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标准

荣玉

选自冯时的《文明论》 荣玉朗读

西方文化所讲的文明与中华古圣先贤对文明的传统理解大为不同。

西方文化的文明通常是指氏族制度解体后进入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这当然需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组织规划，同时还必须通过文字记录和传播，当然也应懂得金属冶炼。然而中华文明却呈现为一种迥别于国家形态的道德观和宇宙观，其以道德观解决何以为人的问题，以宇宙观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人类历史上独具特征的文明形式，也就不可能以定义国家的标准简单地定义中华文明。准确地说，中华文明以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所体现的形上思考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内涵，其中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形成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文明理论。东西方两种文明观的巨大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文化取向的不同，而且也决定了中华文明溯源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文明国家的三项标准对于定义具有前国家特征的中华文明是否具有借鉴的意义？应该具体分析。中国的早期文字作为原始宗教的产物，当然也就是文明的产物。由于文字起源的年代远远早于国家的形成，因此，尽管以文字作为国家诞生的标准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而言，探索文字的起源确实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此相比，城市和金属器两项标准的文明意义却有不同，其或与中华文明的固有制度及文化传统不合，或没有资格作为定义人类文明的标准，需要讨论。

城邦国家制度下的城市概念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其与中国王朝处于外服中心的内服王庭制度大相径庭。

西方文明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都不被视为足以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条件，况且技术的高下总是相对的，因此技术水平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成为建立文明理论的永恒准则。显然，衡量是否文明的标准，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原则不应该也不允许是动态变化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我们承认新技术总会超越旧技术而具有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后人比他们的前人更文明的结论。事实上，以这样的观点审视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其说建立了客观标准，还不如说没有标准。

动态变化的技术进步尽管反映着人类的自我革命，但哪种技术可以作为确定文明的必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却很难落实。当人类有能力制造石器工具的时候，必然显示出其已较只懂得利用天然工具的进步，而且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也表现出比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进步，然而青铜工具的出现却使石器沦为了一种落后的材料。不仅如此，铜器虽然相对于石器是进步的，但相对于晚出的铁器则又可能是落后的。因此很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使文明的标准很难固化。其实，为什么非要以铜器作为文明的标志，而不可以换作石器或铁器乃至今日的工业文明作为标准，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况且不同的技术为着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其对人类文明历史所表现出的进步意义也完全不同。青铜器的进步并不体现在其制为武器而有着比石质兵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如果一种技术的所谓进步性需要通过提高屠杀人类的效力来实现的话，

那么这就根本不是文明，而只能是残暴和野蛮。或许华美的青铜器作为礼器更容易被人视为具有文明的意义，似乎这种富有章采的器物可以显示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气派。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礼器的意义却唯在合宜，其并不一味追求外表的华贵。所祭必象其类的礼旨可以使粗陋的陶器成为祭天大礼中最重要的礼器，原因即在于先民只为求得朴素的礼器合于天帝质朴的神格。很明显，无论以什么技术定义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事实上，技术的进步是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这意味着技术作为政治与宗教的附属，并不具有定义文明的独立意义。

诚然，技术的进步其实并不限于对工具的改进，火的使用难道不具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吗？当然不是。人类始知用火意味着他们不仅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有能力支配一种自然力量，从而成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因此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火的使用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韩非子·五蠹du四声》：“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事实上，火不仅可以保护自己，驱散野兽，而且以火熟食更是促进人体器官和大脑发育最重要的原因，其促进了人类的进化，使人类的智力大别于禽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始知用火甚至比制造工具更具有意的优秀传统。

人类社会的主体当然只能是人类自身，这意味着由人所建立的文明社会首先就应该是文明人的社会，而并不是为玄幻的技术所充斥的无情无灵的世界，这意味着如何成人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文明社会的核心问题，而技术为人类所用，是不允许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况且文明人与野蛮人利用技术的目的也绝不相同，这体现的即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