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龄新长征 青春再出发，光明乐龄青春晚晴联谊会

愚公

自驾“转折之旅”

（第六辑 总第十二辑）

（注：本集素材收集自3月27日10：30~2026年3月28日10：30止）



【前方征程紧】

瞻仰二渡赤水二郎滩渡口

渝中分会/赵凤蓉

赤水奔流古渡头，

二郎滩上忆风流。

奇兵再渡惊敌胆，

雄略从容定远谋。

浪卷硝烟凝浩气，

碑留英气照千秋。

高瞻妙算真奇绝，

万里长征壮志酬。



银龄新长征 青春再出发

转折之旅感怀（之九、十）

欧茂林



九、七绝.茅台渡口

题记：27日8：30时，从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出发，前往三渡赤水怀仁市茅台镇茅台渡口，9：30时到达仁怀市茅台镇，参观游览了中国酒文化城。11时结束后，前往三渡赤水茅台渡口，参观游览到12时。午饭。

渡口简介

茅台渡口坐落贵州仁怀茅台镇赤水河畔朱砂堡，是1935年3月16至17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的核心渡口，属四渡赤水关键战略节点，现存纪念碑、纪念塔地标。

主要特征

区位关键：临赤水要道，依托河岸地形，分多点搭设浮桥渡河，以古黄桷树作缆桩固桥。

战术鲜明：声东击西、隐蔽机动，借渡口转战川南，巧妙调动数十万敌军。

红绿交触：红色长征文脉与酱酒民俗共生，留存军民互助、严守纪律的珍贵史实。

毛泽东的作用

毛泽东统筹全局、运筹帷幄，敲定三渡赤水核心部署，以此实施大范围战术佯动，诱敌西进、打乱围剿布局。

此役是其运动战经典手笔，为后续四渡回师、巧渡金沙江突围筑牢根基，堪称其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重要一环。

参观体会

驻足渡口，赤水奔流映初心，烽烟往事历历眼前。惊叹伟人用兵如神，敬佩红军以弱胜强、勇毅突围；感念军民同心、纪律如铁的赤诚。

今日山河安宁，皆由热血铸就，当传承长征风骨，笃行实干、勇担使命。这正是：

赤水涛涛渡铁军，

神机三调转乾坤。

茅台河畔铭雄志，

千载长征励后人。

十、七绝.二四渡赤水

题记：27日下午1：30时，前往四川古蔺县太平镇二渡、四渡赤水二郎滩渡口，2：30时到达，参观游览、拍摄微短剧到3：30时。后前往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镇陈列馆、太平渡口，4时到达参观游览到5：30时。后前往住地，入驻万豪客栈。

二渡、四渡赤水简介

二渡赤水（1935年2月18一21日）：红军扎西整编后，趁黔北兵力空虚，从二郎滩、太平渡回师东渡赤水，突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遵义大捷，重创敌军，扭转初期被动战局。

四渡赤水（1935年3月21一22日）：三渡诱敌西进后，红军极速折返，于太平渡、九溪囗等地四渡赤水，南逼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屏障，为巧渡金沙江、跳出四十万敌军包围圈筑牢关键一步。

主要特征

全程依托赤水流域开展机动运动战，声东击西、虚实相生；避实击虚、迂回穿插，以灵活走位调动强敌；不固守一线、善抓战机，以少胜多，牢牢掌控战场节奏。

毛泽东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掌舵军事指挥，精准研判敌军部署，定下回师歼敌、调敌突围的核心谋略；二渡谋胜、四渡破局，以出神入化的战术调动敌军，彻底扭转长征被动局面，奠定红军战略转移胜局，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参观体会

踏访旧址，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方知绝境求生的智慧与勇毅。赤水河奔流见证奇兵壮举，一渡一折皆是初心担当。

先辈以谋略破局、以信念克难，如今更懂：遇事当善思善变，守初心、敢攻坚，方能行稳致远。这正是：

赤水迂回出奇兵，

二回歼敌破危城。

四渡扬锋离罗网，

千秋韬略照长征。

2026年3月27日

于古蔺县太平镇万豪客栈



南乡子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机电仪分会/何泽华

九死一生秋，

四面包围敌手稠。

妙算神机谁赐予？

堪忧！

众寡悬殊不易收。

吾辈岂容羞？

将士三军个个牛。

戏弄蒋军于股掌，

毛周。

仁义之师万代讴。



银龄新长征 青春再出发

——转折之旅纪实之六

3月27日，周五，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山溪酒店，阴天，气温12℃—17℃，空气质量优。

我们早上八点去酒店附近的“老面小笼包”吃稀饭、包子、盐鸭蛋和豆浆。大家敞开肚皮，大快朵颐，整了三笼小笼包、六个盐蛋、三个茶叶蛋，外加若干碗稀饭和豆浆，七人一共消费54元，相当惬意！在八点半钟，我们开启了本次转折之旅第六天的行程。

汽车从鸭溪镇向仁怀市茅台镇极速飞驰，九点半到达茅台镇“中国酒文化城”。该城是贵州茅台集团于1993年至1997年投资兴建的大型酒文化博览馆，设有中国酒源馆、茅台馆等八个主题展馆，涵盖酒器、酒技、酒礼等主题，系统展示中国酿酒历史、茅台工艺、酒俗文化和世界蒸馏酒发展历程。在茅台镇，我们还了解到红军长征与茅台酒的诸多趣闻和佳话。

上午十一时，我们参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了解到茅台镇在红军的“生死攸关、伟大转折”，“机动转移、袭取仁怀”，“茅台三渡、诱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重围”战斗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接着步行到三渡赤水的茅台渡口瞻仰、拍照留念。

中午十二时，我们在赤水河畔的“特色洋芋家常馆”用午餐，餐费158元。

在用过午餐短暂休息后，我们于下午一点驱车去二、四渡赤水的古蔺县二郎滩渡口，下午二点半到达后，马上进行短视频拍摄、渡口瞻仰、合影留念等项工作。

在二郎滩渡口满载而归后，下午三点半我们又赶往“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从下午四点一直参观到五点才结束。

古蔺是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主战场，从1935年1月29日至3月23日，红军三进古蔺，两次渡过赤水河，历时54天，其光辉战斗历程，必将彪炳史册。

在参观太平渡陈列馆后，我们又马不停蹄驱车至二、四渡赤水河的太平渡渡口瞻仰、拍摄，一直持续到五点半钟，大家才意犹未尽地鸣锣收兵，六点钟到达古蔺县太平镇万豪客栈休息。

在万豪客栈短暂休整后，晚上六点半钟，我们前往客栈附近的“老字号萌市竹乡鸡汤”馆吃晚饭，一整只炖公鸡140元，外加两个小菜，七人共计消费160元。

我们今天参观了“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红军二渡、四渡赤水河的二郎滩渡口和太平渡渡口，我被毛主席出神入化的高超指挥艺术和红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所折服，更为四渡赤水作为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所感染。

何泽华报道

2026年3月27日



重走红军路过茅台镇之路

茅台酒香天下

渝中分会/赵凤蓉

在茅台镇，遍地酒香。

风来隔壁三家醉，

雨过开瓶十里香。

怒掷茅台震国威，

玉碎酒瓶香天下。

长见识了。



观赏体验茅台镇渡口

体验二郎滩渡口

体验老鹰石

四度赤水陈列馆

【后方大声援】



闻转折之旅七贤士

参观遵义纪念馆有感

青青分会/马永贵

长征最难忘遵义，

多少慨叹藏记忆。

危局扭转乾坤定，

赤帜高扬旭日丽。

四渡奇兵惊敌胆，

千山踏破展雄姿。

初心如炬昭千古，

伟业峥嵘永载史。



七绝三首·银龄新长征

重钢分会/张发明

题记：在欧会长的亲自率领下，七友转折之旅接近尾声。你们一路辛苦，一路精彩，一路分享，一路收获，圆满在即，热烈祝贺！

阅读欧会长3月27日转折之旅感怀（之九、十）与何泽华报道、谭世雄视频、赵凤蓉诗和李承虹、刘渝、肖芝梅等摄影有感：

一、颂四渡赤水·豪情

赤水奔腾战气横，

四渡奇谋鬼神惊。

伟人挥笔乾坤转，

万里长征铸盛名。

二、赞茅台酒文化馆·怡情

赤水凝醇酿玉浆，

红魂酒韵共流芳。

一馆藏尽千秋味，

醉里长吟岁月香。

三、赞七友转折之旅·深情·激情

七友霜鬓踏征程，

不辞辛劳忆长征。

丹心犹记当年事，

热血依然少年情。



贺重钢分会年会

重钢分会/张发明

伟人亲临重钢城，

六十八载颂心声。

银龄奋进新长征，

赤胆长怀红色情。

新老旗手今接力，

前贤后辈共担承。

初心不改凌云志，

再创辉煌启锦程。



忆峥嵘岁月，守初心使命

刘巧芸

八位银龄领头人，转折之旅即将完美收官。咱跟着微信游，看游记，品诗文，观视频，学知敬仰英雄不停步。你们老当益壮，更是风采依旧！



转折之旅后辈赞

重钢分会陈怀亮

题记：喜读欧会长、赵凤蓉、谭世雄、李承虹、何泽华、刘渝、肖芝梅等七勇士在欧会长率领下3月27日转折之旅所发表的诗词文章、图片视频等深受感动。特感怀。

诗文图频一连串，

又见当年红军汉。

主席雄略四渡策，

转折之旅后辈赞。

2026年3月28日

【重要资料】



陶晓明提供：

五颗子弹消灭一连敌人

——介绍张爱萍将军在《红军长征记》里发表的一篇文章

一方面军十二团在行军途中最前面的尖兵突然说：隐蔽！前面有敌人！原来他看见一个白军在挑水。

他没有看见我们，把他捉起来！连长说。

三个红军形成一个包围圈，走近那个白军。“我是伙夫，队伍在庙子里！”那个白军赶紧投降。

团长谢嵩和政委苏正华问，多少人？干什么的？伙夫说：五十多人，一个连，昨晚一夜没睡觉，现在都睡着了。

第三营把庙子围圈起来！赶快！团长下令。

围住庙子后侦查员向苗门口丢了颗手榴弹。“缴枪不杀！敌人从梦中惊醒，开始乱放枪。

杀呀！缴枪呀！四面八方的喊声不断，围攻的部队连发五枪。

我们缴枪了！敌人空着手从庙里走出来。

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这是蒋介石第九十六师的一个连，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的连长成了俘虏，缴获机枪三挺，二十响驳壳枪三支步枪四十五支，子弹三千发，电话机一部。



陶晓明推荐：

长征是中国梦真正开始的地方

站在赣南长征出发地的古榕下，凛冽寒风掠过耳畔，仿佛回荡着90多年前那群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出征的脚步声。重走这条二万五千里的“红飘带”，悬崖绝壁间的盘山公路如腰带绕云，岁月磨平了远征者的足迹，却让一种伟大精神在这片土地深深扎根。这便是长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源头。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为中国梦点燃了信仰之火。在雪山草地的绝境中，红军战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跨越生死；在遵义会议会址的青砖小楼里，我们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找到了真理之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这种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勇气，为后来的民族复兴奠定了思想根基。重走长征路，每一处遗址都在诉说：中国梦的征程，从一开始就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长征是党群同心的伟大远征，为中国梦筑牢了人民根基。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故事依然温暖人心，徐解秀老人的疑问早已给出答案：共产党就是与人民风雨同舟的人。老红军刘应启“万里长征是群众一程一程送过来的” 的感慨，道尽了胜利的真谛。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条与人民血脉相通的道路仍在延伸，成为中国梦最坚实的支撑。长征是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为中国梦铺就了前行之路。当年红军在乱云飞渡中蹚出的新生之路，如今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长征终点出发，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多载的新中国发展史正是长征精神的延续。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样需要这种浴火重生的创造精神。

今日长征路，更是一幅山河巨变的壮美画卷。在川西高原，曾让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大渡河畔，泸定桥的铁索依旧寒光闪烁，不远处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却以1100米单跨悬索桥的雄姿飞跨峡谷，红艳桥身如彩练挂云端，与古桥同框定格古今传奇。沿雅西高速前行，这条被誉为“天梯高速”的云端通途，沿着红军“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的足迹爬升，240公里路程串联起红色记忆与现代繁华，让当年数月难行的险路变为两小时直达的坦途。若尔盖草原上，高铁勘测队的身影穿梭在曾经的沼泽湿地，未来钢铁巨龙将跨越这片红军用双脚丈量的草原，续写“向死求生”到“向富而行”的新篇章。夹金山下，10分钟即可穿越的隧道取代了当年两小时的盘山险路，红军后代感叹“全年通行的梦想终于实现”，而这正是无数建设者传承长征精神，攻克软岩、瓦斯等地质难题创下的奇迹。

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始终闪耀。重走长征路，我深刻体悟到：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史诗，不仅是一次军事远征，更是中国梦的起点。它铸就的信念、真理、民心、创新之光，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征程。从瑞金机场的“空中桥梁”到花江峡谷大桥的“天堑通途”，从雪山隧道到草原高铁，今日长征路上的每一项超级工程，都是长征精神的当代注解。“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陶晓明推荐：

毛泽东因受到瞿秋白高度表扬而倍感自豪，瞿秋白赞他思想深刻

195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夜色格外寂静。中南海的灯光亮到很晚，丰泽园菊香书屋里，59岁的毛泽东坐在书桌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账，该好好记一记了。”桌上摊着纸笔，也摊着一段已经成了往事的友谊——那是关于瞿秋白的记忆。

这一天，他为瞿秋白写下那段著名的评价，用词平实，却极为郑重。那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回望，也是对一个早早走上刑场的战友的公允判断。毛泽东能在建国之后、百务缠身之时，专门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本身就说明瞿秋白在他心中的分量。

很多人熟悉瞿秋白，是从“文人”“翻译家”“书生”这些标签开始的。可在毛泽东的印象里，瞿秋白远不止如此。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干家；既是“跨党分子”，又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两个人的交集，横跨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井冈山斗争和苏区岁月，既有争论，也有惺惺相惜。

回头把这段关系理一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许多重大关头，毛泽东和瞿秋白往往站在同一条战线，只是分工不同——一个在前线发动群众，一个在后方挥笔立论；一个用枪杆子开路，一个用笔杆子破阵。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才撑起了那段中国革命史的骨架。

一、从广州到上海：两个“跨党分子”的并肩

时间拨回到1923年春天。29岁的毛泽东，还是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刚刚接到调往上海中央机关的通知。离开长沙之前，党内又临时决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不算顺，先北上上海，再南下广州，一路舟车劳顿，可谁都知道，这次会议意义非同小可。

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节点，24岁的瞿秋白从苏联归国，转道上海准备参加中共三大。他身上带着两样东西：一是成箱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一大堆；二是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新观念、新眼界。比起年纪，他的阅历要老成许多。

瞿秋白早在1917年就进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又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赴苏联采访，在莫斯科见到了正在改变世界进程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两次受列宁接见，这在当年简直是无法再提高的荣誉。

再看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摸爬滚打多年，对农民、对乡村极其熟悉，却还没太多机会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原著。一个是从基层摸索上来的“土专家”，一个是从莫斯科学成归来的“洋里手”，他们在广州的会场里碰到一起，本身就带着某种时代的象征意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代表们只有几十人，却代表着全国432名党员，要商量的是关乎党前途的大问题：要不要同国民党合作，要不要加入国民党。会议上争论很激烈，张国焘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是立场问题；陈独秀干脆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倾向于把共产党完全并入国民党组织。

毛泽东和瞿秋白，却在这个问题上出奇一致，都赞成国共合作，但不主张共产党放弃独立性。毛泽东更多从实践经验判断，他看到了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号召力，也看到了农民、工人需要更大旗帜来团结；瞿秋白则从理论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构，强调反帝反封建是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联合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暂时必须承担的责任。

有一点值得注意：瞿秋白既尖锐批评张国焘那套“关门主义”，也并不完全认同陈独秀“一切听国民党”的说法。他对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对策略却不死板，这在当年就显得有些“另类”。

中共三大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随后出任中央局秘书，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瞿秋白这次没进中央，但因为理论功底深厚，很快就在宣传战线挑起担子，成为党中央的一支重要“笔杆子”。

大会结束后，两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的“跨党”经历，当时在党内非常典型。孙中山此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推动全国革命，没有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很难成事，所以真诚欢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参与改组工作。

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负责组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他在长沙只待了半个月，就把国民党长沙支部筹建起来，随后又推动宁乡、衡阳、安源、常德等地相继建立地方分部，湖南临时省党部很快组建完毕。湖南能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完整的省份之一，这位“跨党分子”的功劳实在不小。

同时，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同样大多出自毛泽东的筹划。可以说，他一手在湖南搭起了两套框架：一套是国民党组织，一套是共产党组织，并且让这两套框架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格局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撑。

瞿秋白则留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主编理论刊物，又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给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试图让年轻人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他还经常往来广州、上海，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参与国民党改组文件的起草，尤其在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方面，和孙中山多次讨论，提出了很有分量的意见。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孙中山当选为总理，毛、瞿二人也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多年以后，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特意提到：“有一个鲍罗廷，是苏共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点出这两个人名，其实是在肯定当年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也把瞿秋白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二、宣传战线上的默契与分歧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明显抬头，开始公开攻击共产党，甚至放话要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与此相呼应的，是广州、上海等地陆续出现的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之类组织，看似高举孙中山旗帜，实则暗中排挤左派和共产党。

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一眼就看出这些新组织背后的用意。他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击。这个判断，既敏锐，又不拖泥带水。

差不多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方面也走上宣传前台。1925年秋，他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党内排斥共产党的倾向，强调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他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担任总编辑，专门用来反击右派舆论宣传

一边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文章，一边是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刊物。毛泽东和瞿秋白一个站在国民党阵地里发声，一个站在共产党阵地里组织反击，两边信息互通，配合相当默契。不得不说，这种双线作战的方式，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到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并对一批严重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分子进行制裁。看上去，这一回左派和共产党人占了上风，孙中山留下的路线总算保住。背后推动这块局面的，除了军政方面的努力，毛泽东和瞿秋白在宣传阵地上的连续作战，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1925年到1926年这段时间，毛泽东负责国民党中央宣传，瞿秋白负责中共中央宣传，两人几乎是“前后脚”出现在各种重大会议和重要刊物上。共同的工作经历，让瞿秋白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他曾经评价说，毛泽东的突出特点是善于发动组织群众，重实干、不空谈，说话写文章都不摆知识分子的腔调，说理通俗有力，很有感染力。

这一点，不难理解。对于中老年读者来说，毛泽东在那几年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对工农运动一线的长期深入，早就闻名于世。而瞿秋白作为一个“书生”，能在这样的实践型人物身上看到价值，并公开表达欣赏，说明他的眼界并不局限在书斋里。

不过，后来形势的急转直下，又把两个人推向不同的岗位，甚至产生过不小的分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上海、长沙等地惨遭屠杀，国共合作土崩瓦解。这一年，毛泽东上了秋收起义的前线，带着部队转战湘赣边界，最终在井冈山扎下根来，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瞿秋白则被推到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先后主持中央工作，对城市暴动、武装斗争作出了不少决定。

当时的中央路线，特别强调在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希望一举打垮国民党政权，这其中就有瞿秋白参与决策的成分。这条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受挫，造成很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在井冈山带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看上去有些“离经叛道”，却慢慢取得成效。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那个被一些同志认为“偏左”的瞿秋白，后来却成为最早公开肯定毛泽东农村道路价值的人之一。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态度变化，而是带着痛苦经验总结后的反思。

三、从“星星之火”到“毛泽东红军万岁”

时间来到1930年初。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一带，摸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办法。他把实践中的心得整理成文，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提出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红色政权，积累力量，最终形成全国性胜利的方针。

这篇文章的意义，知道一点革命史的人都非常清楚，它标志着一条有别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中国式道路的正式成形。而当时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系统工作的瞿秋白，对这篇文章和朱毛红军的发展，格外关注。

1930年前后，瞿秋白撰写文章，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介绍中国革命，重点介绍了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工农红军，以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的苏维埃政权。他特别强调，农民暴动成功的地区，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政权，壮大红军武装，这些行动给中国反动派带来巨大打击，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劳动人民。

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那句后来颇为人知的口号：“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这是公开文字中最早出现“毛泽东红军万岁”这一提法的记录之一。瞿秋白等于是第一个把“毛泽东红军”的名字，明确地推到了国际视野之中。

有人可能会问：这不过是一句口号，有什么特别？放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句话其实相当大胆。因为那时党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不少人还固守城市暴动那一套。瞿秋白曾经站在“左倾”一边，但在认真研究了朱毛红军的实践之后，能够公开用这样鲜明的方式肯定毛泽东路线，这本身就说明他不是那种宁可错也不改的“教条主义者”。

瞿秋白在文章里提到，有些反动派感叹“世界都反了”，抱怨什么都“反常”，把一切归罪于“共匪作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嘴里喊出的口号：“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这两种声音，一个出自被革命冲击得寝食难安的旧势力，一个来自从土地革命中得到利益和尊严的农民群众，态度截然相反。

就这样，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的实践，被瞿秋白这样有理论优势、掌握舆论渠道的人整理、宣传、放大，让更多国内外的同志看到，原来中国革命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这一点，对毛泽东路线在党内的逐步被理解和接纳，实际上起到了一定铺垫。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认可，不是简单停留在宣传层面。他在研究中国革命时，很清楚地看到了农民的作用，看到了乡村社会的巨大潜能。虽然他个人出身文人，又长期在大城市和国外工作，但在关键时刻，他没有被书本框死，而是承认来自山沟里的那套经验是真正长在中国土壤里的东西。

至于毛泽东，对瞿秋白的看法同样复杂但真诚。两人之间并非没有争议，尤其是在一些政治路线问题上，后期意见明显不合。但几十年后，毛泽东动笔评价瞿秋白时，仍然肯定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临难不屈的意志”，肯定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这说明在毛心里，瞿秋白绝不是可以轻易抹去的名字。

四、从刑场到书房：一段记忆的另一面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里，天气闷热。36岁的瞿秋白，被押解到园内的一座凉亭前。石桌上摆着四菜一汤，还有一坛酒，这是行刑前按旧例准备的“断头饭”。

一名国民党军官冷冷地问：“还有什么话说？”瞿秋白看了看桌上的菜，又看了看那坛酒，淡淡地回了一句：“那就让我把这坛酒喝完吧。”他慢慢坐下，举杯、夹菜，动作不急不躁，就像日常中的一顿便饭。从容的神态，让在场不少士兵都有些发愣。

酒喝尽了，他站起身，随手理了理衣襟，嘴里哼起《国际歌》的曲调，声音由低渐高，最后响遍整个园子。枪声响起，他倒在地上，从此停在了三十六岁的年纪。

这一幕后来被反复提及，并非为了渲染悲壮，而是因为它与瞿秋白平日给人的印象形成一种强烈反差：那个总和书本、讲堂、文章联系在一起的文人，到了生死关头，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坚定。有人曾评价他“书生意气”，但面对屠刀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求饶、没有一丝退缩，这种决绝，恐怕不少自诩“强硬”的人都未必做得到。

1950年，当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提笔为瞿秋白写评价时，中间已经隔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里，延安整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局势翻了几番，许多旧事、旧人都被时代的浪涛卷走。但毛泽东依然记得那个曾与他并肩在国共合作时期奋战的战友，记得那个最早向世界高呼“毛泽东红军万岁”的知识分子。

有工作人员一度疑惑：瞿秋白后期也有过“左倾”的错误，值得如此评价吗？毛泽东的态度却很明确。他重笔写下瞿秋白“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临难不屈的意志”，并强调这些精神和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这段文字后来广为流传，不光是对一个人的评价，更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表达：看一个革命者，主要看他在关键时刻的立场，看他最终是怎么面对敌人的枪口。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对瞿秋白的某些理论观点曾经提出过严厉批评，对他在某一阶段主导中央工作时的错误路线，也没有回避。但到了1950年，他写下的那段话，却完全抛开了情绪化的东西，不急于翻旧账，而是把重点放在瞿秋白整个生命轨迹上的贡献和牺牲。这个处理方式，很能说明两人关系的另一面——有较量，有分歧，但终究有理解和尊重。

瞿秋白当年曾说毛泽东“重实干，不空谈”，这句话放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愈发贴切。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用极其朴素的文字肯定瞿秋白，也从侧面说明，在他眼里，这位“书生”并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人，而是在枪口前也站得住的共产党人。

毛、瞿之间那种既有理论争鸣，又有相互赏识的关系，在中国革命史上并不多见。两个人代表着中国革命中两股同样重要的力量：一股是从农村、从基层、从实践里长出来的探索；一股是从书本、从世界、从思考里带回来的理论。两股力量互相碰撞、互相纠正、互相成全，才让这场革命最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瞿秋白倒在1935年的长汀，毛泽东坐在1950年的菊香书屋，时空虽远，某种意义上却仍然在对话。一个用生命画上句号，一个用笔墨留下注脚。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来说，看清这两个人之间的来往和评价，或许比单纯记住几句口号，更能理解中国革命走到后来那条/路背后的复杂与分寸。

陶晓明提供：

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不断夺取新的辉煌

顾士忠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主席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长征的胜利是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大局为重，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当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探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努力、不断奋斗、为我国创造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的、更大的、应有的贡献！

陶晓明推荐：

中央红军从湘江血战

到强渡乌江的转折历程

文贵

剑河史志 老促会

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完成了一段改写命运的关键征程。从湘江之畔的浴血突围，到清水江畔的战略调整，再到乌江天险的奋勇强渡，红军跨越广西、湖南、贵州三省，踏过湘江、清水江、乌江三大流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摆脱被动局面，实现了从 “左” 倾错误束缚到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伟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筑牢根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出路。

一、湘江血战

绝境中的生死突围1934 年 11 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直面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 湘江防线。这场战役堪称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蒋介石调集湘军、桂军及中央军共 30 万兵力，以何键为 “追剿军” 总司令，构筑起 “前堵后追、左右侧击” 的严密部署，企图将红军 “全歼于湘江以东”。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的全州、兴安、灌阳构成 “铁三角” 防御，修筑密密麻麻的碉堡防线，同时依托粤汉铁路和湘江水路快速调兵，形成合围之势。而此时的红军，在 “左” 倾错误领导下陷入严重被动：军委纵队携带大量辎重，如同 “搬家式” 转移，不仅拖拽行军速度，更让部队暴露在敌军火力覆盖范围内；战略决策迟疑保守，未能及时抓住战机，导致红军队伍首尾相距达 100 公里，陷入被敌军分割围歼的险境。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党中央及总政治部先后发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动员令，明确红军需 “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河”，以 “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 突破敌人最后封锁线。红军随即分四路向湘江进军，红 1 军团第 2 师、红 3 军团第 4 师作为前锋，向湘江渡口疾驰。11 月 27 日，耿飚、杨成武率领的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4 团率先抢占湘江界首渡口，红 2 师主力控制全州城西南的脚山铺，红 3 军团第 5 师抢占新圩，红军一举控制了从界首到屏山渡约 30 公里的湘江江段及所有渡河点，打开了西进的生命通道。

然而敌情瞬息万变，湘军刘建绪部抢先占领全州城，3 个师、2 个旅及炮兵部队从北面压向渡口；桂军则改变 “送客” 策略，倾全力北上，以 3 个师、1 个独立团向灌阳以北出击，1 个师调往兴安，南北敌军如一把巨钳，妄图夹碎红军的渡江通道。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已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展开惨烈的三大阻击战，以血肉之躯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

新圩阻击战

红 3 军团第 5 师率第 14、15 团和军委炮兵营，在灌阳新圩阻击北上的桂军主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在枫树脚一线构筑阵地，与桂军展开殊死拼杀。桂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炮火掩护反复冲锋，红军战士用刺刀、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阵地几度易手。经过三昼夜血战，红 5 师伤亡达 2000 余人，师参谋长胡震、红 14 团团长黄冕昌相继壮烈牺牲，红 14 团政委谢振华、红 15 团团长白志文等指挥员身负重伤，营连级干部伤亡殆尽，但始终坚守阵地，直至完成掩护军委纵队通过的任务。

脚山铺阻击战

红 1 军团主力在全州以南的脚山铺布防，抵御湘军 3 个师的猛攻。脚山铺北距全州 15 公里，南离界首 25 公里，是守护渡口的咽喉要地。湘军在 6、7 架飞机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红军依托山地工事顽强抗击，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峰岭等阵地展开拉锯战。红 5 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后，为避免被俘毅然自戕；红 2 师在黄帝岭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拼，用生命守住了核心阵地。战役中，红 1 军团司令部甚至遭到敌军迂回冲击，面临被端掉的危险，最终凭借指挥员的沉着应对和战士的奋勇反击才化险为夷。

光华铺阻击战

红 3 军团第 4 师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无险可守，红军只能背水一战。彭德怀军团长将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渡口仅几百米的祠堂里，亲自靠前指挥。11 月 30 日，桂军发起十几次冲锋，红 10 团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后不久也英勇殉国，部队由团政委杨勇继续指挥。红军战士前赴后继，以伤亡 400 余人的代价，死死守住了界首渡口，确保了军委纵队渡江通道的安全。

12 月 1 日，成为湘江战役的决战之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名发出紧急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 这份以三大最高机关联合名义发出的指令，将战役的重要性提升到关乎革命存亡的高度。红军各部抱定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的决心，在各个阻击阵地与敌军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至当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艰难渡过湘江，但担任后卫的红 5 军团第 34 师、红 3 军团第 6 师第 18 团被敌军彻底切断退路，陷入重围。红 34 师作为全军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率领下，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激战至弹尽粮绝，部队伤亡殆尽。陈树湘师长腹部中弹被俘后，为不被敌人胁迫，亲手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忠诚誓言；红 6 师第 18 团在陈家背地域与敌军血战，最终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部队由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过半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但这场血战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成功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更让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 “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致命危害，推动部队内部开始反思路线问题，为后续的战略转变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关键伏笔。红军在战役中展现出的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成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涅槃新生奠定了精神根基。

二、清水江畔

战略转向与民心凝聚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踏着战友血迹西进，突破桂军防线，抵达湘桂黔边境的越城岭山区，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这座海拔1864米的险峰道路崎岖，红军战士身着单衣、顶风冒雪攀登，不少人因体力不支倒下，却始终坚守前进方向。翻越老山界后，红军暂时摆脱桂军直接追击，却陷入了更为严峻的战略困境。

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迅速调集湘军、中央军及黔军共十余万兵力，在湘西至贵州松桃、铜仁一线构筑四道碉堡封锁线，形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口袋阵，妄图将红军全歼。此时红军已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兵力折损过半，战士们疲惫不堪、弹药匮乏，后勤补给极度短缺，若继续硬闯湘西，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基于敌我态势，提出放弃湘西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他指出，贵州国民党统治薄弱，黔军战斗力低下，群众深受压迫，便于红军立足补充；而湘西敌军布防严密，继续前往只会徒增伤亡。这一主张直指“左”倾教条主义症结，却遭到博古、李德等人的顽固拒绝，他们仍固守北上会合方针，对正确建议置之不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坚定支持。身负重伤的王稼祥明确反对“左”倾错误指挥，张闻天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选择，周恩来、朱德也逐渐认清原有计划的致命风险。党内军内要求改变战略方向的呼声日益高涨，“左”倾领导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围绕战略方向展开激烈争论。在多数同志支持下，会议部分采纳毛泽东建议，决定红军“西入贵州寻求机动”，向黎平方向转进。这一决定虽未彻底解决战略分歧，却为后续决策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迈出了战略转向的关键一步。会后，红军迅速西进，突破黔军薄弱防线，于12月中下旬转战至贵州东部清水江流域，先后攻占黎平、锦屏、剑河等县城，初步站稳脚跟。清水江是连接湘黔的交通要道，也是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而剑河县南加镇作为水陆枢纽，是北上咽喉要道，成为红军与黔军争夺的关键据点。

按照“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命令，红军前卫部队于12月16日向剑河南加镇发起渡江战斗。黔军王家烈部一个营凭借清水江天险，构筑工事、负隅顽抗。红军战士冒着炮火进攻，正面牵制与寻找渡口并行，经数小时激战击溃守敌，攻占南加镇并控制渡口，部分兵力按原计划渡江北上，准备继续向湘西推进。然而，北上湘西的敌情愈发严峻。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令黔军主力退守施秉、台拱一线堵击，湘军、中央军紧随追击，形成“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合围态势，红军北上之路被重兵封堵，继续执行原计划必将全军覆没。

面对危急局势，中革军委于12月17日晚十时向各军团发出紧急电文，作出关键性战略调整：命令一军团移至柳霁等地警戒，不渡清水江、改由南岸西进；九军团至腊洞警戒；三军团向五胡、罗里等地移动并侦察道路。这份电文彻底放弃北上湘西计划，明确向黔北发展的新战略，为次日黎平会议扫清实践障碍，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进入实质性转折阶段。已渡江的红军迅速转向，沿北岸朝镇远西进。

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地群众长期受反动政府和军阀压迫，苛捐杂税繁重，土地被地主兼并。加之国民党特务造谣污蔑红军，群众起初充满戒心，纷纷逃入深山躲藏。红军坚守为民宗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少数民族平等政策，明确反对民族压迫、尊重民族习俗，总政治部还发出指示，号召指战员向苗族同胞赠送礼物。在剑河等地，红军组建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将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群众，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剑河途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一位苗族老妇和一童子衣衫单薄、冻倒路边，得知其粮食被地主没收、儿子被抓壮丁后，当即脱下毛衣、取出被单赠予她，并送去一斗白米，叮嘱她红军是为贫苦人民谋幸福的队伍。这一温暖瞬间被陈云同志记录，成为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见证。红军的实际行动远不止于此：宿营后主动为群众打扫庭院、挑水劈柴；物资匮乏仍坚持公买公卖，不拖欠、不压价；医护人员主动为群众义诊送药。同时，红军通过张贴标语、召开大会等方式宣传革命道理，打破国民党反动宣传，逐渐消除群众误解。真诚换真心，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家，主动靠近红军。他们为红军捐赠木船、木板协助搭建浮桥，船工冒炮火运送红军；主动带路、提供敌军布防情报，帮助红军避开伏击；还为红军筹粮、护理伤员，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

红九军团在剑河休整期间，深入村寨宣传动员，赢得群众广泛支持，168名苗族青年集中参军组建苗族新兵连。据统计，红军在剑河期间共有636名各族群众入伍，补充了部队力量。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黎平会议），围绕战略方向再次激烈争论，最终彻底否定博古、李德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正式确立新的战略方向。清水江畔的战略调整与民心凝聚，是黎平会议顺利召开的重要前提。这段历程让红军摆脱被动困境，印证了毛泽东同志转兵贵州主张的正确性，进一步认清“左”倾教条主义危害，也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支持，为后续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召开遵义会议乃至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群众基础。中央红军在此完成关键性蜕变，彻底摆脱“左”倾错误束缚，踏上主动战略转移的新征程。

三、强渡乌江

天险之上的战略突破黎平会议明确 “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 的战略方针后，中央红军彻底摆脱了 “左” 倾错误路线的束缚，分三路向黔北腹地疾驰。

1934 年 12 月底，红军相继进抵乌江沿岸，一场关乎战略全局的天险攻坚战，就此拉开序幕。乌江作为贵州第一大河，横贯黔北高原，江面最宽处达 200 余米，水流湍急、漩涡密布，两岸绝壁高耸、荆棘丛生，素有 “天险” 之称。国民党军早已在此布下严密防线，企图凭借天然屏障将红军 “堵截于乌江南岸，聚歼于黔东地区”。

（节选）



陶晓明推荐：

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外国人笔下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一些亲历者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如勃沙特的《神灵之手》）。长征结束后，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进步人士进入“红色中国”，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真相的纪实作品，关于长征的报道通常是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其代表作有《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内幕》（海伦·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外国作家、记者、学者都对长征情有独钟，有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创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个人的长征》（李爱德、马普安）等纪实经典；有的博采史料深入研究，留下了《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迪克·威尔逊）、《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杨炳章）等学术力作。外国人笔下的长征，虽然也有一些失真失实之处甚至污蔑诋毁之词（如李德的《中国纪事》），也有一些不恰当不准确的表述，但总体而言，大都对长征的历史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情怀和无畏精神表达了由衷敬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叙述，既是长征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征精神财富的特殊呈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勃沙特与《神灵之手》

说到外国人笔下最早的长征记录，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其实，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灵之手》，出版时间比《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长征的外国人之一。因此有专家指出，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氏则是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勃沙特（R·A·Bosshardt，1897-1993），出生于瑞士，25岁时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传教，因仰慕中国文化，自名薄己，字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1934年10月，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等一行数人，在贵州旧州偶遇转战中的红6军团并被扣留。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50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坦率地指出扣留勃沙特主要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此后由于红军在艰苦的转战之中，各方联络不畅，加上各种阻挠，致使勃沙特在红军队伍中滞留长达18个月之久，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万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直到1936年4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勃沙特后来这样回忆最初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带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样。”

红军则把勃沙特等人视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文化侵略者。不久之后的一天，发生了一件给双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军对勃沙特的看法。当时红军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的贵州地图，但标识的是外语，萧克派人把勃沙特请来帮忙。勃沙特认出是一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两人连夜合作翻译，勃沙特讲，萧克记，把地图上的重要内容都注上中文。对勃沙特的这次帮助，萧克一直念念不忘，认为他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36年4月的一天，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释放你。”萧克特意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并亲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特十分感动。

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后，勃沙特到了昆明，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写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译为《抑制的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

该书在西方主要出版了英法两种文字共4个版本。1936年8月，扣留勃沙特的红二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时，《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该书共12章，约15万字（英文），附有部分原始照片和地图。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很快发行了第2版、第3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1978年，勃沙特应出版社之邀，依照1937年法文版用英文重写出版该书，书名改为《指导之手》。不久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新版本仍为12章，并增加了勃沙特离华后的一段附录文字，但全书篇幅有所缩减，英文原版所附照片和地图也未收录。

1985年，在山东济南原广智院图书馆发现了1936年英文版《神灵之手》。1989年，严强、席伟据此翻译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为题在《贵州文史丛刊》连载。2006年，黄河出版社以《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的书名正式出版了该书。此外，1989年昆仑出版社以《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的书名，出版了张国琦翻译的勃沙特回忆录，2006年又以《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的书名再版，其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的内容占有较大篇幅。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萧克写过这样的话：“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这番论述，无疑是对勃沙特著作历史价值的客观评价。

报道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经典：斯诺与《西行漫记》

美国进步记者和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堪称外国作者报道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经典名著。近90年来，该书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二万五千里》等译名，一再翻印重版，广为流传，成为享有盛誉的报告文学作品。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8年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担任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1936年夏，经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渴望了解红色中国的斯诺进入陕北苏区。斯诺和一同到苏区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陕北、甘肃、宁夏等革命根据地进行了3个多月的采访，对红色政权下的边区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保安城的窑洞里，毛泽东用沉稳平静的语调，向两位年轻的外国采访者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真相，特别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随着毛泽东的娓娓道来，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红军长征画卷，徐徐展现在斯诺的眼前。他决心要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空前绝后的惊人壮举，宣传到西方国家去，宣传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去。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对红色根据地的访问，带着记得满满的16本笔记、30个照片胶卷和电影胶片，以及沉甸甸的红军报纸、杂志和文件，从陕北回到了北平。斯诺和夫人海伦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仔细阅读那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斯诺还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爱国青年王福时。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可以说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该书在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1938年2月，由上海地下党组织，胡愈之筹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在上海问世。为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内容也作了部分修改。《西行漫记》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于将《西行漫记》第四、五两章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的（即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斯诺在1944年、1968年和1971年，也曾多次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修订。1979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根据原版翻译的中文本，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原貌。长征在《西行漫记》中虽然只占了1章约1.8万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一样，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在这一章中，斯诺几乎完整地写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既用大笔触勾画了长征的历史图景，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长征的艰险与红军战士的坚韧、勇敢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认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由于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还没有结束，许多史实还没有采访，因此他写道：“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历史已经印证了《西行漫记》经久不衰的魅力，也印证了红军长征的永恒价值。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名字，注定彪炳于长征历史的卷册。

（节选）



编辑·制作：陈重愚

202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