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正与变

窄船人

一

语言指认了事物，但也磨钝了感觉。我们用语言对人讲述一个事物，最初还能激起鲜活的感觉，次数多了，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感到索然无味。听的人固然看惯了老把戏，讲得人何尝不觉得尴尬，于是不免添油加醋。听笑话如此，读诗、写诗何尝不是如此？

什克洛夫斯基说，托尔斯泰写事物不用通用名称，而像第一次看见那样描述，让石头更像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陌生化’，将形式复杂化，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

惟其如此，才更能唤起人的感受。

当诗人想把他独特的感受形容出来，他总是要避免陈词滥调。为了提炼出他那个与众不同的感受，他只能放弃被磨钝的词语，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如果他成功了，他的形式上陌生、本质上贴切的表述，会把读者“惊醒”，让读者重新看见世界、感受情感。同时，他这种个性化语言成为他的不可复制的“指纹”，他以这种方式让人识别，也让人记住。

诗人表述自己感受的愿望、采用与众不同的表述的自觉，背后往往是对自我的与众不同的人格的追求。对他而言，沦俗，是最大的堕落。

这种追求，西人尤盛。庞德说：“诗人唯一需要对抗的，是陈词滥调。”我们的诗人也不胜枚举，如戴复古写道“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杜甫写道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有此意思。

　　所以，好的诗人是语言的拓荒者，而差的诗人是语言的拾荒者。艾略特的说法与这种表述很接近：“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偷窃；拙劣的诗人糟蹋所取，优秀的诗人化腐朽为神奇。”说透了这个道理。

　　一部文学史，其实正是无数人的拓荒史。从字源学上看，文字史也差不多如此。我们的语言中，同一事物有这样多的表述方式，同一词语有这样多的含意，与我们漫长的文化史中的拓荒有关。当然，这种拓荒并非文人的特权，民众的日常用语，也时时刻刻做着同意的工作。今天人们追逐网络词汇，那些“梗”，不也是这样流行起来，然后当大家的感觉磨钝了之后，又这样没落的？

二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追求个性化表达，有时会陷入或晦涩难懂、或形式主义的陷阱，不但没提炼出真实感受，反而遮蔽了它。
何况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用共通性的语言，最能快速、有效地指向这种情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顺利建立联系。所以有时诗人偏偏要追求共性的语言。很多诗歌，用的都是普通意象、普通的词语，偏偏成为好诗。关键是因为它背后那种共通的情感被成功抓取了，这才是诗的核心。
比如中国诗人的“用典”。
用典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发共鸣。熟悉典故的读者，一读就知道其深层含义，理解作者是在赞美、自伤、还是讽喻；同时含蓄委婉，有很多言外之意、未尽之言，可以留给读者回味。相因成习，诗人们甚至把每个典故的涵义固定下来，写香草美人是什么情绪，逐鹿和问鼎是什么象征，每个人都知道，诗人们还是继续用。
当然你可以说：虽然在他们在进行共性的表述，但每个具体的诗人的处境都是特别的，他在表述中，一定在共性的含义中加入了新的意味，仍然拓展了这个意象的边界。是的，只有在共性和个性这两极的力量的拉扯中，事物才获得推动。诗歌永远是“在熟悉中求陌生，在共性中求个性”。
叶燮用“正”与“变”来高度概括这种矛盾统一：“惟正有渐离，而变有渐合。正者，其体也；变者，其用也。”
他这话的含义，要比共性和个性的辩证问题要广得多。正，指诗歌的传统、法度、共同审美、文化共识、典故体系、基本情感；变，指个人风格、独特体验、时代新意、创新、陌生化、独特表达。二者关系如何呢？他说，唯有在守正的基础上，才可以追求变；而追求变，还要契合正。也就是说，再怎么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性的共通情感、审美规律、文化根基里。
　　“正” 是根本、本体、原则、共性；“变” 是运用、实践、表现、个性。“正”是体，即本体、根本、稳定的东西；“变”是用，即运用、表现、灵活的东西。
　　顾炎武说：“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哪个诗人不是这种心理呢？
　　只有读者，他只需要拿起作品，读着，等着被作品击中，就像揭去生活陈旧的面纱，让感觉重新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