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开河上的两座桥

何苦呢

　　每当暮色四合，我总会想起那座铁桥。不是刻意地想起，而是它自己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带着钢铁的锈味和江水的气息。九江城区的老家早已拆迁，龙开河也填成了宽阔的马路叫“九龙衔”，唯有这两座桥，还固执地留在心里，像两道不肯愈合的旧伤疤。

▼《九江铁桥》九江藉书画家殷俊中先生画于一九六零年

　　铁桥是民国年间修建的。小时候听老人说，修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国仅有的“四大口岸”之一，有租界“洋街、洋房、洋油站”是洋人的天下，钢铁要从国外运来，每一棵铆钉都带着异国的印记。桥身是深灰色的，走在上面能听见脚下铺设的木板檩条“咚咚”的空响，像踩在一头巨大的钢铁巨兽的脊背上。桥面不宽，刚好容得下两辆人力车交会或一辆小轿车通过，双侧人行道更是窄得只能两人并肩。栏杆上的铁锈一层盖一层，摸上去粗糙而温暖，那是岁月亲手包浆的质感。

记得第一次独自过铁桥，是儿时学龄前好奇和两三个同伴去城里那一边车站看火车。另一次是父亲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抓着车座下的弹簧。桥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偷眼往下看，龙开河水浑黄地流着，打着旋儿，好像随时要把人卷走。“别往下看，看前面。”父亲一口四川腔调，话音被风吹散了，但那句话我记住了——过桥要往前看。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说的不只是过桥。

过了铁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家国营桥西百货商店，还有一家餐厅叫“刘胡兰食堂”，沿着河岸另一条扬子巷再走一里地，就是新桥。这座水泥桥是新中国建立后修的，宽阔、平整、结实，桥面上画着雪白的交通标线，桥栏是水泥本色的，每隔几米就有一盏路灯。比起铁桥的老态龙钟，新桥简直就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们叫它“新桥”，叫了几十年，一直这么叫着，好像它永远年轻，永远不需要名字似的。

▼《九江新桥》九江藉书画家殷俊中先生于一九六零年暑期返回九江家门口的写生作业

　　新桥周围慢慢热闹起来，桥东头有着一大片花园广场，大中路开了百货商场、越剧院、菜市场、粮油供应站、杂货五金店、国营饭店，桥西头则是平行的一、二、三马路和九江火车站。这里渐渐被人叫做“新桥头”，一个方圆几里的地方，就因为这个无名的新桥，有了自己的名字。住在两岸的人家，逢人问起住在哪里，总说“新桥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骄傲——好像住在桥边，就离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更近一些。

两座桥的中间，夹着几个小巷子我的家。老屋是青砖黑瓦的平房带独楼，出门可以看见另一端甘棠湖，街面上种着一棵棵法国梧桐树，春天开满嫩叶似花，像一团团淡紫色的云。我常在黄昏时爬到屋顶二楼梯台上，向西望去看两座桥在夕阳下的样子。铁桥是深沉的，把影子长长地投在江面上，像一条不肯入睡的黑龙；新桥则是明亮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桥上的光映在水里，碎成千万片金箔。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沧桑，什么叫变迁，只觉得好看，好看得让人心里发疼。

龙开河的两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东岸有长江轮船港，码头上永远忙碌着，轮船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路上汽车的突突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劳动号子。我常和小伙伴们跑到码头上玩，看那些从上游武汉，下游南京、上海来的大轮船，船身上的白漆被江水泡得斑驳，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水手们站在甲板上抽烟，用我们听不懂的口音聊天，那语气里有种见过大世面的从容。

西岸则是南浔老铁路，铁轨从北向南延伸，看不见尽头。火车来的时候，大地会轻轻颤抖，铁轨发出嗡嗡的响声，像有什么巨兽在地下翻身。我们常在铁轨上走比赛，看谁走得最远不掉下来，也许后来的模特步是从这里追逐学来的。火车来了也不怕，远远地就跳开，站在路边数车厢——一节、两节、三节……数到后来就乱了，只听见“哐当哐当”的声音，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暮色里。

连接两岸的，就是这两座桥。铁桥老，新桥新；铁桥窄，新桥宽；铁桥慢，新桥快。它们像两个时代的标志，立在同一条河上，彼此能看见，却永远无法理解对方。但人们不管这些，赶火车的走路走铁桥，去码头的乘车的过新桥，早晨从新桥头买豆浆油条萝卜粑回来，晚上从铁桥那头接放学的孩子回家。

在这两座桥中，最忙碌的要数新桥。它是连接城市东西两岸的唯一主干道——浔阳路，车来人往，十分繁忙。我就读的学前班位于桥西的二马路滨兴小学，整整两个学期，我每天背着小书包往返四趟。暑假期间，曾在桥头交通岗亭旁摆过茶摊，卖凉茶；涨大水时，家里在这里搭过帐篷，度过洪水淹没城市低洼地段的日子。这里承载了我不少童年的记忆。而铁桥留给我的记忆则是，“文革”初年它就成了危桥。上桥的桥面木板条被拆除，只剩大口径供水管和桥梁的钢梁连接着地面与主桥面。有时，我调皮地像走独木桥一样练习平衡，走上铁桥，这也成了我儿时的一大乐趣。桥就是桥，连接着此岸与彼岸，连接着生活与生活。

我真正理解这两座桥，是离开家乡以后。在其他大城市里出差、工作，走过无数立交桥、跨海大桥、高架桥，它们都那么现代、那么壮观，可没有一个能走进我心里。每次回家，远远看见铁桥深灰色的身影，心里就踏实了，像看见一个不会说话的老朋友，它还在，一切都还在。

最后一次见龙开河，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从深圳偶尔回九江撞见了这一幕。河已被填去了大半，两座桥拆了一座——记不清是铁桥还是新桥了，或许两座都已不存。站在新桥头往下看，昔日的龙开河让人浮想联翩：小时候在这里学会游泳，河岸港湾里白帆林立，木船往返穿梭；夏日里吃西瓜、甘蔗几乎不花钱，我们潜游在水中，与那些游泳的大哥哥们声东击西，在船舷边偷瓜摸蔗。若遇船老大发现用撑船的竹竿追打下来时，我便一个“迷茫”——九江话里，便是潜泳——溜走了。也曾想起灾荒困难时期，父亲退职无固定工作后，便在这条河岸水边搭起了三角棚子，掰罾捕鱼。可眼下望去，龙开河只剩一条窄窄的水沟，浑浊的水缓缓流淌，象一条垂死的蛇。两岸的防洪堤坝已荡然无存，码头的石阶还在，却被建筑垃圾埋去了大半。远处，新的楼层正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

那天我在桥上站了很久，看见一个老人推着自行车过桥，车上坐着个小男孩。老人指着干涸的河床说：“这里以前是河，很大很大的河。”小男孩问：“河呢？”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河走了。”

河走了，桥也没了，新桥头的地名却留了下来。每次回九江，坐公交车听见报站“新桥头到了”，心里就微微一颤。下了车，站在宽阔的马路上，车流如水，高楼如林，哪里还有桥的影子？只有地名还在，像一块小小的碑，纪念着一条消失的河，两座消失的桥，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桥，心里最念的，还是龙开河上的这两座。它们让我明白，有些东西消失了，不是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记忆里，在梦里，在每一次回望故乡的目光里，铁桥还在，新桥还在，龙开河的水还在流，两岸的灯火还在亮。

只是过桥的人，已经不在了。他们都去了哪里呢？也许都去了桥的另一边，那个叫做“过去”的地方。而我，还在桥的这边，望着，想着，写着，像一列永远过不了河的火车，在铁轨的尽头，发出长长的、孤独的汽笛声。