采用丸剂。西汉以前，内服药物的剂型以“治末吞服”法为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书成之时，大部分药物方剂已均采用煎煮服用法，实现了从“吃药”到“喝药”的转变。

与参观游客互动的科普知识展版

国家工程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制造体系和生产标准，为大型工程建设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和保障。秦汉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都城建设，宫殿修筑发展迅速，先后建成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性交通干道和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各类推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工程也随之兴建。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秦代已出现了楼船，橹，舵，布帆的发明与应用，促进了汉代船舶制造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陆路，水路交通的繁荣，促使交通运输系统不断完备。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的空前发展，为后世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道路与桥梁

秦汉时期出现了几种特殊的道路形式，有实现立体交叉的复道，有两侧筑壁以保证通行安全的甬道，还有以“阁梁”方式跨越险阻的阁道等。复道，栈道这种道路形式，随着桥梁建造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到了秦汉时期，已经有了梁桥，拱桥，索桥等多种形式，其中最负盛名的桥梁是长安附近的渭河三桥。

万里长城的修筑

万里长城是古代土工建筑技术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秦汉长城多采用夯土版筑技术筑成，它的修建反映了当时规划设计，测量，建造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长城的建筑方式

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取决于经行地段的地理条件和当地的流行技术，山地多用石砌，平野和草原多用土筑，土坯垒砌主要见于西北地区。同一地段的塞墙，城障和亭燧，基本采用相同的方法建造。

　　城与陵 展示雍城、栎阳、咸阳、长安等秦汉大遗址的考古成果，探讨都城与陵墓在文明发展中的地位。‌‌

　　在“城与陵”专题展，有秦汉的陶俑，重点是“皇后之玺”，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皇后印玺。秦统一后，确立玺印制度，规定皇帝和皇后的印章称为“玺”，其余均称为“印”。玺印是皇后合法身份的凭证，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的很少，博物馆中的这件皇后玺印非常稀少珍贵。

　　皇后之玺‌：西汉吕后御用的螭虎钮玉玺，玉质温润，工艺精湛。它是汉代皇后玺印的唯一实物，出土于刘邦长陵附近，历史与艺术价值并重。

　　咸阳为都，历九世，共144年，包括渭河南、北两大区域。经过50余年的考古发掘，渭北区的空间布局基本明确，自西向东依次发现手工业制作、府库、官署、宫殿等不同功能的大型建筑40余处。渭南区自1933年始展开阿房宫的考古调查工作，逐步确定了阿房宫前殿等建筑遗址的年代与范围，揭开了阿房宫并未建成的真相。秦咸阳的规划建设经历了从“一国之都”向“天下之都”的转变，对后世都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咸阳位于九峻山之南，渭水之北，地处水陆津要，四方辐辏。公元前350年，孝公徙都于此，自惠文王至庄襄王，秦都咸阳从渭河北岸向渭河以南扩建，形成北宫与南宫的格局。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结束自春秋以来数百年的动荡局面，建立了统一王朝。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开始建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城”，举天下之形势，择帝都之正位，以“象天法地”的大手笔在山河间建庙、营城、立宫、凿池，并以都城为中心，外筑长城，内修驰道，建立全新的文化信仰秩序，奠定了“天下人居”的基本格局。

咸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都城，影响至今，泽被后世。

北宫咸阳，南宫阿房

　　秦人徙都咸阳后，经考古勘探确认的陵区主要包括咸阳秦陵，临潼秦东陵，韩森寨陵区，杜东神禾塬及临潼秦始皇帝陵。咸阳秦陵位于咸阳城西北部，包括“周王陵”(旧称)，司家庄，严家沟战国晚期大型陵园三座。临潼秦东陵亦称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台塬上，发现战国秦陵园两座。尤其是秦始皇帝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央集权国家统治者的陵园，其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均为中国古代帝陵之冠。

帝陵

秦始皇陵陵区面积达60平方公里，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呈南北长方形，方向坐西面东，面积212.95万平方米。帝陵以内外城墙为界隔，内层是中心区，有秦始皇地宫及供其灵魂起居生活的寝殿和休息闲宴之处的便殿，供其御用的乘舆，御厩，府库，还有后宫人员，全然像生前所居的宫城。中区在内外城之间，有府库，武库，宫廷厩苑，供其娱乐的百戏，珍禽异兽及官等园寺吏舍，其地位次于中心区。外区为外城垣以外，其东侧有象征着守卫京师的宿卫军兵马俑坑，和象征着京师厩苑的百余座小型马厩坑。北侧有大型的府库，珍禽苑等。西侧为石料加工场，砖瓦窑场及修陵人墓地等。新近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秦始皇陵规模和内涵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是无与伦比的。

‌ “丝路一号”汉代古船‌：出土于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北侧的渭河故道，当时断成两截，经过碳14测年确定为汉代，在秦汉馆首次展出。

“丝路一号”汉代古船，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木板船，船体由16条船板通过复杂的榫卯结构连接而成，这种技术在东亚地区首次发现。古船长9.71米，宽1.98米，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象征，被视为“镇馆之宝”。‌‌‌

从“国家意识”到“世界观念”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拓展了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视域，汉王朝所构建的“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政治秩序观念，得以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地理空间背景下被重新型塑。海陆丝绸之路，不但连通了欧亚大陆的文明版图，更让汉王朝在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技与美展厅，通过雕塑、壁画、画像石等物质遗存，展现秦汉时期的艺术与科技。‌‌

中华五色

色彩的诞生可以说是一种物理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它必定是一种文化现象。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用赤铁矿粉涂抹自己的佩饰；三千年前，周人赋予颜色以人文涵义，并设专职官员管理染色生产；秦汉政权更迭，国色在黑红间幻化。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观念，青，赤，黄，白，黑，五种基础色彩就能体现季节轮回，朝代更替，五行方位和人生百态。中国人通过生命之色来言说历史，用颜料来记忆它，用仪式来展演它，用生活来实践它。

　　鎏金银竹节熏炉‌：汉武帝赐予阳信长公主的嫁妆。炉身浮雕瑞兽与错金流云纹，竹节形炉柄象征九五至尊，体现了汉代宫廷的奢华与工艺巅峰。‌‌‌

这位阳信公主的一生很传奇，初嫁平阳侯曹寿，她向汉武帝进献了卫子夫。曹寿死后，她又嫁给了她的骑奴卫青，就是大汉名将卫青。这么显赫的女性，史书上却没有名字记载，生死何年也无查出。

汉简

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的12枚汉代木简，据记录出土于甘肃武都琵琶乡赵坪村。这批简属于西塞边关文书简，因为征集缘故，出土信息较少，且残损较多，难以缀合或系联。木简上的文字是古人用墨直接书写而成，字的结体或笔锋的转折彰显了书写技艺，而点画的力度，用笔行进的速度表达着书写者的情绪。这组简书，字体为隶书，但视觉上要比碑石刻字更为流畅活泼。

舞影曲落

亢音高歌，为乐之方。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若俯若仰，若来若往。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东汉傅毅在《舞赋》中用生动细致，华丽优美的语句为我们记录了汉代乐舞的实况。歌女们佩戴杜若，行走间暗香浮动。她们微启红唇，引吭高歌。舞女们艳若春花，清如白鹤。曲缓时，身姿轻柔，宛若栖歇的燕子；曲急时，舞袖翻飞，又如迅疾的鹄鸟。曲声落，舞影歇，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仿佛定格在了汉代乐舞俑上。

炉中余香

香料的故事是一团散着香气却头绪万千，难于梳理的历史乱麻。中国用香习俗源远流长，先秦时期以燎烧兰，蕙，萧，桂，芷为主，秦汉时期沉，檀，乳，甲等香料自西域传入，以至“香气闻长安四周数十里中”。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使用熏炉，香球，香囊，香枕等多种香具，又以博山炉为最，是山林观与神仙信仰的一种表达。我们让炉中余香再次苏醒，重现当年秦汉的香气世界。

　　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一次难忘的沉浸式的历史之旅。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不仅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基础，更在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留下了无数瑰宝。秦汉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发展历程中散发着璀璨光芒，是增强民族自信和勇于创新敢于搏拼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