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创办始末

五色之翼

——纪念凤凰卫视创立30周年，用风一样的速度影响世界

张 林

智者交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息

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那一天起，全世界都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要回归中国。此前，邓小平与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1]进行了激烈而又不失理智的交锋。

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人不懂资本主义，所以管理不了香港。

邓小平说，那我们就找一个懂资本主义的人来管理嘛。
邓小平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2]。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智者的交锋往往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息，刘长乐为此感叹。

他密切关注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因为他决心在香港回归之前创办一家卫星电视台。

转眼十年。1994年，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三年了，早在多年之前就有心创办亚洲卫星电视的媒体人刘长乐觉得必须行动了。

刘长乐早前是中央电台军事部的负责人，他的两个创业伙伴一个是中央电台的同事崔强，一个是北京广院（传大）的前副院长王纪言。三人商量，一定要在香港回归之前把卫星电视办起来。在香港注册，在香港办台。国际卫星电视是当时最新的概念，也是影响世界最便捷的手段。在香港办电视台，一是“一国两制”，政策宽松；二是依托大陆，市场广阔；三是文化相通，南北互补。

“立足香港、依托大陆、覆盖全球”，当时就定了这么三句话作为办台方针。

用风一样的速度影响世界。

刘长乐开玩笑说，咱们的志气不是一般大，而是超级大。

刘长乐分析了自身的优势：第一，了解这个产业，了解它的运营环境和政策空间；第二，人脉关系好，从央视到省市级电台、电视台，都有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同事、同学，可以找到最好的人才，比如王纪言、余统浩（广东省电台台长）这样的，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第三，自己是记者出身，懂传媒又懂管理，还有商业运作的经验，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刘长乐郑重宣布，要把这些年办公司赚的钱拿出来，办一个在全世界都能叫得响的电视台。当然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将来我创业失败去摆地摊，你们别忘了来给我捧场啊！”

在海外做电视，很难自己包打天下，如果想把所有人才都找到，把所有设备都买好，从一张白纸到把电视信号发向天空，需要大把金钱，需要漫长的时间，弄不好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

就在刘长乐苦思冥想如何与新闻集团交涉，在“亚洲一号”卫星上（卫星上的转发器被新闻集团垄断）立足的时候，广东广播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余统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带来了默多克因为STAR TV（香港卫视中文台）长时间亏损、无法落地而焦虑不已的信息：默多克正在寻找通过与中国媒体合作获得变相落地的机会。

“咱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比巨人还高。”余统浩说。

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 默多克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在香港再出现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能不能与他合作呢？这是个特别难的难题。

默多克公开向中国示好的消息，刘长乐早就听说了，但与他合作的事却最费踌躇。

默多克是美国新闻集团的创始人，与他合作发展空间会变大还是变小？将来是否会与合作方发生激烈的观念冲突？

司汤达写过著名的小说《红与黑》，那是以悲剧结尾的。不管你的血有多热，情有多深，一旦被误解，多少年都翻不了身。
敢冒这个险吗？

这个决心难下，刘长乐想了好多天。

既然绕不过去，既然不能井水不犯河水，既然必须迎头相撞，那就想一个办法相互拥抱。

拥抱，有时是表示亲密无间，有时是为了把对方的肋骨勒断，有时是庆祝达成妥协。

几个星期后，刘长乐说：“好吧，我们直接与新闻集团联系。”
余统浩把电话打给了新闻集团。

不几天，刘琳达出现了。她身穿白色热裤，配一件鲜黄色的T恤，很酷的样子。她活泼、健谈，说话口气很大，名片印的是“新闻集团中国地区负责人”，但她谁也不领导，专门负责高层公关。

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刘长乐他们知道刘琳达是华裔澳大利亚人，40多岁，在新闻集团任职之前从未到过中国，却得到默多克超乎寻常的信任。

事成于秘

刘长乐与默多克方面约定，所有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事成则合，事不成各走各的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中国的事情特别奇怪：有些事明明是坏事，可是任你喊破天也没人管；有些事明明是好事，你敢透一点风立刻被掐死。

所以他们在绝密的状态下工作，连秘书们都不能旁听。

与刘琳达的谈判比较艰难，因为她不懂电视，条件苛刻，不愿妥协。而香港回归的时间却在一天天迫近，现在已经是1995年了。

刘长乐只能亲自到香港与STAR TV高层见面。

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澳大利亚人布鲁斯·多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这位从前门从容走进STAR TV位于香港港口区豪华办公室的健壮、戴眼镜的中国地产开发商，与那些跟世界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坐下来谈判的生意人非常不一样，默多克虽然已经习惯和世界领袖、亿万富翁、大亨，以及暴君短兵相接，但面对一个要求分享中国一家电视台合资企业半数股权的神秘百万新贵，还是头一遭。”

“身高一百九十公分（实际身高182），体重近一百公斤的刘长乐，是个体格魁梧，但企图心更大的男人。他要成为华语电视界的默多克，并拥有一个全球性的电视网。而且，他一面说，一面把高大的身躯安置在STAR TV经理室的一张豪华沙发上，他要利用与默多克一起创办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刘长乐的言行之中不乏自信与胆识。”

刘长乐就这样结识了有决策权的人物戴格里。

戴格里是新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是澳洲人，原是报童，当过排字工人。按咱们中国话说，也是个苦出身。后来，他得到默多克的赏识，平步青云，成为新闻集团有核心圈子里的人物。

默多克创办英国天空电视台后，与英国传媒打得一塌糊涂，电视台出现巨额亏损。默多克将戴格里派往天空电视台担任要职，戴格里不辱使命，成为天空电视台扭亏为盈的推手。现在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派到香港挽救危局。

戴格里不管天热天凉，都喜欢穿一双半高腰的黑色皮靴，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很自信的样子。

戴格里与刘长乐见面时，在STAR TV行政总裁的职位上已经待了一年半。有人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的两位前任因为业绩太差，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走了。

戴格里是个精明人，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把STAR TV前一年的1亿美元亏损砍掉了2000万，结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节目及分销合约，并把自己的卫星信号一分为二，一个主要覆盖中国地区，一个对准印度，这使得他的经营颇有起色。

但他也有弱项。他从未在亚洲待过，对中国相当生疏，缺乏得力人手，要想在“长城”上找缝隙，他还需要时间。但是，默多克等不及了，差不多隔一天就打一次电话过来，询问他工作的进展情况。

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需要一个真正能干事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必须能替他推开中国的大门。

戴格里与刘琳达的关键不同在于，两个人所处位置不同。刘琳达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桩合作谈不成可能不愉快，但不会有切肤之痛；而戴格里身上压着每年1亿美元的亏损，那种心理压力会让人坐卧不安。

戴格里跟刘长乐谈了两个小时后，有了新想法。他说，刘长乐与众多前来献计的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从未涉足付费电视业务，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新闻集团在全球各地的运营情况，而且进军世界传媒业的企图心可能仅次于默多克本人。

同时，刘长乐对中国法规环境的了解也让戴格里印象深刻。
双方相谈甚欢。刘长乐提议，由他的香港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新闻集团合资经营一个华语电视频道，双方各占一半股份。这个频道指的就是卫视中文台。

刘长乐说：“由于对内地媒体运作尺度、规则的熟知，希望由我方负责节目内容的编辑制作。换句话说，在合资公司里担任行政总裁的应该是我。”

这个条件，让新闻集团颇费踌躇。

多佛后来回忆说：“要想说服默多克，可得费一番唇舌。首先，这桩交易打破了他的黄金戒律：绝不拥有不受你控制的东西。他也不相信刘长乐有‘关系’可以弄到落地权，而那是他极力计好中国领导层，并且投下大笔资金后，至今仍得不到的东西。”

戴格里费了很大的劲才能让默多克接受他的想法。他对默多克说，如果刘长乐进来，就算这个华语频道落不了地、挣不到钱，起码也能减少一半亏损。这虽然不是一桩最划算的交易，但在与北京的关系没有解冻迹象的情况下，这种合作会使新闻集团得到一个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

戴格里很有些禅意，退后原来是向前。

人的腰杆和思维在账务的重压下容易找到办法。

谈判之艰巨快赶上巴以和谈了

在得到默多克的默认后，戴格里开始亲自到北京与刘长乐谈判，陪他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留着“小辫子”的澳洲人、高级广告副总裁，名字是Robert Blend；另一个是STAR TV中文节目的负责人梁浓刚。

他们一共进行了27轮谈判。从公司结构到股权分配，从人事安排到节目制作，协议是逐字逐句修改的。

双方语言不通，为了便于沟通，开始他们是在黑板上把各自的表述写下来，后来发现不行，黑板一擦，讨论结果就消失了，于是赶快买了一个巨大的教学用架子，挂上可以翻页的纸，每天把讨论的结果用中英文整理出来，分呈双方高层。

会议经常开至深夜才结束，余统浩留下来起草文件，然后连夜由三个新加盟的处级干部潘红星[3]、吴晓镛[4]、刘庆东[5]打印出来，第二天一早由崔强分送谈判对手。

刘庆东记得，余统浩写文件飞快，但不会打字，常常是起草完文件后打电话叫他过来打印。有一天早上，他打了一晚上的文件快完了，办公室进来个美女同事程珊珊。珊珊一惊一乍长吁短叹地说他真辛苦，刘庆东一产生共鸣就有些松懈，起身到小卖部买了包烟。他没存盘，回来一看电脑屏幕完全吓傻，那里一片空白。他忙问：“咋回事？我打了半天的东西呢？”程珊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按键怎么什么都没啦？”

余统浩当场被气个半死：“你这个程珊珊，自己不学习，还乱动别人的东西！”

美女哆哆嗦嗦吓跑了，刘庆东叹口气又从头开始。

创办凤凰卫视的谈判时间之长、之艰巨，快赶上巴以和谈了。

每次谈判都极其保密，除了几个核心人员，谁也不知道谈的是什么，只是从人们越来越轻松的表情上，判断事情进展还算顺利。他们每天谈完就去吃饭。那时候紫金宾馆附近有个“驴肉王”饭馆，有一天大家高兴，就点了最贵的“全驴宴”，驴头肉、驴耳朵、驴杂碎什么的，最后上来一盘菜叫“驴三件”。Robert Blend好奇地问：“驴三件是什么东西？”刘庆东就给他解释：“驴三件相当于男人和雄性动物身上的那三样东西，女的没有。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吃哪儿补哪儿，所以你多吃点有好处。”Robert Blend听懂了中国人的幽默，伸手把这盘东西端到自己面前说：“这一盘是我的了。吃哪儿补哪儿，今天晚上我就给老婆打电话，说我吃了驴的那个东西，我补成驴的那个东西就不得了了。”

梁浓刚光笑，对这些东西碰也不碰。

港人梁浓刚

梁浓刚是一个活得非常精致的文化评论家，大到身上穿的西装，小到就餐用的纸巾，都讲品牌，甚至一生只喝一种牌子的矿泉水，大陆没有这种牌子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水过来谈判。他的英文非常好，好到可以一字不落地用原文高唱甲壳虫乐队的经典歌曲，但他一说普通话，大家就得竖起耳朵，听得很辛苦。

梁浓刚是谈判的主力，也是戴格里的翻译。

刘长乐的秘书兼翻译段敏说，梁浓刚这位谈判代表出现得恰到好处，他是比较传统的香港人，一是对中西文化特别了解，会沟通；二是对STAR TV的业务熟悉，两边的意思他都懂。最主要的是，他了解戴格里的想法与习惯。这很重要，因为好的翻译有时候需要准确完整地表达，有时候要稍微润色一下再表达，把金刚怒目的气氛变得柔和一点，要不然就可能僵在那儿了。特别是双方在谈节目审查权的时候，事关电视台的命运，中方坚决不让，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结果谈判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是梁浓刚把本来已经很对立的情绪给调节过来的。最后，戴格里终于同意把节目审查权交给刘长乐。

这不仅是一个英文程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倾向性问题。
在新闻集团与凤凰卫视达成合作意向这件事情上，梁浓刚立了功。

他后来一直在凤凰卫视担任常务副行政总裁，直至退休。

“凤凰卫视”名字的来历

1995年的春天，段敏她们这些秘书经常听到刘长乐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电视台的名字，但灵光一现的时刻是在香港某家酒店。

当时是这么想的，电视台的名称一定要有中国特色，按地域来叫，可以叫“长江”“黄河”，缺点是这些名字有点像我军英雄呼唤炮火的暗号，何况那时候已经有了山西省的黄河电视台，再叫“长江”有点搭着人家名字走的嫌疑。“长城”“牡丹”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

后来刘长乐按照中西融合的路子，想到了中华文化的三个图腾：第一个是龙，但龙在世界各地并不都受欢迎，特别是西方人，他们把龙当成凶恶的形象；第二个是麒麟，麒麟名字还行，但样子不太招人喜欢；第三个是凤凰，凤凰比较飘逸，五色兼备，西方人容易接受，但却有个涅槃的说法，不知道是否吉利，也比较折磨人。

按照民间的理解，涅槃就是圆寂、往生。其实，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凤凰涅槃”的说法。这一说法，是郭沫若为了歌颂“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把埃及（一说希腊）神话里的“不死鸟”（Phoenix）自焚后将灰烬放进蛋壳，飞送到太阳神祭坛上再生的故事加以改造，结合中国佛教“涅槃”的转世说而创造出来的概念。

由于这个新的传说与中国民族复兴的精神契合，所以被民众所接受，呼唤中国如凤凰般浴火新生。这个新生的意境，也算是对刘长乐传媒人生的一个暗喻吧。

反复对比，最后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龙相比，凤凰柔和，不事张扬，却又曼妙。
《诗经》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
《左传》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离骚》曰：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这是个很中国的名字，也是一个寓意交汇融合的名字。俗话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凤一凰谓凤凰。凤为雄，属阳；凰为雌，属阴。在中国文化里，阴阳相合，此消彼长，是宇宙万物运行之道。

设计台标

既然以“凤凰”为名，就要在形象上与凤凰“名副其实”。戴格里联系了一家美国设计公司叫Three Ring，为凤凰卫视设计LOGO。

这一天，紫金宾馆来了位美国老太太Phyllis Seifert。刘庆东说，此人看不出年龄，反正一看就是个老太太。Phyllis Seifert双手10个指头上戴了8个戒指，特有艺术气质。她不会说中文，但是懂英文的兄弟们都哆嗦了一下，因为她说设计费是40万美元，当时约等于400万元人民币。

中国老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敢开这样的价，说明人家这公司实力不俗。刘长乐心想时间不等人，就是她了，赶紧把自己找到的各种各样的凤凰形象找出来给她看，介绍中国的图腾文化，连说带比画地要求这位美国老太太设计一个西方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东方传媒形象。

美国老太太看了半天听了半晌，眨巴眨巴眼睛，终于明白了。她特认真地说出她的心得：“噢，凤凰是一种会在天上飞的大鸟。”

她明白了，刘长乐却傻了。这样的人能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台标吗？

他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美国老太太又来了。这一次，该她震撼凤凰的团队了。她手里拿了一摞A4纸打印的卡片，全是凤凰的图案，一张一张摆开，把大会议室的桌子、椅子、地上全摆满了，古代的、现代的全有。等大家看完，老太太阐述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像开党小组会一样，三人一组分组讨论，汇总意见上报组织。

刘长乐相中了一个由两只凤凰组成的团凤形象。不过，这个图案每只凤凰只有双尾，中心位置上也没有现在的凤冠。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探讨，这两只凤凰变成了三尾，LOGO的中心多了一个凤冠。凤冠，为两只凤凰共有，表达的是中西文化融合。同时，它又像一只注视着世界的眼睛。LOGO的颜色是明黄，但又掺杂一些热烈、耀眼的红色。

刘长乐向外界解读这个LOGO的寓意时说，一凤一凰两只鸟，盘旋飞舞，共容在一个圆内，如阴阳太极图。一是说明东方特色的凤凰台是东西传媒合作的产物；二是两只凤凰尾部呈弧形打开，寓意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三是两只团凤本身构成一个地球，寓意凤凰将把影响力扩大到世界。

颐和园的龙船

1995年6月，北京颐和园将要闭园的时候，一艘可容纳200人的巨型龙船悄然驶出，刘长乐与戴格里、崔强、王纪言、余统浩、梁浓刚等人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

轻风拂面，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但所有人心知肚明：此次谈判涉及凤凰卫视的股权分配问题，这是合作的要害。那一天，刘长乐是说话最多的一个，前30分钟，签约的事一字没提，只是给戴格里讲解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戴格里听得眉飞色舞，无形中为双方最后签约创造了好的氛围。

龙船上讨论股权问题，人物依次是刘长乐、戴格里、梁浓刚、崔强

关于股权，刘长乐建议，考虑到央视的影响力与人脉，可由央视在香港的公司控股凤凰卫视10%的股权，这将对解决凤凰在内地的落地问题有所帮助。经过请示老默，新闻集团同意了这个建议：凤凰卫视由新闻集团和刘长乐旗下的今日亚洲公司各控股45%，由央视的香港公司控股10%。

不知何时，月牙悬空，鸟惊匝树，凤凰卫视呼之欲出。

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的那天晚上，刘长乐在北京西山的一个会所举行了级别相当高的酒会，与戴格里以及STAR TV副董事长、默多克长子拉克兰一起开怀畅饮。拉克兰非常高兴，结果喝醉了。他给老爸打电话说，刘先生很能喝酒，把我灌醉了。

电话那头的默多克很冷静地说，东方人喜欢和朋友开怀畅饮，喝得多说明是好朋友，但我希望不是酒帮助你们达成这个协议的，而是你们有成熟的想法。

终于释怀的戴格里

1995年8月底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正在央视五套制作《中国冠军录》的广院学生潘力接到他的老师钟大年教授语调急促的电话，让他带上摄影设备，火速赶到人民大会堂，为老师的老师王纪言拍东西。拍什么？不知道，保密。

潘力和一个同学火速到了，接头的人把他们带到二楼一个会议厅里等着。那个厅叫什么名字已经忘了，他只记得从窗户可以看到天安门和长安街。从那时起，潘力不断地被不同的人告诫，事前不能问，事后不能说。潘力跟个磕头虫似的不停地点头，心想我谁也不认识，想泄点密也泄不了哇！

不多时，刘长乐和崔强、王纪言、余统浩进来了，戴格里、拉克兰、梁浓刚也来了，陪同的人有段敏、李辉、宋莹坤。在这群人里，潘力只认识王纪言。由于不知道拍什么，潘力和他同学开机就拍，围着这群人转来转去，累得“两头大汗”。

潘力说，我记得人们落座后，刘老板和颜悦色地向老外们介绍了人民大会堂和窗外的天安门，然后一行人转入另一间大厅，大厅正中放一长案，上面放着待签文件。段敏招呼大家站好，刘老板和戴格里各自落座签约。

签字仪式。前排人员右二为刘长乐（时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右三为戴格里（时任StarTV行政总裁）右四为段敏。后排人员左起：梁浓刚（曾任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杰智·默多克、Linda Liu（律师）、崔强（曾任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王纪言（曾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余统浩（曾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伟（译员、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刘长乐与戴格里交换协议书，二人身后是崔强和王纪言

这时候潘力才明白，凤凰卫视就此成立了。

下午，潘力赶到紫金宾馆，把录像带交给王纪言。王纪言首先客气地对潘力同学饿着肚子工作的精神表示感谢，然后话锋一转，坚定地说：“拿回去，让你们钟大年老师编好后交给我。”

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凤凰卫视的第一份影像资料。

新闻集团专业化程度如雷贯耳，他们的主要领军人物都是在传媒一线的战火硝烟中拼杀出来的，特别看重实战经验。戴格里从小在家乡小报当报童、印刷工，经过层层打拼，最终才从人堆里冒尖出来，因此他不大看得起大学教授，认为教授可以夸夸其谈做学问，不能扎扎实实做电视。

签约之后，他问刘长乐：“刘先生，请问由谁来主导电视节目制作？”

刘长乐一把拉过王纪言说：“是这位王先生。他是广播学院的教授。”

戴格里狐疑地看了王纪言一眼，没有说话。

眼前这个人，虽然骨骼粗大，手掌有劲，不戴眼镜，有强悍之气，但教授的身份……唉，事情可能要糟糕。

直到戴格里退休要离开香港时才端着酒杯对王纪言说了实话：“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当年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不愿意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我害怕你把电视台办糟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国外，那些潜心学术的教授们一般是不操作传媒业具体事务的，理论专家的动手能力可能弱一点。但国内完全不一样，中国电视起步晚，电视台从成立那天起，做节目就跟广播学院绑在一起，广院的教授就是节目的策划人和编导。

王纪言从参加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开始，在教师的岗位上20年从未离开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而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这些经历，让王纪言不仅没有把事情办糟，反而游刃有余。

外界的朋友说，刘长乐与崔强、王纪言是一个超级三人组合。刘长乐被称为“老板”，崔强被称为“崔总”，王纪言因当过广院副院长，延续下来的称呼为“院长”。刘长乐大气而善于谋划，崔强稳重理性，王纪言热情诗意。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当班干部，都是孩子头儿，都是从最基层干起，一直干到厅局级，都是脑子里创意滔滔不绝，抢话说的主儿。有时三人开会，每张嘴都在说话，弄得刘长乐不得不打断他们：“哎，你们先等等，让我先说完。”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仨都好像跟睡觉有仇似的，一整宿不睡觉，早上看上去还倍儿精神。

凤凰卫视于1996年3月31日开播。后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广院高材生程鹤麟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不忘那一天，天上布满星，凤凰卫视开大会，我们开播了……

凤凰卫视的第一次大型新闻采访是1997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全部采访人员五人：吴小莉（中）、王多多（左）、刘星光（右）、张绍刚和矫捷。 《香港回归60小时播不停》主持人：右起李辉、陈鲁豫、窦文涛、许戈辉、梁永斌、吴小莉、卜邦贻

此后，有了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时的60小时播不停，有了911事件第一个向世界直播的华语媒体，有了伊拉克战争中的战地玫瑰，有了别斯兰人质劫持事件中的华语媒体冲上去，有了大事发生看凤凰的民众诉求，有了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情感纽带……

（摘自现代出版社《凤凰卫视这些年》）

[1]　撒切尔夫人（1925—2013），英国右翼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任英国首相，以政策强硬著称。在任期间对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做出了既深且广的改变，1982年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与阿根廷爆发了战争，被媒体称为“铁娘子”。
[2]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一生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因与列强签订包括《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内的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指责为“卖国贼”。
[3]　潘红星，原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
[4]　吴晓镛，原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凤凰卫视美洲分公司总裁。
[5]　刘庆东，原凤凰卫视国际运营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